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劉曉波 : 世所罕見的政治化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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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0日訊】 二戰之後，任何一個國家的一個城市得到奧運會的主辦權，都不會象此次北京申奧成功這樣，進行如此廣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動員，投入如此鉅額的資金，掀起如此罕見民族主義狂潮，即便是80年代的前蘇聯和南韓急需主辦奧運來證明自己，也沒有表現出今年中國的狂熱，北京一百多萬人上街歡慶，全國主要大城市徹夜狂歡，國家最高決策層不但出席中華世紀壇的慶祝大會，並在民衆狂熱的感召下，臨時決定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民同樂。 “實現百年夢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西方反華勢力的破産”……等口號鋪天蓋地。而在揮舞的國旗、激動的淚水、幾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歡呼的背後，支撐著這種狂熱的強國心態的，正是”百年恥辱”和”東亞病夫”的歷史所固化的雪恥情結、自卑心理和稱霸野心。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無以作爲傲視天下的資本時，體育比賽中的勝負作爲一個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徵性符號，負載了過於沈重的強國夢想。我想，儘管國際奧會的成員們再三強調體育與政治無關，但是他們主要是爲了以此來應對國際社會對大陸人權狀態的指責。他們心中太清楚大陸申奧完全是政治決策，那些心懷善意的委員們希望借此來推進大陸的政治改革。
實際上，自從中共執政以後，體育就是國家的壟斷行業，各級體委都是政府部門，所有的教練員和運動員都靠國家來包養，即便今天的大陸體育免不了金錢的誘惑和商業的侵蝕，但是執政黨主導體育管理部門和重大體育活動的傳統，並沒有實質性改變。
在毛澤東時代，民族主義凝縮在”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這句口號中。中國乒乓球的崛起和原子彈的升空，一起作爲這口號的最好例證，植入每個中國人的夢境。中國乒乓球隊在六十年代的驕人戰績，是我們這代人心中摸不去的記憶，我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習打乒乓球，至今還能清晰的記得當年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大紅標題”莊則棟大勝高橋浩 李莉勇克關正子”（高和關都是日本著名選手，世乒賽冠軍）。毛澤東想成爲世界領袖的野心，靠”解放全人類”的病態烏托邦意識形態說教來支撐，他不顧國情和國際局勢，對外盲目地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用輸出革命的外交戰略來收買和支援第三世界，特別是那些”有奶便是娘”的無賴小國；對內，只能是在全封閉的狀態下沒完沒了地折騰本國人民。直到蘇聯在政治上軍事上對中國的擠壓使毛澤東無力承受之時，他才放棄解放全人類的烏托邦和稱霸野心，以實用主義的態度與美國結盟。於是，當時中國最有實力的乒乓球便充當了毛澤東的外交使者。在鄧小平時代，民族主義凝縮在”振興中華”的呐喊聲中，中國女排的崛起以及五連冠，84年洛山磯奧運會的金牌零突破，受到全國民衆的特別矚目和歡呼，北京大學等高校大學生在自發的爲女排的勝利而歡呼的狂熱中，率先喊出”學習女排，振興中華”的口號，敢於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爲官方的意識形態教材向全國推廣，成爲各行各業學習的典範。由於八十年代正是大陸的改革開放最爲有希望的時刻，也是中國從全面對抗的外交走向全面交往的外交的時代，鄧小平在國內外的聲望如日中天，並獲得了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的美國的承認。剛剛打開的國門讓中國人在令人眼花繚亂的西洋景中，看到了另一種美妙的生活，西化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那時的大陸中國，雖然也有”振興中華”的情結，但是基本上是一種”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學習心態，主要強調正面的對外開放，而很少有反對美國及西方霸權的號召。
六四大悲劇的發生，使人權問題成爲中外關係中最爲醒目的衝突焦點，特別是以對美關係爲主軸的外交戰略嚴重受挫。它不僅是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對內加強控制的轉捩點，也是對外交往的轉捩點：由走向全方位的改革和開放，收縮爲只在經濟領域繼續改革開放，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則以”反和平演變”和反霸權爲主。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也由以支援爲主轉向以遏制爲主，起碼是經貿上的往來和政治上、軍事上的遏制並行。正是由於六四之後中國在國際上面臨著改革以來的空前困境，也由於鄧小平本人的實用主義，所以鄧小平制定的”決不當頭”的韜晦之策，成爲大陸對外關係的主導。在這種內憂外困之中，中共繼毛澤東的”乒乓外交”之後，再一次打出了體育牌，對1990年的亞運會的極力張揚和之後的申奧決策，都是體育外交的重頭戲，以至於爲此而釋放了頭號政治犯魏京生。但是，由於距離六四大屠殺太近，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的強力阻撓，導致1993年申奧的失敗。於是，百年恥辱和反華勢力的延續又有了新的例證，國內掀起了改革以來的第一次民族主義思潮，它的官方說辭是反對美國的單級霸權，它的大衆化版本是風靡一時的《中國可以說”不”》，它的知識精英理論範本是以”拒絕西方話語霸權”爲號召的學術本土化呼喚和東方主義熱。
江澤民時代，隨著元老集團的自然消失和江澤民的個人權力的上升及鞏固，正如江核心不斷提出新的理論來代替毛思想和鄧理論一樣，在民族主義不斷高漲的鼓蕩下，江核心也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新口號，以代替毛時代”站起來”和鄧時代”振興中華”，江澤民屢屢在重要的公開講話的結尾，以突然高亢聲音喊出這句誓言。同時，中共的外交雖然基本上延續鄧的韜晦方針，但是江澤民越來越想成爲大國元首，逐步以大國外交取代了鄧的”韜光養晦”，抓緊參與國際事務和提升軍力。96年的大規模對台軍事演習、97年的香港回歸和出訪美國、98年克林頓的訪華以及與俄羅斯的結盟……成爲江核心主政後的展示大國外交的重頭戲。但是，江核心除了在全世界留下衆多笑柄的作秀之外，並沒有給大陸的外交困境帶來實質性的改善。由於蘇東舊體制的全面崩潰及亞洲國家自由化民主化進程的加快，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的加速普及，在全球推行人道主義的經濟制裁及軍事干預的成功，臺灣第一次全民大選以及後來的政黨輪替的成功……使大陸的一黨獨裁政權日益陷於道義上和實力上的雙重劣勢之中。
基於此，中共越來越以民族主義爲意識形態的核心，不放過每一個可以提升愛國主義情緒的機會，全力宣揚和縱容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民族主義思潮，使之愈演愈烈。而在外部，以對美關係爲主軸的大國外交不斷受挫，1999年的使館事件變成了新的國恥，反美反西方情緒再一次掀起高潮；同時，由於江核心在此涉及國家主權的嚴重事件中，除了對內的煽動之外，對美國並沒有表現出大國所應具有的強硬姿態，使民族自尊備受打擊的民衆對江核心的外交政策的不滿日益加深。接著就是布希新政府的上臺，一改克林頓政府的對華外交方針，把”戰略夥伴”變成”戰略對手”，把全球戰略重點移向亞洲，對中共政權形成圍堵之勢。而恰在此時，撞機事件發生，儘管江核心遵照國際慣例對撞機事件的低調處理在外交上是明知之舉，但是卻使大陸本來已經非常狂熱的反美情緒再一次受到壓抑，進一步加深了因使館風波而凝結的國恥……加上美國圍堵大陸政策的逐步成型和對台軍售的升級，大陸的官方和民間都把對外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申奧之上。
於是，象中共執政以後一直把體育作爲政治統治工具一樣，申奧又一次作爲對外的政治王牌被打出，中共政權想以申奧來提升威望和鞏固政權的政治目的，民衆以此來宣泄由93年申奧失敗開始越積越深的民族恥辱的現象，實乃有目共睹的事實。所以，此次申奧，中共全力出擊，不但採取了一貫的以經貿牌應對政治壓力的策略，而且聘請世界著名的公關公司進行策劃和包裝，甚至對外作了改善人權和言論自由的承諾，志在必得的背後是再也輸不起的恐懼。因此，申奧的成功同時滿足的官方與民間的急切期待，使最需要國際社會肯定的江核心和大陸民衆，得到了一份來自的國際奧會的豐厚獎賞。如果這份高度政治化的體育獎賞，真正如主流國際社會所希望的那樣，能夠促進中共政權在政治上的改革，使之逐步接受”人權高於主權”的世界新秩序，加快融入人類主流文明的步伐；能夠校正大陸民衆的自卑和自傲、媚外和仇外相混合的病態民族主義，使之逐步走向健康的民族自尊，以平等和寬容的不卑不亢的心態面對世界，那麽，這次世所罕見的政治奧運就將創造一個政治奇迹。
然而，大陸目前的現實並沒有給人以如此樂觀的信心。就在申奧成功的狂熱還未完全冷卻之時，中共就在北京舉辦旨在加強打擊法輪功的大型”反邪教展覽”，媒體中充斥著歌功頌德和民族主義的高音，中共也並沒有作出多大的改善人權的姿態（釋放李少民與申奧無關），即便中共因此釋放幾個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知名政治犯，只要中共政權依然不能善待最廣大的普通民衆，不能有效地約束政府的極度揮霍和執法者借奧運來濫用權力，不放鬆對媒體、言論、民間結社和公民上訪請願的壓制，不通過修憲使私有化真正合法化，不切實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不放棄陳舊的戶籍制度來改善廣大農民的受歧視境遇……政治奧運爲世界帶來的就是極度的失望和沮喪，中共借此更頑固地堅持一黨獨裁，權貴們借此大發奧運橫財，民衆的病態民族主義也因此而愈益膨脹，使政治奧運變成勞民傷財、擾民害民的腐敗奧運。2001年7月18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信報》200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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