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12日訊】（新紀元週刊記者吳雪兒綜合報導）最近香港終審法院在審理一宗追討案，案中牽涉海外一家對沖基金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追討訴訟，或可能觸發第四次人大釋法。
報導指海外對沖基金FG Hemisphere Associate（FG）根據一項國際商會仲裁下的案件，入稟香港特區法院，要求中國中鐵將本來付予剛果逾2億美元的採礦入場費用作抵債。
中共外交部三度去信香港律政司，第三封信措詞強硬，警告香港特區若在外交豁免權上的安排與北京當局立場不一致，將對「國家」利益造成深遠影響和嚴重損害。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無論以任何理由，北京當局直接干預法庭是很壞的做法。
上訴庭去年裁定，香港跟從1997年前的普通法制度，在外交豁免權上採「有限度外交豁免」，判剛果須償還FG約8億港元欠債。剛果不服上訴，指香港有責任跟從中央政府的「絕對外交豁免權」，令該國毋須償債。
香港法庭是否跟隨北京腳步
案件爭拗在於香港法庭是否跟隨北京當局採用「絕對外交豁免權」（Sovereign Immunity），還是按1997年前的普通法制度，在外交豁免權上採「有限度外交豁免」（Restricted Immunity）。「有限度外交豁免」是指當國家參與一些商貿行為時，法庭視國家為類似私人公司，不獲豁免責任的特權。這是香港沿用普通法追隨英國法律的原則。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在高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審決案件前，曾兩度發信重申北京當局立場，採用「絕對外交豁免權」。
外交部再於去年8月發出第三封信，內容更為詳細而且措辭強烈。信中警告說，若香港一意孤行採納「有限度外交豁免權」，將會構成五大影響，包括不符香港特區地位、國家外交立場受質疑、受影響國家向中央交涉損友好關係、中國海外財產安全受威脅、妨礙發展中窮國減債等。
信中又提到香港一直沿用英國的「有限度外交豁免權」，在回歸後已不適用，因為回歸後香港的外交事務須交由中央政府決定。
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在終審庭上讀出外交部第三封信，並指出，律政司關注香港利益及法治制度，現時《基本法》第十三條已清楚將權力作憲制分配，主權國豁免權為外交事務。若終審法院有疑問，可依《基本法》一百五十八條提請人大釋法：詢外交豁免權是否《基本法》十三條內所指的外交事務之一；條文內「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意思是否指中央政府有權決定；香港法院是否有責任跟從中央政府指示；以及九七前沿用制度是否已失效等。
前商業法律講師黃覺岸曾在《大紀元》撰文〈外交部粗暴干預香港終審法院〉寫道，案件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外交部在案件於原訟庭及上訴庭審理之時，已經兩次去信法庭，其觀點其實在前兩信已經解說清楚。第三封信，除了將壓力升級以外，沒有更好的理由：「大律師余若海在庭上讀出（外交部第三封信），說是以此為依據。那我們是否可以寫信給香港政府，請它在法庭上讀出，來抗議這件事呢？」
把國內一套搬到香港
黃覺岸認為，外交部的做法是對法庭運作的干預，而且明顯升級，亦明顯在干預特區法院的運作。而提請人大常委，變相要求香港法院放棄自己的終審權力。他說：「事件是嚴重的，是把國內一套搬到香港，你有甚麼觀點，在初審的時候已經說完了，大家都可以上訴，到了終審還要施加壓力，就是干預著香港最終的司法。」
黃覺岸指出，外交部在信中提出的五點理由，全部都是政治理由：「很明顯是政治在干預著司法，影響國家和別國的關係，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他說，法庭不應該考慮政治因素，而是應該依法律去考慮整件事情的對與錯：「如果是外交問題，你（北京當局）可以通過其它途徑去處理，如援助。而現在是一個司法問題，如果是司法問題，全世界的處理都會類同。說明香港是一國兩制，香港的法律與國內是不同的，法律是講地域的，在美國，不同的州都有不同的法區（Law District）不同的決定是正常的，不可以說因此就要跟國家的統一立場，否則就是破壞一國兩制。」
被問及有關訴訟時，以及可能引起第四次人大釋法時，大律師、立法會議員余若薇說，訴訟還在進行中，不便過多評論，但她認為，無論以任何理由，北京當局直接干預法庭是很壞的做法。◇
本文轉自218期【新紀元週刊】「焦點新聞」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20/924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