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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日訊】 電視中又在播小品，趙本山和宋丹丹外加名牌主持人崔永元。住上二層小樓的致富了的老農民，與中央台大腕談天說地，從自己的初戀到克林頓的桃色緋聞，從改革開放的讚歌到嘲諷霸權的打油詩，最後以亮相姿態抒發小康時代的豪情：“風景這邊獨好！”而他倆追逐的明星——倪萍和趙忠祥——在貴賓席上笑得老樹開新花。
小品，近幾年大衆文化中最陰毒的精神調笑，如果僅止於娛樂和休閒，這樣只供一笑的庸俗和無聊還有正當的存在理由和權利。但是，大陸的小品不是美國的“脫口秀”和港臺的“肥肥姐”，決不會很單純地“爲娛樂而娛樂”，而是要“寓教于樂”，使之具有主流意識形態的幫閒功能，在淺薄、無聊、庸俗、噁心的調笑中，加入大量民族自尊、太平盛世、“三講”後的廉潔正直和“真善美”的道德說教，諸如“美國人倒著刷盤子”、“美國鬧緋聞俄羅斯換總理環顧全球冷暖風景這邊獨好”……皆贏得了最熱烈的掌聲，被評爲一等獎。
我讀大學中文系時，才知道“寓教于樂”是社會主義美學的最主要原則之一，來自毛澤東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是毛澤東時代並沒有很好地實踐這一美學原則，在階級鬥爭的狼煙四起和陰謀重重的險惡之中，除了階級敵人的陰險冷笑和革命英雄的仰天大笑外，還能抖出笑料的人肯定居心不良，誰敢在樣板戲裏調戲觀衆？
只有到了小康時代，“寓教于樂”這一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才得到普及化實踐。八十年代是相聲的黃金時代，九十年代小品紅極一時，它是調笑心態的舞臺化和程式化，是世紀末中國人精神的準確外觀。如果說，港臺的悄聲軟語是中國人的主要抒情模式，那麽，小品就是大陸人特有的調笑大餐，有沒有受歡迎的小品節目，已經成了社會衡量電視中的各類晚會和綜藝節目重要標準之一。以陳佩斯、趙本山、趙麗蓉、宋丹丹，潘長江、黃宏、郭達爲等人代表的小品，是大衆的精神鴉片；上演小品的各種大同小異的晚會，類似於具有多種娛樂功能的“精神大煙館”，主流意識形態本身所完成不了的灌輸功能，借助於舞臺小品這種精神鴉片的致幻效果來完成，而且是超額完成。
這幾年，與小品的火爆並行的是古裝戲泛濫成災，從“宰相劉羅鍋”、“戲說乾隆”到“康熙微服私訪”、“還珠格格”，而這些電視劇的人物對白和情節設置，都有幾分小品的調笑風格。帝王們既威嚴而不失人情味，如同關於毛澤東、周恩來的回憶；又清明而滑稽，頗有幾分宮廷弄臣兼開心太監的角色。過幾天，中央電視臺的黃金時間，繼《水滸》、《雍正王朝》之後又要播出大型連續劇《戰國》。主旋律不敢直接觸碰現實，只好在故紙堆中尋找灌輸資源和消費市場，至多弄出點“劉羅鍋”和“雍正”式的借古諷今，仍然脫不去幫閒功能。清官最終一定在聖上的支援下戰勝貪官，正如中共的紀委書記或檢察院長一定在黨委書記的支援下搬倒不可一世的腐敗家族。用古代帝王銳意改革和公正廉潔的開明形象來包裝今天的執政者，用古代的清流讀書人的空談誤國來貶損今天的具有批評態度的知識份子。電視劇設計了雍正對讀書人“造反”的鎮壓而有利於改革大計的情節，正是別有用心地爲中共壓制言論自由和學生運動正名。粉飾太平盛世和向執政者獻媚，是這類古裝電視劇的主要意識形態功能，而調戲觀衆是其收視率的保證。
即便是娛樂大於道德灌輸的《還珠格格》，在打打鬧鬧和蹦蹦跳跳的嬉戲之中，也借助于通行全世界“灰姑娘”的故事原型，表現對權力的嫵媚、羡慕和渴望。不同時代的不同民族有著不同版本的醜小鴨變白天鵝的故事，好萊塢影片《Ｐｒｅｔｔｙ Ｗｏｍａｎ》也是這類原型的現代翻版：賣淫女郎由一夜風流而榮升爲億萬富翁的所愛，大飯店的豪華套間與貧民窟的擁擠公寓之間，夜遊在街頭的性感超短裙和散步在綠草如茵的貴族式莊園的拖地長裙之間的鮮明對比，征服了全世界的中產階級和平民社會。而這類“灰姑娘”的流行故事變種到官本位的大陸中國，決不會是單純的“富”，一定要有權力之“貴”；決不是西方式的由富而貴，而是中國式的由貴而富，億萬富翁的頭上要戴一頂皇冠。
流落街頭、住在大雜院、與社會的下九流廝混的皇家私生女，經過複雜、驚險、惡作劇百出的尋父認父過程，終於認主歸根，得到了乾隆帝的確認和整個宮廷的接納，從此過上雍容尊貴、仆廝成群的生活。其中貫穿著宮廷式的富與貧、貴與賤、善與惡、忠與奸、智與愚恩與威、冷酷與溫情、權力與人性、文雅與粗俗、勇敢與懦弱之間的鮮明而淺顯的對比。“小燕子”趙薇成了生長於改革背景下的一代孩子們的偶像，不僅大城市中衣食無憂的家庭“小皇帝們”特別喜歡此劇，就連一些偏遠農村的窮孩子，都把《還珠格格》的招貼畫貼在家徒四壁的炕頭。
權貴私有化時代提供了太多一夜暴富的示範，加之學校中、家庭中和社會上的耳濡目染，都在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攀權附貴的種子，使富貴攀比成爲孩子們的正常心態。他們自然羡慕小燕子在一夜之間由街頭浪兒到皇家千斤的幸運，向往她所具有的那種既衣食無憂又可肆意妄爲地發揮青春天性的特權。在“我是瘋兒我是傻”的兒童式自白背後，是庇護著這種胡作非爲的皇族特權，與改革開放時代的一個個暴富的權貴家族正好相互映襯。中國幾千年的官本位傳統早已深入民族的骨髓，現在又有太多的事實向孩子們展示著“好父母”的諸多方便，誰不想出身於權貴之家，有一對大權在握的“好父母”，有一個人人爭相羡慕的好血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是也。何況小燕子和紫薇的得道升天的曲折經歷所具有的傳奇性及戲劇性呢！
今天的中國，執政黨通過大衆傳媒進行著雙重控制：既操縱著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問題的主導意識和合法性辯護，又通過提供只值一笑的文化垃圾腐蝕人們的精神。一方面鼓蕩起公衆的攀權附貴的狂熱，另一方面把百姓訓練成冷漠的消費者，讓他們別無選擇地只能追求短暫的感官享受，而不關心任何嚴肅的社會問題。民衆的強烈反腐敗要求，與其說是出於對社會公正的道義要求，不如說是出於“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嫉恨心理。實際上，法律之外的腐敗式交易，才是人人都追求的最佳獲利方式和人際關係的常態規則，政治權力才是人們最想得到的稀缺資源，當官才是人人羡慕和嫉妒的職業。大陸公開發表的關於大學生擇業調查表明，最受關注的職業中，“從政”或“當官”始終是大學生擇業的優先目標。
許多外國人來中國，都爲北京等大城市的巨大變化和驚人繁華而感歎，但是他們走馬觀花式的印象，掩蓋著極爲醜陋的人性和懸殊的貧富差異。老外們很難想象，爲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中的燈紅酒綠提供血肉的，正是對農民的嚴重剝奪、對失業者的漠不關心；支撐著權貴們一擲萬金的，正是教育的日漸荒蕪和環境的日益耗損，以及被屠殺被監禁被驅除的無辜者的呻吟、乞求和沒有回應的抗爭。
在大衆文化的風靡中，腐朽的傳統政治與墮落的現代消費結合起來，冷酷的現代專政和冷血的大衆找樂融爲一體；政權和商業的共同操作所創造的文化消費市場，把自卑自傲的民族主義和虛張聲勢的反霸權變成暢銷讀物，把一夜暴富的渴望製作成看不完的肥皂劇，把壓抑以久的性欲變成現實中的“包二奶”和“泡小姐”，再包裝成文化産品中的沒心沒肺的婚外戀矯情和放蕩的床上尖叫；把毛澤東加格瓦拉式的無產階級造反革命，變成准知識貴族的雞尾酒會；把爲弱勢群體鳴不平的呐喊，通過商業炒作變成文化賣點和高額的市場利潤；把用大資本家的錢支援的學術評獎，變成了掌勺的學術青紅幫私分大鍋飯（正如權貴們把企業上市變成代理人瓜分公共資産一樣）……本來應該承擔社會批判與公衆啓蒙的責任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成爲執政集團的附屬物，成爲執政黨操縱大衆的辯護工具；另一方面變成了文化商人，操縱著精神鴉片的生産和銷售。他們在自艾自憐地感歎人心不古和知識份子邊緣化的同時，卻仍然以獨霸的話語地位進入權力的中心和文化市場的旋渦，既當執政黨的高級幕僚又做大資本家的高級打工仔，通過出賣學術誠信和道義良知來完成了與權力與金錢的結盟，順便也完成了自己的私人資本積累，弄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或常務懂事幹幹。
於是，在沒有基本的制度常識、權利常識和做人常識的畸形社會中，成爲知識界的口頭禪的“多元化”也變得非驢非馬，甚至就是指鹿爲馬。一方面，在官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強制性在場的背景下，“多元化”根本沒有法律的保障和倫理的依託，被政治恐懼籠罩的知識界刻意回避爭取自由權利的言說和行動；另一方面，在政治高壓和商業誘惑的雙重作用下，知識界又高聲呼籲絕對的“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縱容和鼓勵一種泯滅一切價值、“怎樣都行”的文化流氓，十足的犬儒態度成爲“以無厚入有間”的利器，無論在何等處境中皆能逍遙地“遊刃有餘”，達致如入無人之域的化境。
特別是當前的人文理論和作爲顯學的經濟學，成爲權力與金錢的雙重附庸，與權錢結盟所共同形成的社會控制同進共退。“腐敗”有利於改革，“權威”有利於制度變革，加強中央財政有利於宏觀調控，政治冷漠有助於避免全民政治，人民公社、鞍鋼憲法和文革是真正的公衆民主，大衆文化代表了中國文化與國際社會接軌，甚至造成巨大生命和財産損失的大水災，也成了有助於刺激內需和拉動經濟高增長的寶貴資源等等。他們製造的文化産品，不再具有任何批判意識與啓蒙功能，而墮落爲辯護意識與休閒消費。當學者變成了小康時代舞臺上的明星戲子，學術自然蛻變爲裝點繁榮盛世的晚會上的小品。所謂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知識份子的戲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謂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不過是知識人放棄知識而進入文化市場而已；學者明星成爲小康時代最醒目的文化標誌。
八十年代末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無論有多少遺憾有待彌補，但它畢竟是知識份子利用大衆傳媒進行嚴肅的公共啓蒙的第一次嘗試，而現在看來，所有遺憾中最大的遺憾，就是它成爲這種嚴肅嘗試的終結。六四之後，儘管進入影視傳媒的知識人成幾何基數增長，但是《河殤》類的具有嚴肅啓蒙意識和改革激情的電視政論片已經絕迹。大量被聘爲各類電視欄目的策劃或顧問的知識人，僅僅是有著高額利潤的傳媒産業的雇員，至多是高級白領。他們是明星主持人臺詞的製作者和文字潤色者，是各類晚會導演的暫時幕僚或高參，是長篇電視劇的總策劃或“捉刀人”，是提升某一欄目文化品味的嘉賓，是影視精品節目的知識點綴，是趕場般地參加各種座談會的“捧哏”者，甚至是“電視購物”中的導購小姐或先生，是“電視紅娘”中初戀者們的客串知心熱線……知識界的批判意識墮落成完全的空白和指鹿爲馬的誤導，學術討論變成了市場炒作和商品交換，個人自主性批判變成了名星表演，社會的鑒賞品味自然就變成了對港臺式的“玻璃心”的咀嚼，如同口腔糖的消費。從閱讀中汲取精神營養變成了影視畫面的追星群體，人們淺薄到只聽通俗歌曲，只看港臺影視，只欣賞調笑小品的地步。即便還有對社會責任、公民權利、個人尊嚴和欣賞品味的關注，也大多是抽象的空洞的晦澀的理論說辭，而很少具有現實的針對性。
從來沒有過個人權利意識的民族，在還沒有爭取到這種權利時，就已經放棄了一切個人權利。媒體中曝光最多的所謂民告官的行政訴訟，百分之九十是有關商品消費的賠償案例，消費時代的過早降臨，使消費者的物質權益成爲唯一的保障物件。畸形的權利意識，導致了類似王海現象的爆發性效應，“維權”的動聽呐喊變成了出名與發財的工具。這是一個沒有良心自責、社會批判和靈魂拷問的時代。知識份子要麽成爲孤立於社會之外的被放逐者，要麽融入社會成爲既是操縱的工具又是被操縱的附庸。五四傳統賦予知識份子的權力批判和公衆啓蒙的雙重角色，如今變成了對權力的順從和滿足公衆消費欲望的雙重奴隸。
在西方，公共領域經由自由主義批判時期的啓蒙，轉變爲福利時期的受現代的商業和傳媒所操縱的消費性休閒。二戰後，法蘭克福學派以對現代傳媒和大衆文化的激進批判而聞名於世，阿多諾爾的《啓蒙的辯證法》和本雅明的《機器複製時代的藝術》是其代表作，他們甚至認爲，大衆文化正在抹平人們的審美品味，已經窒息了懷疑衝動和批判意識，導致了一種“富裕的疾病”和“喜氣洋洋的災難”。這是文明由種族滅絕的野蠻變成享樂化的野蠻之災難，是高貴墮入時尚化的平庸之疾病。
而在中國，沒有經過成功的自由主義的批判啓蒙，也沒有自由制度中的權利保障和富足生活，但是，我們似乎直接進入了後現代的消費性休閒的時代：令世人驚歎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小康式的衣食無憂，北京長城飯店的著名夜總會“天上人間”中的高消費的糜爛，長安俱樂部的雍容華貴，三裏屯酒吧一條街那喧鬧的夜生活……這一切使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小品化享樂就是小康時代的文化精神。
每一次文明的進步，未必就不是向更高級野蠻的倒退。在物質生活邁向小康的同時，精神生活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倒退回野蠻，而且是喪心病狂的享樂化野蠻。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２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民主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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