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09月28日訊】沈從文的長篇傑作《長河》嘲諷了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樸實的湘西鄉人根本理解不了什麼「新生活」，就是對這個稱呼也感到莫名其妙，以為是一群人、一個軍隊之類。一位婦女得知「新生活」要來了，十分擔憂，她不明白「新生活」是什麼樣子，會不會拉人殺人，問了許多人也說不明白。一位老水手同樣對「新生活」抱有杞憂，以為「新生活」一來，這地方原來的一切，都必然會要有些變化。湘西人實在是被折騰怕了，之前，又是土匪，又是共產黨的蘇維埃、又是追剿紅軍的國民黨軍，一點風吹草動，新名詞、新運動都讓他們感到莫名的恐懼。等到新生活運動在湘西小城實施，人們看到的只是些不切實際的可笑之舉，比如強行規定鄉下人走路要靠左，不然要打膝關節，不扣紐扣也得挨罰等等。
《長河》也因此被國民黨圖書審查官認為「思想不妥」，輾轉交涉，做了刪節，最後才得發行。沈從文的小說固然出於虛構，湘西老鄉對「新生活」的那種懼怕心態卻是真實的。「新生活運動」到底有什麼內容？很少有人去研究，我在翻舊報紙時發現到了鐵血抗戰時期，報紙還在紀念「新生活運動」多少週年。
這個運動是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的，進而推到全國，目的是想用最簡易、最急切的方法改變國民的日常生活習性，也就是按照他所理解的「禮義廉恥」標準重塑國民的行為規範。當時，他雄心勃勃，要把江西造成一個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基礎。這年2月19日，他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週的演講中首次提出「新生活運動」，希望從江西尤其是南昌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布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他心目中的「新生活」就是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他概括說，所謂「新生活運動」，「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是共同一致的習慣和本能……」軍事化的「新生活」體現在衣食住行方面，比如如何走路，以冷水洗臉，不吸煙、不擦香水，不歪戴帽子，不蓬著頭髮，不拖著鞋子，紐扣本能不扣，養成不隨地吐痰等愛好清潔衛生的習慣，等等。
《新生活運動綱要》對禮義廉恥做了明確的解釋，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後來蔣介石重新解釋為嚴嚴整整的紀律），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圍繞著這個核心，除去不合理的生活，代之以合理的生活，使國民做到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從而達到生活合理化，以為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基礎。到了抗戰時期，蔣介石把雪恥復仇作為「新生活運動」的首要課題。
從一開始，這個運動就由「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主持，蔣介石本人擔任會長，宋美齡任指導長，大批高官或為指導員，或為幹事。可以說，運動在國民黨內得到許多人的呼應，1939年，抗戰已經打得如火如荼，于右任表示，由「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而養成「負責任」和「守紀律」的現代文明生活，可以掃除和代替以往「萎靡、污穢、腐敗、浪漫、頹唐、懶惰、豪奢、虛偽和無秩序」的野蠻生活，認為「新生活運動」推行五年以來成績顯著，特別是在民族精神方面，對於抵抗強敵入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有人把「新生活運動」看作是蔣介石尋求中國國民的現代化，「一國的國民惟有現代化，才配做獨立自由的國民，國民能獨立自由，國家才能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金善寶）
我們已無法知道，他們當年做出這些判斷是否言不由衷。今天，我們能在這個運動中看到的只是返回「禮義廉恥」傳統的努力，並不是一條通往現代公民之路。「新生活運動」最大的缺失就是價值錯置，其中強調的那些個人生活規範，都只是為了規矩，服從，守紀律，而沒有自主地為這個社會服務，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這類內容，也就是說「新生活運動」倡導的價值不是現代的，即使表面看去有一點，那也只是現代之末，而無現代之本。自清末民初以來，經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出版的教科書，以及基督教青年會推行的公民教育，公民觀念，對於受過教育的國人來已經並不陌生。即便國民黨上台以後，塞入了一些「三民主義」的說辭，也沒有在根本上改變當時的中小學公民教育狀況。「新生活運動」離開公民教育，而奢望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重塑一代新國民，本質上不是要培育現代化的國民，而只是想訓練聽話的工具。這是權力主導的大規模的改變私人生活規範的一次嘗試，完全依靠權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在公眾當中並沒有激起多少反響，有之，也類似於沈從文的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