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29日訊】江蘇省泗洪縣，有個地方叫「那個地方」。
因為被關過「那個地方」的人，對「那個地方」叫法不盡相同。有的叫「秘密大院」 ，有的叫「黑屋子」，有的叫「黑看守」，有的叫「黑監獄」，有的叫「私設的牢房 」，也有的叫「不知道叫甚麼地方的地方」，大多乾脆就叫「那個地方」。
也許有人知道，但很少人願意稱呼那個地方的另一種稱謂———信訪學習班———被關過裡面的人，自稱沒有接受任何法制學習，相反，他們受到的是「不許睡覺」、「 面壁」、「蹲馬步」、「端水盆」、「坐涼地」、「互扇鞋板」、「用棍抽」，甚至用針扎、猥褻性騷擾等等「酷刑」。
被關者多為當地「刁民」：上訪告狀者、拆遷釘子戶等。在寫下「檢討」、「保證書 」，同意在協議上簽字後，他們才被允許從「那個地方」放出來。
「那個地方」到底是個甚麼地方？雖然泗洪縣官方否認有「那個地方」的存在，但在南都記者三赴泗洪面訪到的被關押者中，已有數十人親證了「那個地方」的存在。而來自他們的不完全統計，泗洪縣先後被關過者至少有一兩百人。
更有當地知情官員披露，泗洪的「那個地方」，脫胎於早年的「信訪學習班」，經數年嬗變，已由最初主要針對上訪告狀者，進而演變成也同時針對拆遷釘子戶；由起初分散在各鄉鎮不固定地點，變成集中一處相對固定的地方。
這位良知官員呼籲，泗洪縣「信訪學習班」的實際操作手段，江蘇省及中央並不知情，而這種由地方秘密私設、類似地下監獄的維穩場所，不僅讓法律在這裡扭曲，更極大傷害了民心所向，成為基層社會最黑暗的死角。其隱密存在與現代法制社會嚴重背道而馳，及時取締已經刻不容緩。
被抓
「釘子戶」被強行帶入神秘大院關進小黑屋
64歲的孫銀俠沒想到，在她的後半生會經歷「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幕」。
而這一幕的開啟，始於從天崗湖鄉政府打來的一個電話。
2010年6月1日下午，正在家中餵豬的孫銀俠突然接到村幹部的電話通知：孫主任你過來一下，鄉政府有事找你。早年孫銀俠曾做過村婦女主任，村幹部還是習慣地叫她「 孫主任」。
下午約4點半，孫銀俠來到離家不遠的鄉政府辦公大樓。鄉幹部在二樓接待了她，並談起她家房屋拆遷的事———起初孫以為，這次鄉政府喊她來還是談拆遷，勸說她盡早在協議上簽字。
等待過程中，另兩位村民王乃謀、王乃好也被先後叫到了鄉政府。兩人和孫一樣，是最後幾家尚未在協議上簽字的「釘子戶」，也都以為是被鄉政府叫來談判的。
當著鄉幹部的面，王乃謀、王乃好先後表態，拒絕在拆遷協議上簽字。孫銀俠最後一個表態，「我就一句話，拆遷補償(標準)太低，要麼按面積一平方米換一平方米，要麼你們就把我趕走！」談話隨後陷入僵局。
「過了沒多久，」孫銀俠回憶當時的突發場面，「從外面開進來一輛依維柯車，就停在鄉政府的院子裡，下來一二十人，兩三個架一個人，把我們三人塞到了依維柯里面。」
王乃謀事後回憶當時情形與孫銀俠相彷。
上車前，王乃好大喊「我犯甚麼法」，但不由分說被摁進車內。孫銀俠上車後邊掙扎邊喊「你們要把我們弄到哪裏去」，也被壓得動彈不得。
「拖我們的時候，鄉幹部、村幹部好幾個都在場，他們看著我們被抓走的。」孫銀俠的這種說法也被王乃謀佐證。
車子駛出一百多里，在近一個小時後開始進入目的地，「拐了一個彎，又拐了一個彎，進了一道門，又進了一道門」，最後三人在一個四周都是圍牆的大院裡被放下。
「有兩個大鐵門，這個鐵門進去，裡面還有個鐵門。」事後孫銀俠回憶大院的結構， 「裡面有一排帶走廊的平房，一共是八間房，其中六間有窗戶，東頭的兩間光有門沒有窗戶。」
孫銀俠被關進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關上門，黑漆漆的，甚麼也看不見了。」「有十幾個平方米，裡面髒得不行，只有一張破破爛爛的小床。」
然而這張床並不是給她睡的。孫銀俠說，床是給負責看守她的人睡，「我們只能站著，或坐在地上。開始不讓俺們睡覺，後來實在困得不行，也只能坐在牆邊靠一下。」
負責看守他們的人，孫銀俠說，有十幾個人，年齡大的五六十歲，小的一二十歲，「 有幾個胳膊上刺著青，一看就是社會上的地痞流氓。」
「教訓」
餓著肚子接受各種「酷刑」，還要用拖鞋互抽臉
當天晚上，孫銀俠被要求面朝牆壁，臉貼著牆站了一夜。「不給吃也不給喝，還不能動，動了就要挨打。」王乃謀也一樣，餓著肚子站了一宿。
一個年齡稍大的看守，在剛進去時就給他們「打預防針」：你們來了就要服從這裡的紀律，要不然就得皮肉受苦。王乃好喊，我們犯甚麼法？當晚就被「教訓」。
孫銀俠在王乃好隔壁，「就聽到把王乃好打得嗷嗷叫，王乃好在隔壁喊，你打吧你打吧，你繼續打，你把我打死吧。就聽見抽打聲，王乃好在那邊使勁叫喚，打了有半個小時吧，後來就不吱聲沒聽到動靜了。」
事後孫銀俠聽王乃好講，當天晚上他挨了一百多下，打斷了兩根棍子。
到第二天他們才知道，就在當晚，天崗湖鄉另一名拆遷「釘子戶」王乃陸也被關了進來。一大早，他們被要求到院子裡「蹲馬步」。
「除了屈膝伸臂，每個人手上還端一碗水。旁邊站的人拿棍子監督，手端得不平了就打。」孫銀俠說，「實在蹲得受不了，他們就問，簽不簽字？不簽字，還蹲，還打。 」
「實在不是人能受的罪。」王乃謀說，「進去之後，有四頓飯沒給我們吃，兩夜沒怎麼睡，第三天才給了大半碗稀飯。」
而第三天，天崗湖鄉又一名被拆遷戶兼上訪戶張秀林也被送了進來。60歲的他之前去過北京，事由是他位於天崗湖鄉王集街共9間、總建築面積為300多平方米的門面房和住房，按拆遷補償標準只有3.9萬元。而按市場價，早年曾有人出40萬元他都沒賣。
張秀林事後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說，「一進去他們就打我，用皮帶抽，你要看到你就會淌眼淚。打了以後，叫我蹲馬步，端水，還要手臂一般高，頭不能低，低頭就打。一天要用棍子打三遍，不簽字就往死裡整。我在裡面呆了10天，因為有高血壓實在受不了，最後被迫在拆遷協議上簽字，被放了出來。」
在張秀林被關前後，另有一對母女也被關了進來。「是另外一個鄉的，也是因為上訪。那娘倆姓甚麼叫甚麼，我們互相都不知道。」孫銀俠說。
那對母女給孫銀俠留下的難堪記憶是，「看守的人讓我和那對娘倆對打，就是用拖鞋底板，互相抽對方的臉。你抽我一下，我抽你一下，還要聽到響，打得不響了，看守人員就來打你。」
這種被關人員之間「互打」的經歷，也同樣留在了王乃謀、張秀林的記憶裡。
還有一種「酷刑」曾經讓孫銀俠「差點死去」，這就是「坐涼地」、「端涼水」：人坐在地上，兩腿伸直併攏，兩臂也同樣向前伸直。然後兩手端著一個盛水的盆，脖子也要伸直，不能低頭。「我有一天端得天眩地轉的，真的想死了不想活了。後來我昏過去了，醒來看守的人還說我：你要不行你就報告啊。他們也怕我真的出事。」
簽字
在「針刑」前屈服被迫「自願」，還要寫檢討
但這些還不是最難以承受的「體罰」。
在被關12天中，事後給64歲的孫銀俠留下揮之難去的精神陰影的，還是她曾在裡面受到的「性騷擾和猥褻」，儘管在她的激烈謾罵下未遂。
據孫銀俠自述，在她被關小屋期間，曾有兩名男性人員對她有明顯的「不良企圖」。
其中之一是同樣被關進裡面的張秀林。「他跑過來刺激我，就是有強姦那意思。我就破口大罵，我拿東西跟他打，他看我接受不了，就上來勸我，說開玩笑的。我就罵他，開甚麼玩笑啊，後來他就不敢再來了。」
「我考慮他是受裡面的人指使的，姓張的那個人也是我們天崗湖鄉的，以前都認識。沒有人指使，他不可能這樣做。」孫銀俠說。
另一人是負責看守孫銀俠的劉某。「有一次他坐在床上，我坐在地上。他就叫我，到床上來坐。我當時以為他是好心，就到床上坐了。他就開始對我不懷好意，我當時就跟他說好話，求他，後來他就放過我了。」孫銀俠說。
「我真的沒想到，我這麼大年紀的人了，還在裡面受到這樣的污辱。我有時晚上想著想著，胸口悶得氣醒過來了，我就覺得我太受屈辱了！」從裡面出來後的孫銀俠，多次對記者這樣訴說。
就孫銀俠的以上述說，南都記者輾轉通過泗洪縣一位當地人向劉某求證。但劉否認了孫銀俠的說法，他說是「那個姓張的，也是被關的，跟她同鄉的一個人」，當時只是跟孫銀俠開過類似的玩笑。
南都記者隨後向張秀林求證，張承認「是有這個事」，「當時我是被逼迫的，就是『 看守所』的人，(他們)讓我調戲孫銀俠，不那樣做，他們就每天打我一百棍。」
最終讓孫銀俠「屈服」的，還是一種令她極度恐懼的「針刑」。據孫描述，這天，一名看守手提一根墜著針的細線來到她面前，另一隻手拿著打針用的棉簽，「他們拿針在我眼前晃啊晃，說大姐你簽吧你簽吧，我們也不想這樣弄你。我當時是真的怕了，我怕他們真的拿針扎我。」
在被押12天後，孫銀俠被從裡面放了出來。左眼留著淤青，頭髮被揪掉一大塊，同時還被迫同意讓家人「自願」在拆遷協議上簽字。孫說，放出前，一名自稱公安的人曾向她這樣問話：(在裡面)打你沒有？沒有。學習好了嗎？學習好了。那你簽個名吧。孫銀俠說不會寫字，最後按了手印。
王乃謀被放出前也履行了同樣的程序。「當時來了兩個人作筆錄，一個說是公安局的，穿便服，還亮了警官證給我看。另外一個說是信訪局的。他們問的是，你在裡面學習怎樣，吃住怎樣，要求我們只能講好，你不敢不講，不講就出不來。」
除了要在「沒有」、「好」等回答內容的筆錄上簽字，被關者放出前還得寫諸如「檢討」、「悔過書」、「保證書」之類的材料。在泗洪採訪期間，南都記者曾看到一個先後被關過三次、青陽鎮阮莊二組59歲村民王淑英寫的一份「檢討」：
「……由於我貪心想讓政府多賠錢，情節惡劣，政府為了改造我給我單獨辦信訪條例學習班，財力人力花費很多……我現在後悔莫及，我錯了，請政府給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孫銀俠被放出前也被要求寫類似「保證書」，但其嚴詞拒絕，「後來是他們幫我寫的，只讓我在上面按個手印。」
探訪
「那個地方」戒備森嚴，神秘院落前記者遭遇警察
直到出了大院，孫銀俠才知道關押她的地方在泗洪縣青陽鎮大樓社區工作委員會辦公大樓的後面，一處不易被人發覺、被圍牆和鐵門深鎖起來的院落。
「在訊問時，他們管那個地方叫信訪學習班，這個名字我以前也聽說過，當時覺得辦學習班是好事，但你到底憑甚麼叫學習班？我們被關進去沒有學習，進去就是打。」 王乃謀說。
王出來時左眼淤青，腿部多處外傷，到衛生院檢查為輕微腦震盪。他說另一被關者王乃陸放出時，「從後腰到前胸，全部都打花了，就像紫茄子一樣。」而和王乃謀同一天放出的王乃好「臉上青一片紫一片」，就在他到家之前幾個小時，其位於街上的房子已被扒掉。
上述天崗湖鄉幾名被關的拆遷戶，僅是「信訪學習班」的短暫過客。從去年至今，南都記者曾三次來到泗洪縣，僅有限接觸和瞭解到的被關者就有數十人。其中青陽鎮有多人願意通過媒體以實名、並出具相關證據證明他們的遭遇：付存久、陳建國、宋松濤、虞宏偉、許友生、王慶奎、王淑英、路成明、江獻蘭、蔣正祥等。
在他們的材料訴稱中，無一不是控訴當地政府「私設牢獄」、「濫用私刑」、「毒打、關押、折磨、報復」上訪者以及被拆遷人員。而他們材料中又極少人稱被關過的地方為「信訪學習班」，而是叫做「秘密大院」、「黑屋子」、「黑看守」、「黑監獄 」、「私設的牢房」等。在他們面對記者的口述中，對被關過的地方通常就稱為「那個地方」———一個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去準確表述的稱呼。
而「那個地方」在當地的高度敏感和戒備森嚴，從記者的實地探訪中也可窺一斑。
2010年6月24日，南都記者曾試圖進入青陽鎮大樓社區辦公大樓後面的那片院落。但剛靠近，便被一名尾隨而至的男子叫住盤問，並告訴記者「不要隨便走」。
站在記者的位置能夠看到，通向大院的一扇鐵門緊鎖，隱約可見裡面深處一片被圍牆圈起的院落。與院毗鄰的是幾間平房建築，其中一面牆壁上掛有「青陽鎮大樓社區居民法制學校」等牌匾。
記者隨後向社區門房一位畢姓值班人員詢問「學習班在哪裏」，對方反覆打量記者後反問：「你是怎麼進來的？你是幹甚麼的？學習班是保密的，一般情況是不讓講的。比方要哪裏逮人來了，這能夠告訴你嗎？」
見記者繼續問，對方急了：「那地方不能去！你怎麼不懂呢？(裡面)都是南來北往的，有無聊的，上訪的，告狀的，亂七八糟的人，不正當的人逮到裡面的，那能隨便進去嗎？你該幹嘛幹嘛去，在這裡呆時間長了不是好事。」
與畢姓人員的交流還在繼續，這時，七八名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員已來到現場，對記者進行盤查。在記者離開之後，一輛警車在身後尾隨。當記者登上一輛公共汽車，警車上隨即下來兩名警察將記者從車上叫下。
「你有甚麼工作可以跟我們聯繫。現在，我們要檢查你的包。」被記者拒絕後，對方抄下了記者的身份證號。隨後在兩名警察的目送下，記者攔車離去。
求證
縣委宣傳部否認，鄉黨委書記證實
隱身於大樓社區後院的「那個地方」到底是幹甚麼的？是否有拆遷戶和上訪者曾經被關在裡面？泗洪縣有沒有「信訪學習班」？而「那個地方」是否就是坊間所說的「信訪學習班」？當南都記者來到泗洪縣委縣政府，就以上問題逐一進行求證時，縣委宣傳部均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記者提出核實，天崗湖鄉等被拆遷戶及上訪戶投訴曾被送到位於青陽鎮大樓社區的「 學習班」，是否確有其事？對此，泗洪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金同闖的回答是，「我們對這個不太瞭解。」
記者問泗洪縣是否有「信訪學習班」？大樓社區的是否就是「信訪學習班」？金同闖說，「不太清楚，沒聽說大樓社區哪裏有信訪學習班。」而在場的新聞科科長許昌亮告訴記者「泗洪縣沒有信訪學習班。」
但金同闖表示，「雖然泗洪沒聽說有『信訪學習班』，但是辦『信訪學習班』這個事，據我所知是有政策的，是可以辦的。從中央到地方以前提到這類事情，好像其他地方有。意思就是說群眾在和政府合作過程中，法制意識不強的時候，要安排到一起學習。」
「譬如遇到拆遷問題、計劃生育問題、面對其他糾紛等等，法制意識不強，越級上訪甚至尋釁滋事，就組織(他們)到信訪學習班，把國家政策和相關法規系統地向他們介紹，(讓他們)理解，配合，和諧發展。」
「我們確實不知道學習班的情況。」金同闖最後建議記者，可到泗洪縣信訪局去瞭解，「他們是管信訪的，應該比我們更清楚一些。」
但當南都記者來到泗洪縣信訪局，局長石峻拒絕了記者的採訪，「你問的這些事情，應該到宣傳部去瞭解。我不好回答你甚麼。」
然而在泗洪縣下的鄉鎮，對「學習班」卻已有明確的說辭。就在「釘子戶」孫銀俠被抓走第三天，孫的丈夫王言東曾撥通天崗湖鄉黨委書記鍾波的電話，「鍾波當時告訴我，人被帶到泗洪縣『學習』去了。」
隨後南都記者也曾聯繫到鍾波本人，鍾在電話中也告訴記者，被帶走的幾個人是到縣裡參加「學習班」。
變異
「通過已嚴重變形的『學習班』，他們都由『強拆』變成了『被自願』」
誠如金同闖所言，其實地方政府辦「信訪學習班」並非沒有依據，而且就在泗洪縣所屬的江蘇省亦早有先例。
2009年3月、5月，《中國青年報》和《瞭望東方週刊》先後報導了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57歲殘疾退伍軍人王信書等十餘人被送「學習班」一事。其中被關最長時間達五個多月，有人甚至還被打斷肋骨。
另經披露的還有：2007年3月，江蘇南通市民胡志泉、吉桂英等「被學習」近十天；同月江蘇蘇州居民俞根元、宣衛明等被鎮政府送進「信訪專題學習班」7天後放回；同年7月，江蘇儀征市胡女士被送進「上訪學習班」兩個多月；2009年9月江蘇無錫市民丁紅芬被送「學習班」半個多月。
響水縣信訪局局長顧從林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表示，「舉辦信訪學習班有法可依。」
據他介紹，「學習班」可追溯到2006年，當時稱之為「三個講清楚」培訓班。2006年江蘇省聯席辦會議曾出台了關於對相關的上訪人員舉辦培訓班的文件。2008年為防止個別群眾非正常上訪，江蘇省相關部門聯合發文明確了舉辦信訪學習班的相關事項。
南都記者在泗洪縣採訪期間，一位知情官員也向記者證實，泗洪縣「學習班」早在2 006年就有了。「江蘇某些縣先搞起來之後，開會時有些地方官員在一起交流，認為這個經驗很好紛紛效仿，很多地方就都辦起來了。」
他說「學習班」舉辦初衷是好的，引導一些訪民依法合理地表達訴求，但由於疏於監管，再加上地方情況複雜、操作簡單粗暴，「辦著辦著就走了樣」。
最開始被送「學習班」的，多是計劃生育超生人員、上訪戶等，「每個鄉鎮都有，地點也不固定，通常這個小旅社關兩天，那個小旅社關兩天。」
隨著近年經濟快速發展，房產、基建迅猛升溫，縣城及各鄉鎮因征地、拆遷補償等引發的爭議越來越多，「被關『學習班』的對象，像拆遷中一些比較難纏的釘子戶，也就越來越多。為了逼他們儘快在協議上簽字，各種體罰甚至是酷刑都用上了，手段也越來越惡劣。」
「通過已經嚴重變形的『學習班』，不用強制拆遷，他們都簽了字，就由『強制拆遷 』變成了『被自願拆遷』。」
該官員說，大約2009年，泗洪縣原本分散於各鄉鎮的「學習班」開始收攏，集中在相對固定的一處地方，就是位於大樓社區後面的那個「隱密大院」。在那之前，網上對泗洪縣幾個不固定的「學習班」已開始曝光，如舉報2007年、2008年先後有多位村民被抓到縣分金亭酒廠招待所、縣洪翔中學外「自然堂」等「學習班」內，遭受打罵、侮辱、面壁(鼻子不能離牆)、罰跪、蹲馬步、做俯臥撐等折磨。
「從良心上說，我心難安。他們把老百姓當成刁民、敵人，甚至連個犯人都不如。我總感覺不應該這麼對老百姓。」
這位良知官員介紹，泗洪縣「學習班」的實際情況，中央及江蘇省並不知情，而這種由地方政府秘密私設、類似地下監獄般的場所，不僅讓法律嚴重扭曲，更是極大地傷害了民心所向。名義上是維穩，其實是對政府形象的損害。
他也希望通過媒體呼籲，這種已經嚴重變異、完全走樣的「信訪學習班」。其存在與現代法制社會嚴重背道而馳，應及時取締刻不容緩。
泗洪縣「學習班」早在2006年就有了。「江蘇某些縣先搞起來之後，開會時有些地方官員在一起交流，認為這個經驗很好紛紛效仿，很多地方就都辦起來了。」
「學習班」舉辦初衷是好的，引導一些訪民依法合理地表達訴求，但由於疏於監管，再加上地方情況複雜、操作的簡單粗暴，「辦著辦著就走了樣」。
最開始被送「學習班」的，多是計劃生育超生人員、上訪戶等，隨著近年因征地、拆遷補償等引發的爭議越來越多，「被關『學習班』的釘子戶也就越來越多。為了逼他們儘快在協議上簽字，各種體罰甚至是『酷刑』都用上了，手段也越來越惡劣。」
「通過已經嚴重變形的『學習班』，不用強制拆遷，釘子戶們都簽了字，就由『強制拆遷』變成了『被自願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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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一位知情官員向南都記者證實「學習班」變形記
南都記者 占才強
內容來源：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