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大陸知名作家談文學創作與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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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1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黃思源報導)最近,中共六中全會推「文化改革」、廣電總局下「限娛令」,加強思想言論箝制和媒體管控來維穩。這對於從事文化藝術創作的人士影響如何?一葉知秋,從三位中國作家日前在海外的演講發言中,人們可瞭解中國大陸的人文環境,作家進行文學創作與突圍的不易和艱辛。

這三位中國作家是榮獲2010年度曼氏亞洲文學獎的江蘇作家畢飛宇,作品無法在大陸出版的陳希我,擅長城市居民黑色幽默小說的網絡作家慕容雪村, 10月29日他們在新加坡作家節上與讀者會面座談。

作家畢飛宇談到文學創作經驗體會時表示,寫小說最要緊的就是經驗,以生活和社會的個人體驗來推動敘事,展開想像的翅膀,天才會直達事件內在的核心或最荒謬之處。

作家陳希我認為,中國5000年的傳統文化完全被共產黨破壞殆盡了,後來的什麼「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根本就建立不起來。因此,無論結果如何,中國人都需要抗爭。

作家慕容雪村是最近百名無懼打壓,前往探視遭到監控軟禁的山東盲人律師陳光誠的大陸民眾之一。他認為,最近發生的廣東佛山女童小悅悅慘死事件只能歸結於制度問題。在好的制度下,连作恶之人都会有迁善之心;在坏的制度下,一星半点儿的好人好事,根本就失去意义和影响力。

畢飛宇:保持傳統的方式 古典的固執

1964年生於江蘇興化的畢飛宇擅長細節與人物心理描寫,被譽為「現代最瞭解女性的男作家」。他的代表作《玉米》、《青衣》、《推拿》,風格獨特,廣受好評,多次獲獎。畢飛宇的專題演講《想像與經驗的交換》,吸引了老中青華人及洋人「粉絲」。

此次畢飛宇在專題演講《想像與經驗的交換》中暢談了自己對於小說創作的經驗體會。他說,寫小說最要緊的就是經驗,以生活和社會的個人體驗來推動敘事,展開想像的翅膀,天才會直達事件內在的核心或最荒謬之處。他以《水滸傳》、《紅樓夢》和《局外人》為例,點評優秀作品超越一般現實敘事作品的地方。

畢飛宇的父親早在57年就被中共打成了「右派」 ,父母下放農村,一家五口日子艱難。父母追憶上世紀40年代優雅富裕生活的閒話成了小兒子畢飛宇最初的想像。頑皮的他又迷戀上連環畫,跟小夥伴講起故事來活靈活現,擅長敘事的本領顯露出來,以致日後踏上了寫作之路。

回顧八十年代的青春歲月,「那時候是往自由的方向走,89年以後……而現在的趨向是不斷地往回收。」 畢飛宇感嘆,「不要以為時代是在發展,時代只是在變化。有的變好了,有的未必!」

談到網絡和音像對文學的衝擊,畢飛宇認為書一定是有人讀的。通過文字閱讀帶來的想像要大於音像。他平時幾乎沒有應酬,不參加飯局,也不用手機, 閱讀和寫作都保持著傳統的方式,在這方面他有一種「古典的固執」。

陳希我:無論結果如何 抗爭都需要

《亞洲前哨報》在2010年形容福州作家陳希我是「中國最敢為作家的言論自由發出聲音」的人士。用文學評論家賀紹俊的話說就是:陳希我採用了一種極端的敘述方式,他要把對人生對社會對精神的憂思推到極致。

48歲的福州作家陳希我的《冒犯書》與《大勢》備受關注,小說《遮蔽》使用亂倫來隱喻一個扭曲變態的社會,深具前衛與爭議性。由於陳希我拒絕妥協,作品頻頻遭禁,有的勉強出版也是刪掉很多。

陳希我犀利生動的博客很受網民歡迎。他說:「我們面臨的環境十分惡劣,一個作家不應對此袖手旁觀。現在很多作家以『絕望』為藉口不肯作為,其實是怯懦。我也很絕望,但我認為要絕望而抗爭,抗爭是無論結果如何都需要的……我是被逼到『異議』道路上的。」他認為作家如果繳械了,離開自己的土壤,就什麼都沒有了。

有著海外留學經歷的他說,華人是背著祖宗出去的,還保留著一些中國文化傳統。在菲律賓看到那些華僑祭祖,感到人是多麼需要核心價值呀!可是在中國,5000年的傳統文化完全被共產黨破壞殆盡了,後來什麼「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根本就建立不起來。

陳希我舉例子:80年代,如果有人聽黨課,周圍人會跟他疏遠,認為這小子不地道要往上爬;現在80後、90後,你入黨,我也入,大家都撈一把,都做壞事,都不作聲。

「關鍵是當大家都同流合污時,怎樣努力掙脫出來。」 陳希我這一問發人深省。

慕容雪村:為留下存證和真況而寫作

74年出生的慕容雪村是中國網絡文學的先驅,曾被形容為「中國小說界的頑童」。2002年,他憑藉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在網上迅速走紅。該小說被改編成舞台劇、廣播劇、電影、電視劇,引起觀眾強烈共鳴。翻譯成英文後,還入圍了曼氏亞洲文學獎。

他的近作《中國, 少了一味藥》講述了自己當臥底潛入傳銷集團揭露非法傳銷的故事,獲得2010年中國人民文學獎的「特別行動獎」。

但慕容雪村最滿意的作品是《原諒我紅塵顛倒》,一部揭露律師行業黑暗荒唐真相的小說。這位學法律的文學青年說,這部小說70%是真實的 ,其中「相當多的潛規則都源自真實生活,比如律師勾結法官,送錢、送女人、還送『偉哥』的都有。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20多歲時,我是不折不扣的利己主義者,但從35歲到37歲這兩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善良、清醒,想做對大眾有益的事。」 慕容雪村表示,寫作是想為中國現代社會現實留下存證,想呈現中國的一些現況、真況。

慕容雪村指出,小悅悅事件只能歸結於制度問題。在好的制度下,連作惡之人都會有遷善之心;在壞的制度下,一星半點兒的好人好事,根本就失去意義和影響力。

網絡使創作更為便捷,翻譯增強了中國作家在國外的影響力。對此,慕容雪村搖頭表示道,當局的一些審查已經弱智到莫名其妙。

現在,慕容雪村準備把「無閹割」版的《中國,少了一味藥》翻譯成英文版,面對特定讀者發行。

(責任編輯: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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