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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7日訊】 太監中國的戲子化
最近，《亞洲華爾街日報》列舉“千年世界最富五十人”的名單，其中有六個中國人，兩個馬上英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以武力征服漢王朝的蒙古族，在當時顯然不算中國人，而是“夷狄”，他們的財富主要以在歐亞大陸侵佔的一千三百平方公里土地爲准，據聚斂財富的手段是“掠奪”；剩下四個中國人，一個是清代乾隆朝大貪官和坤，兩個大“官倒”清末民初的伍秉鑒和民國時期的宋子文。這幾人的財富已經是極不乾淨的了，而最令我驚奇的是明代大太監劉謹居然榜上有名，聚斂財富的方法是“瀆貪”。好奇人使查了一些資料，有人計算出他的財富上限折合成美元是一百五十三億，中限是一百億美元左右，即便按照下限也有四十億美元，那就讓我們相信這個下限吧。
我一直傾向於把古代中國稱爲“太監中國”，大概會引起大的爭議，因爲炎黃子孫們讀過的課本上，只有正人君子，就算有過太監，按人口比例也是極少數，何況自從中國變成紅色之後，肉體上的太監已然絕迹了。但是，肉體上的太監之絕迹，並不能證明太監的精神遺傳完全根絕。事實上，“精神太監化”一直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文化之一，中共執政後的五十年尤其興盛，被迫的精神閹割和自願的靈魂自閹相結合，把“太監中國”推向了後現代傳媒的泛濫之中。
在中國古代後期的明清兩朝，大多數太監都不是朝廷強迫的，而是自願以“自閹”的決絕方式非要做奴才不可，因爲這種自虐可以換來高級奴隸的地位，甚至其中的幸運者可以達到位元及人臣的高位。這種太監化中國的在小康時代的主要標誌，我稱爲戲子化的中國。這個詞大概不會有太多異議，因爲後現代的特徵之一就是大衆傳媒的普及，上至總書記下至祖國花朵，都充份利用了這一後現代提供的方便，作秀的功課人人門兒清且大都勤奮。而就這種作秀對人之精神的虐待和腐蝕而言，無異於“靈魂自閹”。在此意義上，如果把毛澤東時代比作硬性的“精神蠶室”，那麽鄧江時代的中國就可以稱之爲軟性“精神蠶室”，我覺得一點也不過份。總書記的作秀功夫海內外皆知，那些影視主持人就更不必說了，他們是全國人民的典範，眼淚、笑容、沈痛、正經……說來就來，趙忠祥、倪萍、周濤擠出來的各種笑，多親切多自然；“焦點訪談”的幾位主持人的道德判官的表情，足以讓人相信他們都是鐵面包公的遠房侄孫。就是他們光臨“婚戀秀”節目，也照樣不苟言笑，一臉對白頭到老的真愛的沈思、感動和向往。比如，大牌主持人白岩松作爲湖南衛視周末專欄“玫瑰之約”的醒目嘉賓，爲參加此節目的年輕人戀人們上了一課，他講了最讓他感動的一幕，就是在他採訪一對文化名人之時，相依爲命的兩位老人相互對望時的眼神。他說：“那一瞬間的眼神，讓我理解了愛情的真義。”（大意如此）白岩松屬於大陸電視臺中的龍頭老大的名牌主持人，且是最嚴肅、最受歡迎的欄目的出鏡率極高的主持人，尚且要來地方台做這種酷哥酷妹的娛樂秀，看來，作秀和當官或掙錢一樣，會上癮的。
當然，在老毛的時代，中國人也作秀，比如尼克松訪華之前，爲了反帝的需要，雲南的一個女人，到處做報告，控訴在抗戰期間給予中國以巨大幫助的美軍陳納德的飛虎隊隊員曾強暴了她，她在敍述被強暴的惡夢時，講到關鍵處就會當場氣昏在講臺上。但是後來，在不同地點聽過她作報告的人們，才知道這是一種演練了無數次的表演，因爲她每到一個單位，都是如此昏倒。在當時的中國，這類“控訴秀”和“活學活用秀”遍地開花且長盛不衰。 只是那時沒有現在的刻意表演的高覺悟，更沒有目光綠瑩瑩地盯著鈔票的功利心，而是不自覺地就懷揣著一片忠心，老毛揮手就前進；毫無心理障礙地黨叫幹啥就幹啥，讓咋表演就咋表演。而且，那時的作秀，品種單一、方式單一、風格單一，獻花的紅領巾、握槍的雷鋒、憶苦思甜的老貧農、滿身臭味的老工人、高舉紅燈的李鐵梅，舞姿剛健的洪常青、包括敬愛的周總理揮舞受傷的手臂指揮大家唱歌，紮著白羊肚手巾出席黨代會的陳永貴，用一隻手撐著劇痛的肝在鹽鹼地上迎風而立的模範縣委書記……所有的表演加在一起，也只有“政治秀”一種。而最大的戲子非老毛莫屬，最大的政治秀就是各類慶典的主席臺上的表演，他常愛在其他領導人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打破常規突然出現，一下把聚光燈吸引到自己身上，使他的戰友們在措手不及的窘境中，既在政治上被一下置於尷尬之地又成爲被嘲弄的物件。特別是他導演並自任主角的八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城樓，多氣派的舞臺；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多壯觀的劇場。老毛只用極爲簡單的揮手動作，在城樓上從東到西，停停走走，間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喊一聲“人民萬歲”，就會産生類似神奇大師發功的無邊效力，使偌大的廣場如醉如癡，讓億萬人心肺顛倒。
如今不同了，小康時代總要有點後現代的樣子，國門一開，先是各種“秀文本”接踵而來，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模仿得手忙腳亂；接著就是創造性的本土化發展，不但“政治秀”被創造性地加以豐富的娛樂包裝，小品化的舞臺、螢幕和電影，使大衆在笑出眼淚和哭出愉悅的過程中就被閹割了靈魂，而且又新開拓出更爲花樣翻新的“商業秀”的廣闊天地，使任何資源哪怕是垃圾也能爲高贏利服務。決不能小看商業，錢的魅力會讓人神魂顛倒，生出許多意想不到的新花樣，專門把文化垃圾製作成暢銷的商品，賺取大把的鈔票。
特別是在人們曾經被清教徒式的高調理想狠蒙了一回，落得吃不飽穿不暖、只靠咬牙切齒地喊口號過活之後，一旦見到錢就特別狠，特別冷血。比如，顧城這個被社會捧爲純真詩人的殺人犯，過著賈平凹筆下的那種士大夫式的妻妾成群的生活。當那一妻一妾因忍無可忍而逃離之時，他就開始了血腥的屠戮。他剛殺完人又自殺後，國內的各媒體把他作成了真正詩人的“殉情秀”，那把滴血的斧頭充滿了詩意的浪漫。《英兒》一書的版權拍賣及各方爭奪被炒的沸沸揚揚，更有淵博的學人還找來國內外歷史上著名文人的許多自殺案例，來論證顧城之死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重要意義。但是，很少有人爲倒在他斧頭之下的謝燁說句公道話。顧城的爹顧工也爲了金錢加入詩人秀的集體大合唱，除了誇兒子、痛兒子，借兒子之死炒自己，和別人爭奪顧城遺作的版權外，對他的兒媳、對謝燁的父母連句道歉的話都沒有。劉湛秋這朵昨日黃花也跟著起哄，耐不住寂寞地想老樹開出新枝綠葉，發文披露往日的風流，詳述他與英兒之間的曖昧戀情。一般而言，像他這樣的昔日名流，往往對這類婚外情避之猶恐不及，他卻具有反潮流精神，主動以自己的三角關係介入這次作秀，實在也算是一大勇猛無比的奇觀。只有詩人芒克還有起碼的良心，出面替謝燁說了句公道話。
顧城先是被我們這個殘忍的社會寵壞的，他從一開始就戴著假面具，直到殺人才本性畢露。小時家庭寵著他，寫了幾首詩後社會寵著他，結婚後女人們寵著他，出國後老外寵著他，殺人後，父親、朋友、社會還寵著他，生生把一個詩人寵成殺人犯還要繼續寵。在名利的驅趕下，整個社會都在炒詩人之死，大作殘忍之秀了，太無恥了。中國人在指責某人殘忍時常說“禽獸不如”，我要說中國人的殘忍遠甚過禽獸，在動物中，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的同類相殘達到過人與人之間的殘烈、陰險、惡毒的程度。如果貓狗豬們也會說話，會用語言相互指責，它們一定會指著那只殘忍的豬說：你連人都不如。因爲動物們起碼無能力把一個殺人犯炒作成充滿詩意的“殉情秀”。
筆者實在無力一一論及百花齊放的各類秀，在此只就“孩子秀”和“犯罪秀”略加分析。
孩子秀
孩子的身體，嬌嫩、弱小；孩子的表情，天真、直露；孩子的聲音，童稚、動聽；故而，孩子是很好的作秀資源。
農村的窮、孩子的失學和當局主導的希望工程，爲慈善秀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大導演張藝謀善於作秀，自然不會浪費這些廉價的資源，一定要把它利用到極致。他曾經是政府不太喜歡的先鋒導演，在人們毫無心理準備之時，突然就高奏起主旋律，隨後就得到政府的大宗訂單。他立刻投桃報李地蒙太奇和慈善秀齊飛，在拍農村失學兒童的影片《一個也不能少》的百忙之中，爲該片外景地奉獻了一座希望小學。既得了國際大獎又贏得了窮孩子的大救星的美譽，處處透出民族主義的愛國心和平民主義的慈悲情懷。這類慈善，也是近年來一些文藝界的大小“腕”們最愛作的秀種，義演和義賣、捐校舍和認養失學兒童，滿世界的明星慈善家。然而，細一琢磨，發現這些明星的慈悲情懷，只作黨中央提倡的慈善秀，也等於幫助那些希望工程的主持者們進行個人的原始積累。而對諸如芳林村小學的爆炸慘案，他們的慈悲心就暫時睡著了。無怪乎，國家、企業、社會各界、特別是名流們同心協力的希望工程，絲毫無助於農村教育困境的改善。
演藝精湛者，莫過於輪椅上的張海迪，現在已經表演成政協委員和孩子們的知心大姐。她雖非演藝界明星，但其演技之爐火純青比那些明星們更有魅力，自從她被團中央發現、在人民大會堂做了一次淚水、微笑和歌詠相混合的報告後，她就成了保爾·柯察金的“身殘志堅秀”的中國版的當代傳人，專門爲青年人和兒童上演身殘心不殘的大型連續劇。最近她又在兩會期間爲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操勞，與幾位委員聯名提出限制網吧的議案。這是權力對殘疾資源的挖掘、利用和獎勵的典型表演，在權力操縱下展示殘疾式效忠之醜陋，並強迫孩子們和其他殘疾人欣賞這種醜陋，藉以顯示獨裁政權的慈悲和恩惠，用一個名利雙收的醜小鴨變白天鵝的政治秀來提供效忠的激勵。
然而，孩子秀絕非大款和名流的壟斷資源，孩子們的教育者幼稚園老師也要利用孩子作秀來爲自己創收。前幾天，朋友講到他孩子所在的幼稚園，爲迎接一位大款慈善家的視察，他的女兒和另外六個孩子，在阿姨的導演下，一直排練到晚上九點多鍾，只爲了唱好一首慈善家的家鄉小調。據說，這位好心腸的款爺，出生在竹林七賢的故鄉，又最愛故鄉的民歌，他自述能有今天的地位和心腸，就因爲遺傳有竹林七賢的魏晉風骨，且哼著家鄉的小調出外闖蕩的。故而，阿姨們就選了七個孩子爲他唱家鄉民歌。我的朋友因接女兒回家等的時間過長，對此委婉地表示不滿，阿姨說：這是你女兒和你這個家長的榮幸！別的家長想讓自己的孩子參加表演，還不夠資格呢！
由此自然會聯想到各類晚會上孩子們的表演，大致與這所幼稚園的訓練差不多。銀河合唱團的孩子們大概是所有孩子的典範：動作誇張、表情嫵媚、聲音?A心跳一律。最近中央電視臺搞的“校園歌曲競賽”晚會，兩群孩子在舞臺作秀，一群圍著一個唱歌的女人上下起伏、搖頭晃腦，另一群做成圓環圍著一個老師模樣的女人，身體前傾，雙手伸向老師模樣的女人，做群星拱月的造型；孩子們臉上的表情完全是訓練有素的假面，甚至類似于中國傳統戲曲的程式化臉譜。這類秀，要麽爲了政治上的榮譽，要麽爲了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榮譽和實惠的主要佔有者是成人。
據說，想在中央電視臺的重要晚會上露一面，爲以後的作秀積累資本，首先就要有大量的投入。我在回父母家的火車上，碰到過一位大連籍母女，那女孩念中學，喜歡唱歌且嗓子不錯，父母望女成鳳，便通過私人關係帶女兒來北京，先化錢進入了一個少女合唱隊，然後爲了在中央台的某個晚會上露一面，便是從上到下一路打點，甚至在排練時連燈光師都要塞足夠的小費，起碼幾百元。我問這母親大概需要多少錢，那位元母親只是說：“反正夠黑的。”在我們閒聊時，少女正趴在火車的小茶桌上趕寒假作業。
而孩子，一旦被做成政治秀，實在讓人快樂不起來。政治本身具有先天的殘酷性和表演性，區別只在於，民主政治的表演性大大高於殘酷性，而獨裁政治的殘酷性遠遠超過表演性，而且它的殘酷性隨表演性的提升而成幾何級數加強，表演性增一分，殘酷性就增十分；臺上的表演越精彩越文明，台下的現實就越粗俗越野蠻。被獨裁政治利用的孩子，要麽升入虛幻的天堂，要麽墜入真實的地獄。法輪功信徒的孩子，燒焦的身體作爲“反科學、反社會、反人類”例證，通過現代媒體展示給全世界，電視播音員的配音是：李洪志指引的升天就是下地獄，李洪志鼓吹的所謂圓滿，就是生命的自戕和毀滅。而被莫名其妙奉爲民族英雄的孩子，就會得到全社會的呵護，從最高領導人的懷抱和貼臉，到大款們的慷慨解囊。那孩子將來幹不成別的，起碼童年的記憶會把他或她培養成職業作秀者。
我在監獄裏看電視，某年的世乒賽，一個16歲的女孩拿了冠軍。她在打球時，父親去世了。她特別愛父親，家人就沒敢告訴她。可她拿到冠軍回國後，媒體就拿著這件純個人的痛苦說事。先是她一下飛機，記者們圍上去問到她父親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掉了，她還不知道這噩耗。最可惡的是中央台的“綜藝大觀”欄目，著實利用這女孩的親人之死狠狠地作了一把愛國主義秀。他們按這些年的慣例，把拿了諸項冠軍的中國乒乓球隊請到演播現場。周濤這個一臉假笑的主持人，先是聲聲悲淒地向全國億萬觀衆說明了女孩父親的死，接著一臉親切地說這女孩如何如何愛父親，最後才引出死人加孩子秀的主題，聲調高亢，表情深沈地說這女孩如何如何堅強，如何如何化巨大的喪父之痛爲更巨大的強國動力，一舉拿下了世界冠軍，爲國爭光之類。這還沒完，因爲那女孩如果不順著主持人的煽情表表態，這場秀就不完整，此台悲劇和榮耀共同表演的愛國秀的資源就還沒有全部挖掘出來。果然，周濤在半擁抱著那女孩的亮相姿態中，自己熟練地完成了由悲痛到同情再到堅定再到高亢的一系列激情秀之後，親切地稍微低下頭，把話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讓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的女孩講些大義凜然的話，唱唱愛國主義的高調。這女孩完全有理由拒絕這類近於強迫的無理要求，我看著節目的當時真希望那個女孩，摔掉周濤遞上去的話筒，轉身走開，讓這場精心策劃的愛國秀砸鍋。
但是，這不可能，在中國，愛國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要挾和敲詐──以民族、國家和人民的名義，個人幾乎沒有力量也沒有意識與之對抗，何況背後還有政治強權爲支撐，何況又是在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廳內，和當紅主持人一起面對億萬觀衆。這個態一定要表，這是國家的利益、民族的要求、觀衆的期望和黨的命令。還好，女孩只是象徵性地說了幾句諸如感謝領導和全國人民關懷之類的話，就再沒有聽從周濤的進一步煽動。
這樣，一種純個人的痛苦，在這麽個無聊的節目中，變成了一樁愛國主義壯舉並向全國的億萬觀衆展示。周濤那甜蜜而溫存的外貌和精心保持的苗條體形，代表的卻是一種野蠻的力量，逼迫女孩爲了抽象的整體利益而放棄個人痛苦。多冷酷，滿臉堆笑的周濤；多殘忍，把個人痛苦作爲政治宣傳的素材，創作出舞臺上供億萬人觀看的愛國秀，而且是一個年輕女孩的痛苦。我們這群人這個社會這個民族，從來沒有學會過應該怎樣尊重人、愛護人，把人當作人。個人的一切包括痛苦都要作成各類爲政治或爲商業服務的表演秀，一個也不放過，孩子嬌嫩的身體不放過，孩子痛苦的心靈也不放過。
可見，衰敗的獨裁政治與強盜式的資本主義的結盟，其結果就是外在法治和內在德治全無的社會荒漠。支撐著臺上的鶯歌燕舞的作秀表演的是幕後的肮髒交易。
犯罪秀
在幾年前的美國，辛普森案的法庭辯論造成了萬人空巷的效果，被告作爲體育明星、黑人、殺人嫌疑犯的多重身份，具有豐富的可以作爲媒體炒作和輿論熱點的資源。但是最近的大陸，一個沒有任何其他資本供媒體炒作的純粹罪犯，卻贏得了明星般的輿論效果，他叫張君。在大陸的三大網站，敲進“張君”這個名字，馬上就有數百條相關內容出現，比如新浪網，就396條，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張君案開庭審訊將犯罪秀推向高潮。這個全國聞名的殺人犯，已經享受了與法輪功這樣總書記欽定的重大政治事件，與陳希同、胡長清、成克傑這些高官腐敗案相同的媒體待遇，如此輿論優待，大概是連張君本人也從來不敢乞求的奢望。
張君自認爲在中國的犯罪分子中，他的個人素質是數一數二的，他又在法庭上聲言“我要做中國的第一殺手”。自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間，張君用過八個化名，單獨或組織、指揮近二十人，在重慶、湖南、湖北等地持槍持械搶劫、故意殺人、搶劫槍支彈藥22次，致28人死亡，5人重傷，17人輕傷，搶劫財物價值人民幣536.9萬元和出租轎車5輛，搶劫執勤警察的微型衝鋒槍2支及子彈20發，而且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繁華地區公然持槍搶劫銀行、金店，開槍殺人。非法購買了手槍15支、子彈2500餘發，霰彈獵槍23支及子彈2000餘發，手榴彈1枚，手雷2枚。公安局追捕六年才捉拿歸案之後，他搭上現代傳媒的超速警車，被無數媒體警察簇擁著，遊遍全國的每個角落。關於張君其人其事，張君牽連的人的其人其事，與這些被牽連人有關的人的其人其事……每個細節都被媒體放大後再交給讀者，張君案被完全戲劇化甚至虛擬化了，變成了一種被媒體操控的犯罪表演，變成中國最大的“犯罪秀”。
文革時，只有十一、二歲的我，經常看到罪大惡極的死刑犯被遊街示衆，幾輛陳舊的大卡車上，被五花大綁的死刑犯一律剃了光頭，或後脖頸了插一塊尖形的牌子，或胸前挂著一塊長方形的牌子，白底，粗粗的黑字，正中是罪犯的姓名，字寫得很大，下面的小字寫著罪名。每個罪犯的兩邊站著兩個戴著鋼盔和白手套的軍人，車廂的四周站滿了戴鋼盔的荷槍實彈的士兵，那些即將被處決的犯人，有的想昂頭以示不怕死，但是軍人會使勁把他的頭按下去；有的已經完全癱軟，需要兩個士兵用力向上提著，其中一士兵還要用戴著白手套的一隻手，使勁搬著罪犯的禿頭使其後仰，這種姿勢才能讓圍觀者看到他那嚇得鼻涕橫流的臉。最醒目的是黑色名字上的大紅叉子。我當時，最羡慕的是士兵頭上的軍帽和雪白的手套。法國哲人福科在《規訓和懲罰》中，對十八世紀的斷頭臺處決犯人有過生動的描述和精闢的社會學分析。每當有絞刑或斷頭的處決時，工作停頓，酒館爆滿，人們罵罵咧咧興高采烈地奔向處決現場，斷頭臺上是罪惡、恥辱、血腥、恐怖的展示，台下是人頭攢動的喝采、叫喊、亢奮、甚至狂歡的沸騰場面。他認爲，這種處罰與其說是司法儀式，不如說是政治儀式更準確。一方面，是君權借此種司法程式來展示其威嚴和恫嚇；另一方面，是萬衆歡呼、群情激憤的壯觀場面，禮贊著社會對死亡和屍體的暴虐。然而，權力者恰恰沒有預料到的是，君權所製造的這種貶損罪犯的示衆場面，同時又是一個把罪犯轉化爲英雄的過程，罪犯受刑時表現的越瀟灑越坦然，其綠林好漢的榮耀就越燦爛越輝煌。在罪犯做出的臨危不懼姿態的刺激下，人們開始漫駡司法機構，譏諷官員、警察和劊子手，甚至向他們投擲石塊。最後的結果是榮辱的完全顛倒：公開示衆的處決儀式，原本僅僅是爲了顯示君主的威懾力量，卻變成了狂歡的民衆對法律的顛覆，對權威的嘲弄，罪犯在圍觀者心中變成了英雄，台下看客的呼喊與臺上罪犯的凜然融在一起，鼓勵著對權力及其法律的冒犯。
但是，也有另一種魯迅體驗過的旁觀，人們只是把殘忍場面當作消遣來享受，而中國人在變殘酷爲享樂上，是有獨特的天賦和遺傳的。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的最初動力，就來自對中國人的這種愚昧和冷血的激憤。直到今天，“人血饅頭”的隱喻對理解國民性來說，仍然具有極大的說服力和象徵意義。
雖然，在嚴打期間，張君沒有像其他重大罪犯那樣，享受到體育場、廣場的開公審大會的幸運（比如，遼寧在二十天內就召開過十四次公捕公判大會，湖南長沙舉行有四萬人參加的公審大會，判處十八人死刑並押赴刑場執行），沒有身臨其境過萬衆矚目的場面，但是現代傳媒的巨大力量，使他的公衆效應遠遠超過爲威懾犯罪而舉行的這類集會式的公開展示。“電子遊街”把罪犯在法庭上的狂妄形像和一言一行傳遍整個中國，人們從網路、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的五花八門的報導中，更多面、更細緻、更快捷地瞭解罪惡的細節和案情的進展，作爲飯後談資。甚至，張君案開庭那天，他似乎已經知道了中央電視臺的現場直播計劃，他本人太清楚這是人生最後的一出大戲，一定要在法庭上把秀作足，這樣也好爲媒體炒作提供更多的資源，讓十三億人都看看自己最後的作秀，是何等的大義凜然！他刻意要扮演一個明星罪犯、反面英雄、被模仿的楷模，以此來引起民衆的關注和歡呼。就連與張君打了六年交道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張君很會表演：“一旦面對公衆面對媒體，張君就馬上表現得很從容。”
的確，張君的做到了，從容得狂妄，從容得引導媒體爲自己製造出耀眼的光環，其影響遠遠超過了他的自我期許。媒體對開庭的報導，煽情得像是過某個重要的節日一樣。看看這些隨手拈來的標題：“張軍在法庭上口吐狂言”、“張軍揚言要當庭殺死出賣他的情婦”、“張君案庭審，波瀾叠起屍檢照片血腥旁聽者不忍目睹”，“殺人惡魔創中國犯罪史上的數個第一”、“張君一生離不開槍和女人”……有些新聞標題就直接引用張君在法庭上的原話，如：“我當初沒殺了你你要謝我”、“誰對不起我，我就要殺了他全家！”、“我不會對任何人有感情，只是利用”、“想做領袖成名，肯定要犧牲、要打死好多人”、“如果不把對手滅掉，就當不了英雄，成不了領袖”；其中，還不乏人情味和正義性的噱頭，比如“張君曾想綁架記者寫自傳”，“自傳的書名叫‘上路’想要穿布鞋”，“張君殺貪官，爲民除害”；還有報導的題目直接就是少女對張君的崇拜：“少女何以愛張君，張君本是癡情種”。
這是新經濟時代的“媒體遊街”，從一個城鎮的幾條街道走向互聯網的四通八達的電子街道。在這個過程中，張君充份展示了自己的邪惡魅力，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公衆形像上實現了“我要做中國第一殺手”的誓言。這難道不是福科說的一種展示、一種表演、一種由罪犯到英雄的神奇轉化嗎！現在的中國，對張君團夥的嚴懲（十四人死刑，其他是死緩和無期）以及嚴打期間的嚴刑峻法，對遏制犯罪特別是惡性犯罪的威懾力已經微乎其微，而是變成了一種反面激勵和示範，造就更多更仇恨的反社會力量，既然製造爆炸案的罪犯和賣炸藥的小商販都被處以死刑，那麽人們在犯罪時就寧願做大惡而不願小偷小摸。
這既是古老的司法儀式的政治化，更是二十一世紀商品時代的犯罪作秀化，從整個追蹤報導看，媒體先把罪犯做成恐怖秀：張君，從一九九一年犯第一次罪和從一九九三年殺了第一個人之後，便橫行四方、無惡不作，殺人幾十個、搶錢數百萬，而且以情婦成打而轟動全國。媒體盡力渲染張君作案的手段之殘忍、智慧之傑出、膽量之超人、場面之血腥，特別是受害者和追捕張君的警察們的追述，更是細致入微，甚至讓人聯想到那些影視作品中的黑幫老大。
接下來是“二奶秀”，一個個情婦姘頭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細節越細越好，情節越戲劇化越引人入勝：張君怎樣以男子漢的魅力周旋于無數女人之間，使女人們不僅把肉體和愛全部奉獻，而且在關鍵時刻不惜把生命陪給張君，甚至可以用上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愛情名言：“愛可以使人生，可以使人死，亦可以使人死而複生。”支援追捕張君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告訴記者：他審問過的與張君有關係的女人很多，決不僅是四個陪張君一起上法庭的情婦，但是令他驚異的是，居然沒有一個女人說張君壞話，而且她們個個都相信，張君最愛的是自己。文強感歎道，像張君這樣的大惡魔，居然沒有犯強姦罪！他搞了那麽多女人，我們在審訊時卻得不到任何他強暴女人的證據。無怪乎有“張君本是癡情種”新聞標題。
再接下來是政績秀，公安部對張君專案組的表彰，英雄的幹警們介紹經驗，上級領導如何重視、破案難度如何大、追捕過程如何曲折漫長險象環生，在每一個關節點上如何與罪犯鬥智鬥勇……看這樣的報導，甚至讓人懷疑是拷貝三流警匪片；但是，也有較真的媒體質問道：追捕張君的過程長達六年，通緝令發出後張君仍然長時間肆無忌憚地殺人越貨，而且多次在繁華的鬧市區公開作案，政府部門、公安機關就沒有責任，就不該追究追究，反而大肆表彰！
最後，小康時代的一切炒作的核心，還要落實到商業秀上，誰讓黨爲了獨裁秩序的穩定，只允許經濟改革而給咱發財的機會呢。張君這個名字，可以使媒體的點擊率、收視率和發行量遽增，可以讓製片人把他的罪惡改編成長篇電視劇，書商要立馬攢出一本以他爲主角的暢銷書；西安市的一壯陽藥廠商，居然要以張君與衆多女人的關係爲男性雄起的象徵，大作廣告推銷自己的産品；就連四川的一家小吃店的老闆也給舊包子起了個新名字，叫“張君包子”。記者問老闆娘爲何這麽幹？這麽幹能多賺錢嗎？，人家的回答卻充滿蔑視金錢、嫉惡如仇的正義感：主要不是爲了賺錢，而是吃著解恨！可見人人都會利用媒體中的張君作秀了，而且做得充滿情操！
其實，類似張君這樣的兇殘還是體制外的非法行爲，這類行爲在任何社會都難以完全根絕；對張君案的媒體炒作，不過是借嚴打之風的“政治正確”來名正言順的作一把商業秀，而在如今中國，最殘忍的還是體制本身的野蠻，不僅傷害人的肉體，對人的精神的閹割更令人不寒而慄。儘管商業的衝擊和媒體的泛濫，可以給赤裸裸的制度殘忍包裝成現代的各種“秀”，但是內核裏的中世紀野蠻依舊，而且最大的投資者和主顧皆是政府，是權力壟斷、媒體壟斷和文化壟斷的完美結合，它的標準産品各類“政治秀”，難道比福科所敍述的18世紀的斷頭臺更文明嗎？
故而，魯迅的“禮教吃人”已經發展爲現在的“作秀吃人”了。
2001年5月20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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