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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1日訊】近日新華社的一篇報道引起廣泛的關注。報道稱：在西部大開發中，四川等地區招商引資開發勢頭不錯，但不久之后出現了令人懮慮的新問題，即招商過程中，許多在東部被封殺了的“垃圾企業”紛紛西進尋找生路。去、今兩年，一批明令淘汰或禁止投資的設備、工藝、產品、技術落后的企業紛紛在西部一些地方開工建設；不少污染企業也大舉向西部轉移，某些地方甚至還在醞釀新建或擴建“化學城”、“陶城”、“造紙城”、“芒硝城”等污染項目以發展地方經濟。對此，四川省決定嚴厲制止“引資引污”傾向，并且已付諸實際行動，堵住了1000多個打好包裹准備遷入西部的“垃圾企業”的入川之路。對于這件事，國家環保系統的机關報《大陸環境報》也做了報道。
據中國經營報報道﹐令人不解的是，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經貿委在西部開發之初就曾聯合發文，嚴禁污染企業向西部轉移，不能為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那么這些企業為什么敢于鋌而走險、拔足西征呢？
在責怪個別經營者唯利是圖和個別地方官員頭腦不清醒的同時，我們不妨做一下換位思考，對于西部地區那些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來說，究竟是造福子孫的環保大計重要還是眼前的吃飯穿衣重要呢？于是，在情与法、長遠与眼前、發展与環保之間，從中央到地方，從企業到專家，都在探尋一條最好的路子來解決東部与西部企業之間的交叉互融，形成一個健康的流動渠道，既振興落后地區，也保障可持續發展。
東部企業
流向西部的驅動力何在
前不久，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專家們對西部的优勢与劣勢進行了清點。從地理上看，西部既不臨海又少公路，生產企業的交通運輸成本過高，產品沒有競爭力；從資源上看，西部地貌复雜、礦產資源丰富，但綜合利用程度低；從市場角度看，今天的西部面對是一個几近飽和的市場，在這一點上，它的机會無法与東部當年大發展相比，東部的發展正赶上短缺經濟的轉折點，市場龐大，人們購買欲旺盛，今天的西部缺少這樣的机會；從企業層面看，西部的企業中軍工產業和第三產業占的比例比較高，第三產業主要是建立在商業、飲食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等傳統產業的基礎上，直接為第一、二產業服務的科技推廣服務、咨詢業、教育等發展嚴重不足，金融證券市場不發達，影響了經濟發展的后勁。
在這樣的前提下，吸引贏利型的企業到西部發展的驅動力就很有限了，最容易被吸引過來的是一些在東部失去競爭力的企業，而這些企業往往是因為過不了環保關而被東部淘汰下來的。例如造紙厂，如果按照國家要求，在“九五”期間都要實現達標排放，因而不僅需要一次性投入很多資金建設處理設施，正常運轉的變動成本每吨廢水還要增加1元左右。對于本來利潤就不大的小型造紙企業來說，增加的這部分成本是致命的。一些企業可能就是在這种情況下來到了環保意識低于招商意識的西部。
大陸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棟生几年前就一直在研究西部開發的難點与解決辦法。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深有感受地說，從理論上講，除了中央指示對口支援的行為之外，東部發達地區和大城市的產業之所以能向西部轉移一定是在市場之手的操縱下進行的。這里面的驅動因素不外乎以下三點：其一，看重西部較為短缺的消費市場，西進建厂節約產地到市場的運費；其二，大城市和發達地區的要素成本逐年上漲，如土地、工資、環保等方面，有些因為環保的原因甚至被政府強令禁止；其三，辦企業就要講成本和利潤，在西部，基礎設施不健全，交通運輸成本高，唯一的优勢是人力成本低，但人員的素質不是很理想，不具備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條件，只适合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存，而污染也主要是与這樣的產業相聯結。
据陳棟生介紹，西部，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招到一個項目是很難很難的，在就業和溫飽面前，當地政府就難免來者不拒。當然，還有一些地區由于訊息的閉塞，在轉移之初根本不知道要來的企業是高污染的“垃圾”，等到發現危害，已經為時太晚。
西部的落后
使環境幸免于難？
無論是西方國家工業時代的原始積累時期還是大陸東部發達地區經濟起飛階段，用于環保的費用都很低，可以說，几乎就等于零，因為那個時候人們都還沒有這個意識。但是如今開發西部地區時卻不得不將是否符合環保要求當成招商引資的重要否決因素，這樣看來，似乎命運對西部有點不公，但西部地區是大陸的水源地，承載著哺育整個中華民族的重任，可以說，它工業水平的落后，從某种程度上來說恰恰使我們因禍得福。國家環保總局污控司副司長何報翔在接受《大陸經營報》記者采訪時強調：“如果上海排污，直接可以流到大海里，如果江蘇省內企業排污，污染的是其下游的几個縣市，但如果青、藏、川都排污，下流的几個省就會遭受危害。因此說保護西部植被和水源的清洁是關系到整個中華民族存亡和今后几百年發展的大計。”
另一方面，那些跑到西部淘金的“垃圾企業”多數是在對西部資源進行毀坏性的開發。据環保總局監理稽查處處級調研員陳善榮介紹，陝西、貴州的一些土法采礦，老板只為了賺几万元，沒能力綜合開發其中的各种稀有資源，只是挖個洞淘走一小部分礦產，其余的就都當作礦土散落于山野，既污染了周圍環境水源，又嚴重浪費了礦產資源。由于大陸對企業的經濟評价體系中未考慮其對環境的損害問題，使很多企業將利潤建立在對生態的破坏上，而其賺取的利潤与間接導致的洪澇、風沙、污染等災害所造成的損?O無法比擬的。
大陸社會科學院博士、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專家組成員曹建海對《大陸經營報》記者說，現在從全國、全世界來講，在核算經濟活動的時候，一般只核算經濟增長或經濟收入(National income)，沒有一個全面反映經濟成果的完善的核算體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可能經濟收入是增長了，而經濟財富(National asset)并沒有增長，甚至經濟財富損失了。也就是說，也許一個地區GDP或GNP增長了，但是資源和環境卻被破坏了，從經濟价值或經濟財富上看根本就是得不償失的。要想改變這种狀況，在西部大開發中就必須有很大一部分資金要投到生態和環境的治理中，那么，這個部分如何進行核算和評价？這往往成為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其實，如果從改善投資環境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從形成長久良好的投資環境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很容易理解。因為，投資環境不僅僅是獲得經濟回報的條件，而且是涉及能否持續地獲得長期經濟回報的條件；不僅僅是生產過程的條件，而且必須包括生存和生活的條件。所以，良好的投資環境絕不是對以破坏生態環境換取短期經濟利益行為的寬容，而是要保證以持續良好的生態環境來吸引持續不斷的投資。
環保部門因何有法難行
按理說，即使一些地區因為急于脫貧而愿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接納“垃圾企業”，但這些企業向西部轉移的過程中要通過省里立項并進行環保部門的審查才能建設開工，只要省環保部門一夫守關，污染企業有天大的本領也是万夫莫開的。但實際的情況遠非如此。据何副司長介紹，由于大陸環保管理體制上不是縱向管理而是采取條塊分割形式，使得地方環保部門權力受限，視听閉塞，對于破坏環保的項目很難做到防患于未然，而只能采取突擊性檢查，事后罰款查辦的方式進行監管。
就拿四川省來說，新華社早已刊出了垃圾企業西進的消息，而《大陸環境報》也已對此事做了更深一步的報道，但當記者將電話打到四川省環保局時，除了有人看到環境報的報道以外，竟對此事毫不知情，而与西部開發招商工作有關的省計委、經貿委、經濟協作辦公室也均稱此事不屬于自己負責的范疇。那么那些有污染的企業是如何進入到了西部腹地開工生產的呢？這不免讓人產生很多猜測，是不是有一些立項可以繞過一道道關口而直接到達了某些經濟和交通都不發達的地區呢？環保局的官員認為有一些企業可能根本沒有報批立項就自己偷偷搞上了，特別是西部地區，交通閉塞，給查處也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環保局的陳善榮處長向記者介紹了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了查處一個建在深山中的土礦，他們不得不冒著危險手足并用地爬過礦洞背面松軟的土坡。而地方環保部門下屬于地方政府，只有罰款權，沒有令其停產的權力，因此，盡管有很多環保方面的法律法規，但真實執行的時候，還要看地方政府的臉色行事，自然不會去做費力不討好的事了。
何報翔認為，在現行管理机制下，污染的反彈和垃圾企業鑽空子的行為是必然的，在一些不發達地區，重污染企業的利稅可能占到當地財政收入的几分之一，從局部的經濟利益出發，在利益驅動下企業与政府很容易達成默契，環保部門發揮的作用很有限。因為大陸的企業与國外的企業不同，國外的企業不是政府的附屬物，只能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生存，而大陸的企業与地方政府有著無法分割的“骨肉親情”，污染不達標就關閉的政策在很多地方根本行不通。他舉了西部某省會城市的例子，一個有4万名職工的國有企業，污染大戶，你讓它停產，這些職工面臨全部下崗，地方財政就要崩潰，社會穩定因而不保，可是你管不住它那三個大煙囪，又有什么理由去處罰別的小污小染？面對這樣的情況，國家環保總局的專項行動組都束手無策，更別說地方環保部門了。
引資与環保有沒有兩全之策
俗話說，無工不富，從西部的各項條件看，最适合從東部轉移過去發展的是一二產業中的傳統工業企業，也只有這樣才能最快地改變西部的落后面貌。但這樣的企業在生產中几乎不可能不排放廢水廢气，沒有排污就沒有發展，花錢治污又會令企業背上包袱而想方設法逃避，這一對矛盾真的無解嗎？
陳善榮處長告訴記者，治污不單是一种生產鏈外的額外開支，也是可以治出效益來的。何報翔副司長認為做得比較好的是宁夏——所有的新上項目、改造項目都要經過環保部門的預審，這种從事后管理到提前介入的改變不僅可以有效地引進优質企業，要生產先治污，生產設備与三廢治理設備同步開工建設。此舉不僅能有效篩掉想鑽空子的“垃圾企業”，還減少了資源与投資的浪費。他還舉了銀川市一家鐵合金厂的例子，以前該厂是大气污染大戶，投入4000万元治污以后，每年能從廢气中回收5000吨二氧化硅，增加收入1000万元，利潤400多万元。
但這樣的企業畢竟有限，而大陸廣袤的西部地區還有很多地方投資條件比銀川這樣的省會城市差得遠，很難吸引民間資本。面對西部開發招商的困難，一些專家在提出种种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生態產業、醫藥產業等解決方案的同時，也進行著另外一种思考。
据了解，大陸在環保排放監控上采取統一的國家標准，這個標准實際上是最低標准，現在一些東部地區越來越意識到投資環境中生態環境的重要而紛紛提出更高的標准，但對大多數地區來講，還是沒有太大差別的。長年奔波于西部几省的陳棟生深知西部落后地區吸引企業落戶的艱難，根据深入實地研究西部區域經濟多年的經驗，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
陳棟生認為：“就目前西部地區的狀況來看，能夠令東部企業自動流過去的市場因素和政策因素都太少，如果我們的環保部門不把工作做細，根据不同地區的特定條件制定環境控制政策，可以說多數正在轉移中的企業都會轉不成。當然，這不是說可以放寬對環境的保護來換取經濟利益。地方政府可以請專家共同細分自己的環境优勢。比如，一個地方才5万人，地廣人稀，對大气污染的消化能力就比較強，在廢气污染指標上可以降低一些以吸引相應的企業。”他建議，在人口密度小、大气質量好，但內陸河流多的西北部地區，可以容納一些有噪音和廢气污染的企業，但堅決拒絕有廢水污染的企業；而對于雨量大、人口密集的西南部地區，則只能适當轉移進一些有廢水排放的企業。如果國家能制定略有差別的控制標准，使東西部形成一些落差，企業自然就會實現健康轉移，同時也便于監控。否則，你不讓轉，我偷著轉，可能造成的環保隱患更大。”(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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