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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日訊】(江天報導) 中國共產党曾經吸引成千上万的熱血青年投身革命，也曾經使極端貧困的城市貧民和佃農初得溫飽。那么在它建党八十周年的今天，當年的熱血青年是否還是那樣執著地追隨共產党呢？普通老百姓是否還認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呢？在歷次運動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否恨共產党呢？
中國共產党1921年成立以后，僅僅20多年就已星火燎原。這說明，共產党在早期有強大的感召力。它在建國初期吸引一些海外學子拋棄优越的科研和生活環境回去報效祖國，在抗戰時期也曾經吸引無數青年投奔延安。然而，許多投身共產党的人沒有死在敵人的手里，卻死在共產党的槍口下，沒有進過敵人的監獄，卻几次關進共產党的牢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更對千百万家庭造成極端痛苦的傷害。一次次的浩劫以及開放之后彌漫全國的腐敗之風，使許多人改變了對共產党的看法和感情。
新中國的成立激勵著芝加哥大學的英國文學博士巫宁坤，促使他在1951年不顧朋友的勸阻回到北京報效祖國，在當時的燕京大學英語系擔任教授。他說：“系主任趙蘿蕤博士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她邀請我回去。我是一直想要回去的，從來沒有想要呆下去。現在听到祖國的情況，新中國嘛，國內親友來信都贊不絕口。所以我就想回去，為新中國的建設盡我的一份力量。”
然而，在美國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的習慣使巫宁坤每次運動都挨整。他詼諧地說，他剛剛回國，就在當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當上了“運動員”。他說，有些人把他平時說的話悄悄記在小本子上，令他吃惊。“最使我吃惊的是，怎么會有那么多人監視我，我帶的寫論文的學生都把我匯報上去了。這是很惊人的，對我思想打擊很大。”這樣，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巫宁坤被送到了南開大學。
1955年肅反時，他被打成南開頭號反革命，全家被抄家和搜身。1957年共產党整風，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巫宁坤提出言論自由等問題，結果被打成右派骨干。他先在北京短期關押了一陣子，女儿在這個時候出生，他都不能看上一眼，就被送去北大荒勞改了：“而且在這個期間，我的女儿出世，我也見不著。我太太讓我起個名字。我給女儿起名‘一毛’，几天以后我就去北大荒了。”
巫宁坤在他后來寫的書《滄海一淚》中回憶到，在勞改期間正值所謂自然災害時期。有一天，他被看守派去挖土坑，挖好之后，一輛馬車拉來了破席子卷著的一具尸體，他打開席子一看，原來是他認識的老劉。他想，“連老劉這么健壯的人都餓死了，怎么知道下一個不是我呢？”
文革期間，巫宁坤自然也躲不過挨斗和進牛棚的命運。1979年巫宁坤被落實政策回到北京。然而，蹉跎歲月已經無情地浪費他20多年的寶貴時光：“22年，也就是我們有用的歲月，就這么荒廢了。”這些荒廢的歲月粉碎了他的夢，成為他最大的遺憾：“我想當學者，這個夢沒有實現，想當作家也沒有當成，反而讓家人受罪。 ”在中國經過几十年的磨難之后，巫宁坤如今又回到美國定居。這种歸宿看來就是他對自己當年回國的決定做出的反思和結論。
早年參加革命的女干部戈揚在三十年代就仰慕共產党，向往解放區。于是，戈揚在1941年參加了新四軍。她回憶說，當時的共產党是有理想、有正義的：“那個時候的共產党是有理想的，當然是不合實際的理想，例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漢，自有后來人。’當時的共產党是有正義的，要
求抗日也是愛國的。我們青年就在這樣一股熱潮中參加了共產党。”
然而，戈揚說，解放后不久她就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但是，也正是當右派后的种种磨難使她改變了對共產党的認識：“就是打成右派以后被送到農村去受苦，才認識到一點真理，轉變思想。”文革以后戈揚在复刊的《新觀察》雜志擔任主編，但是她已經不再仰慕共產党：“我當然討厭它，很討厭它。我還沒有發現共產党對人民做過什么好事。”
著名的《上海生与死》一書的作者鄭念，在她的這本書里詳細記載了她的遭遇。共產党剛剛進城的時候，鄭念對共產党有比較好的印象：“那個時候共產党剛進城的時候，老百姓擁護它嘛。那時候夜不閉戶啊。在上海，小孩迷失了，有人會給你送回家里來。那個時候是好時候，而且陳云來上海主持經濟，隔了很短的時間通貨膨脹就好起來了。”
鄭念為殼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辦事處工作，因此在文革前的歷次運動 中到是沒有受到沖擊。但是她說，文革弄得她家破人亡，她的女儿因為不肯說自己的母親是特務被活活打死，然后尸體被人從九層樓的窗戶扔下去，以造成自殺的假象。鄭念本人被關進監獄，單獨囚禁了六年半，受盡折磨：“打我，當然了，一天到晚打我。給我上背銬，上了11天。我到現在還有疤。我出獄時體重只有84磅，我正常體重是115磅。”
鄭念在文革結束以后來到美國定居，她說，只要共產党在台上，她絕不回國：“我一輩子不回國，除非共產党倒台。共產党只要還在台上，不管是保守派也好，改革派也好，我絕不回國。”不過，鄭念也承認，共產党也做過好事，這件好事就是解放了婦女。
黑龍江省一名四十歲的儿童醫務保健工作者給美國之音打來電話說，他小時候非常敬仰共產党；“小時候我敬仰共產党，也敬仰革命先烈。那時候沒有吃不上飯的時候，三年自然災害過去之后，家家都能吃飽。”他說，在林彪走紅的時候，他對共產党的感情淡了下來，到了鄧小平時期就更淡了，許多工人下崗，他也下了崗，全家人均生活費只有一百多元，遠遠低于國家的人均300 元生活保障線。
這名下崗人員說，“六四事件”以后，他對共產党就徹底絕望了：“在江澤民當政時代，尤其是六四以后，我對共產党一點感情也沒有了。我也有親人死在天安門廣場。我對共產党徹底絕望了。”
(摘自美國之音, 轉載時有刪略)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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