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朱蓉兒編譯報導）中國實行一胎化政策已三十年，多年來這一政策嚴重侵害人權，並造成負面的經濟與社會效應，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譴責。去年十一月美國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Tom Lanto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舉辦聽證會，再一次揭露此一人權問題。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員艾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出席該聽證會並提出報告，分析中國一胎化政策導致中國人口結構和比例嚴重失調的惡果。
艾伯施塔特的報告主要揭露一胎化衍生四大後果：
1. 中國老年人口與社會福利問題嚴重；
2. 中國的一胎化將導致勞動力的減少；
3. 一胎化造成男女比例的極大差距；
4. 中國的「少親家庭」將嚴重影響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
艾伯施塔特的報告極具參考價值，其摘要如下：
艾氏在報告中表示，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執行了三十年，這個令人瞠目的龐大計劃除了改變中國家庭的生育方式外，實一無是處。當年中共為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定出生育指標，控制生育年齡的婦女，以開除、罰款與強制墮胎的手段，大幅降低人口出生率。
1978年前，也就是中國政府決定實行一胎政策的前夕，其總人口繁殖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遠高於2.1－－所謂的人口替代比率，一個婦女平均生育三胎。但是三十年後，中國的人口繁殖率遠低於世界的平均水平。
據聯合國及美國人口普查局估算，中國現在的繁殖率約在1.7至1.8之間，其它機構提出的數據是1.6或更低於此數。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婦女一生中平均生產不到一胎。但是，一胎化政策帶來的後果越來越明顯，一系列的人口問題叢生，超出當初的想像，即將嚴重困擾下一代，拖累中國的經濟發展，損害社會和諧，考驗傳統的家庭結構，甚至動搖中國文化的基礎。
勞動力的增長停止
中國經濟在1979年至2008年間急遽增長。然而意欲重複一次這樣的經濟增長卻不可能，原因是中國不再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從1980至2005年，中國的勞動人口（年齡15至64歲）以每年2%的速度遞增，但到下一代，這個增長數據將是零。據聯合國人口司的統計，中國15歲以上64歲以下的人口以每年0.7%的速度遞減，至2035年，這個年齡層的勞動力將比現在減少約2,500萬人。
此外，美國人口統計局推算，中國的勞動力至2016年是增長高峰，之後就快速下滑。雖然這是對未來的預測，但未來幾年後就要來到了。聯合國人口司推算，如果現在的生育趨勢延續下去，中國的新生代將比上一代人口減少20%。
僅是以上數據，便顯示中國經濟繼續快速成長的惡兆，如果進一步考慮中國勞動力人口接替的問題，情況就更糟糕。身處現代社會，年輕的勞工身體健康，受教育程度高，易於更新技能，最具有推進生產力發展的潛力。然而在中國，這一群人的數量在過去一個世代持續減少，而且還在繼續縮減。據美國人口統計局估測，1985年中國15至29歲年齡層的年輕勞動人口占總勞動力的47%，今天已降到34%，20年後將僅剩26%。
中國勞動人口未來幾十年不會減少的唯一原因，是50-64歲年齡層的人增多。這群人在2009至2029年增長一億人，從勞動人口比例的22%增至32%，據中國官方人口普查，這群人中的47%連小學都沒畢業。隨著這一年齡群的到來，中國勞動力大軍的組成結構會朝反方向發展。20年前，年輕工人幾乎是老年工人的三倍，今天，年輕工人不及其一半。美國人口統計局預測，二十幾年後，年輕工人與老年工人之比為100：120，至於這種情況何時會穩定下來，則取決於中國的生育趨勢。要想保持經濟長久高速地發展，這種結構絕非理想模式。
如果中國還像從前，有大量待就業大軍，這種形式還容易對付。但中國的決策者們再不能依靠這種曾經有過的儲備大軍了。相反的，中國社科院人口和勞動力經濟學院院長蔡昉認為：中國經濟已屆轉折點，那些用之不竭的農村勞動力已經枯竭，將來需要靠增長工資來吸引就業。
老年化帶來的災難
在下一代，不僅是整個中國的勞動力大軍年齡老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中國社會整體都在快速老年化。這又是一胎化另一弊端，因為低生育率必然減少年輕人的數量。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的統計：中國65歲以上的年齡群人數在1.1億左右，至下一代，這個銀髮族人群會增至2.8億，幾乎以每年3.8%的速度遞增。至2035年前，幾乎每五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65歲以上的老人。
老年化現象在中國農村更為突出，因為年輕的農民都移往城鎮工作和居住。北大教授曾毅帶領一個人口學專家小組調查得出結論：中國鄉村居民年齡比城鎮居民老，且其差距年年遞增，截至2035年，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以上是老人。
老年人口劇增意味著什麼？以日本為例，日本是世界公認的老齡社會，它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22%強。換言之，中國農村老年居民比任何一個民族都多。雖然中國經濟增長了三十幾年，農村依然貧困，農民的人均收入不到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不到日本人的十五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
可以預見，中國社會必須負擔收入遠低於日本或西方老年人的撫養問題。誰來關心這些老年人？當然不會是中國現存的養老金制度。那個不完善的勞保制度只保障政府機關和國企員工，覆蓋面只占總人口的一小部分。
即使這樣，這個養老金體系還在虧錢。美國社保的負債量約佔國家一年國民總值的三分之一，而中國的社保負債已超過GDP的100%，其社保制度遲早破產。中國家庭一向依靠子孫養老，農村、城市皆然。自90年代中國的生育率降低至替代線以下，中國家庭養兒防老的體系也崩潰了。
在90年代，實際上每個年屆退休的中國婦女都至少有一個兒子可以依靠，那個時候92%年近60歲的婦女生過至少一個男孩。邁入2025年，無兒的老年婦女將達30%，也就是說，每三對老年夫婦中就有一對無兒養老。對這些人而言，晚年的生計沒有著落，若指望女兒、女婿，則會分散女婿扶養自己父母的資源。即使有兒的夫婦，也得兒孫有孝心才行。但在現代中國，生活方式和道德觀念都在遽變，兒子願不願孝養雙親也難以肯定。當今中國，人們都認為國家會越來越強大，但龐大的老齡人口為中國的未來投射了一道巨大的陰影。
許多男人娶不到老婆
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出生男嬰和女嬰的數量在比例上都有規則可測。通常100個女嬰就應有103至106個男嬰。但在中國，一胎政策破壞了這種合理的模式，整個國家的性別平衡已被扭曲。中國1982年進行人口普查，人口學家注意到中國的出生性別比例幾乎達到100：109。二十幾年來，這種性別差距越來越大，2005年中國進行小型人口普查，發覺119個男嬰對應100個女嬰；在1至4歲的幼兒，官方登記的性別比例是123，在某些省份，其人口和歐洲大國一樣多，男女嬰的比例甚至超過130。
中國在當代不是唯一性別比例畸形的國家。韓國、台灣、新加坡和印度北方的一些省份近年來男女嬰出生比例已上升為108。然而在中國，出生性別比例嚴重失衡，超過了任何一個國家，毫無疑義，政府實行的一胎政策難辭其咎。
北大教授曾毅認為，一胎政策應承擔十點罪責。今天所生的多餘男嬰都將是明天的新郎。從古至今中國人都認為婚姻是人的必經之道，家庭是社會和諧的穩定因子，但中國新一代的男性面臨結不了婚的窘境。曾毅和他的研究小組計算了很多數據後認為：今天中國30多歲的男性有5%未婚，至2020年比率會超過15%，至2040年達到25%。
在農村，情形會更加嚴重。農村男性的富裕程度及受教育程度都不及城市男性，在婚姻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曾毅估計算至2020年，有20%年齡35-44歲的農村男性娶不到老婆；到2040年，這個比率升高為30%。這樣一群身體健康又沒有前途的光棍大軍，中國政府如何應對？他們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新家庭影響社會經濟
一胎化政策為人口造成的深遠影響，不僅是許多男人找不著對象，也改變了未來家庭的結構。隨著生育率的直線下降，獨生子女的家庭越來越普遍，形成一種獨特的家庭結構：即父子單傳，只有祖輩和孫子，沒有兄弟姊妹、叔伯姨舅和表親。北大教授郭志剛和同事估算，至2011年，近四分之一年齡在25至49歲之間的城市男性會是獨子；至2020年，增為42%；至2030年，增至58%。
這種「少親家庭」的出現，預料會引起不一般的挑戰，畢竟中國文化是建於家庭紐帶之上的。這種即將發生的家庭變革隱含的問題，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不是形而上的，傳統中國家庭結構的萎縮也會使中國的經商之道複雜化。
由於政府機構的低信譽，中國的商家一直依靠私人關係辦事情，他們的關係網降低了交易雙方的風險和成本。在過去三十幾年的經濟發展中，這種關係網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隨著「少親家庭」的興起，新一代的經濟和政界人物不再依靠血緣關係辦事。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會怎樣運行？當然可以加強法律條款或朋友間的親和力來彌補。但是以歷史為鑒，社會的適應緩不濟急，屆時社會資本的損失難以彌補。
中國諸多的人口問題迫在眉睫，不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此停滯。只是這麼多人口所衍生的問題需要解決，而國際組織甚至中國的領導層都沒有清醒的認識。當代中國經濟是發展了，但對中國獨裁的領導者來說，人口問題是一柄具諷刺意味的雙刃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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