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琳:美國旅遊之後的七年夢魘

張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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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3日訊】有一段痛苦的經歷我一直埋在心底,構成我多年來的一個夢魘,至今死死糾纏著我,我今天決定把它說出來,我相信陽光之下,夢魘終會化為烏有。
  
那是2003年夏天,我隨旅行團到美國的夏威夷旅遊,藍天、白雲、海浪、椰子樹、火山島,各種奇異的魚蟲鳥獸,草裙舞,星條旗,野營的篝火和歡快的土著漁歌,旅遊天堂旖旎的熱帶風光讓我們陶醉、留戀往返。
  
但這美好的一切在一個傍晚結束了。
  
那天,我們剛剛旅遊回到賓館,寧靜的廣場上突然多出了一些人來,我從窗口看到,他們舉著各種牌子,拉著橫幅,在大聲地演講。他們說的是我能聽懂的鄉音,他們是中國人。
  
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吸引著我,讓我來到這個廣場,我全然忘了出國前導遊宣布的紀律。
  
他們是法輪功,他們的展板內容豐富,圖文並茂,有反右的、文革的、六四的,當然更多的是鎮壓法輪功的。
  
我在一塊反右展板前站住了,那上面有個佝僂的老人在馱著一筐煤炭艱難爬行,文字註明這是右派在勞教煤礦。
  
我想起了我的父親,他是個被勞教23年的右派,而我是右派的女兒。
  
我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我父親是上海沙發廠的技術員。1957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起雙百運動(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發動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我父親不知道這是共產黨引蛇出洞的「陽謀」,在一次會議上,給黨委書記提了些意見。當年5月份毛澤東變臉,開始反右運動。全國抓右派55萬人之多,我父親也被打成右派。1957年年底,我父親被作為右派發送農場勞動改造,本來當時規定是勞教一年,但卻一去23年,我1958年3月15日出生,從出生起就沒有看到父親。
  
我父親成了右派之後,我們被迫跟父親劃清界限,所以我們姊妹都隨母親姓,我父親本來姓毛,我和姊妹們都姓張。即便這樣,我的童年時代也是在文革的歧視中度過的,上學的時候不得參加少先隊、共青團,我喜歡唱歌跳舞,但是因為我是右派的女兒,看夠了老師同學的白眼,受盡了歧視,不得參加學校舉行的這類文藝活動。文革後期更是作為黑五類子女,不得參軍升學就業, 1976年我19歲時被強行下放農村勞動,1979年才頂替母親回到上海就業。
  
法輪功學員在演講和發的傳單中,揭露共產黨發動反右、文革、鎮壓六四和迫害法輪功的罪惡,引起了我極大的共鳴,我這才知道原來在共產黨統治下,不僅僅是我和我們一家被迫害,共產黨的統治歷史從頭到尾都是一部殺人的歷史,它比法西斯更邪惡,更兇殘。被共產黨殘害的中國人有八千多萬,比全世界其他受害人數的總和還多。回到旅行團,我的眼睛還是紅的,帶隊的導遊威脅我說你這樣同情法輪功非常危險,他們沒收了我的護照和法輪功給我的資料,把我強行帶回了國內。
  
回國後,我立即被上海市靜安區公安局國保警察帶走,嚴厲審查三天三夜,他們用3000度的燈泡照我,不讓我睡覺,每天四班倒逼迫我交代跟法輪功有甚麼勾結,是不是帶了任務回國來從事反政府活動等等。因為這些都是子虛烏有,我自然交代不出甚麼東西來。後來他們逼迫我寫下保證書,不得與法輪功發生任何關係,保證不傳播任何反政府言論才釋放了我。
  
我出來後,聽我媽媽說他們為了營救我通過那個導遊交了30000元罰款,因為沒有收據,我懷疑被導遊和那些警察私分了。後來我去找導遊要個說法,導遊很緊張,怕我鬧大了,就偷偷把護照還給了我,這個導遊還怕我對他不利,暗示我還有機會到美國來。當年七月,我一個人利用未到期的簽證來到了美國。
  
我在美國安靜生活了七年,我以為早已擺脫了恐懼,沒想到今年上海搞世博,當地警察居然又到我家騷擾,他們調查我爸爸在海外幹了什麼,還明確表示我當年跟法輪功有勾結,現在還在美國還在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這筆帳政府一直記著。他們警告我父親轉告我,別想世博期間回來惹事,否則入境就關進去。
  
我萬沒想到,七年前的夢魘還在糾纏著我,我父親的下場還在等待著我,靠恐怖起家的共產黨,還在試圖用恐懼綁架我!
  
惡夢只在暗夜裡存活,放在陽光下就消散了,恐懼的堅冰也只有放在陽光下才能冰釋。所以,我今天要說出這個真相,並徹底拋棄我當年在警察威脅下做出的承諾,響應法輪功的號召,公開站出來說真相,我相信,真相可以破除謊言和恐懼的威脅,當全國人民都了解中共靠謊言和暴力維持恐怖統治的真相的時候,共產黨的末日也就到了。
  
2010年6月21日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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