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整人專家

【大紀元2011年06月11日訊】1966年，四清工作團團長李恩普和副團長衣竹林，帶領1,436名工作隊員，進駐祁連縣各機關、企事業單位、農村和牧區。衣是青海省公安廳副廳長兼四清工作團副團長，四清期間，以他為首的工作團捏造了一個驚天大冤案——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

郭振國是門源蘇吉灘的藏族，當時是祁連縣縣委副書記兼縣長，我是副縣長。這個冤案從縣長到各公社書記、主任和通信員，牽連了414人，涉及全縣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各公社、學校，好多幹部被整掉。四清工作團專審我15天。審訊小組把爐火燒得旺旺的，再給我們穿上皮大衣、皮帽子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樣直淌。用的酷刑有10多種，脖子上吊磨盤石，拔頭髮，火烤，煙熏，用燒開的酥油往頭和脖子裡倒，開水往褲襠裡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衣竹林原是山東省公安廳的廳長，因搞假案遭撤職，調到公安部當副科長，後來不知怎麼調到青海省公安廳當起副廳長來。那幾年，他在尖扎縣搞出反革命集團案，在化隆縣搞出反革命集團案，去循化縣又搞出反革命集團案。四清時他來祁連縣，又把祁連縣搞成反革命集團。他是個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團假案的專家。

因為我過去對1958年叛亂和海晏搬遷說了些意見，四清運動工作團就說我是反革命，給我定了14條罪狀。當時我想，我肯定有小錯誤，但沒有大錯誤，更沒有反革命和叛亂罪，衣竹林卻說我在1958年搞了叛亂。我說：「我沒有參加叛亂，沒有這樣的事。」我對他說：「58年你帶我們公安廳工作組，你是帶隊的，誰去了誰沒有去，你清清楚楚。循化叛亂了，我在哪兒？我在澤庫，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難道忘了嗎？你忘了我給你提醒。」他戴著眼鏡，扶了扶眼鏡說：「哦！1958年，對對對，我想起來了。」我的血直往頭上湧，如果他再把58年叛亂的帽子扣我頭上，我就真想把他殺掉。我說：「你想起來就對了！」他又說：「那你這一次是第二次叛亂。」唉！叫我說甚麼好。

他又把我叫去談話，說：「我們本來不相信你搞叛亂，你是公安廳的人哪！但是現在證明你搞叛亂的人有多少？有80多個！你就是參加叛亂了。」他又說：「你暗地裡參加了海晏叛亂，一開始你就知道。你說過，海晏搬遷，一戶人家3頭牛，半個帳房，武裝押解，黑天半夜遷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餓死了多少。你還說過，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亂是漢族鎮壓少數民族。這些都是你說的吧？還有，你為甚麼從馬場趕了那麼多的馬？你為甚麼跑到那裡去要馬？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亂的證據。」

噫！就這麼給我定了14條罪狀，一條一條地審問。我說：「叛亂我沒有參加，沒有這樣的事。」他們說：「你是個不簡單的人，為啥沒有（參加）？你還準備請國民黨。」我說：「請國民黨是沒有的事。」他們說：「你那時候從海晏拿來了個電台，你還拿來好多槍。」天哪！我到哪裡去拿電台、拿槍呢？

他們說的電台是怎麼回事呢？我慢慢想起來了。我妻子有個小木箱，上面有個老虎圖案，裡面裝些梳妝用的東西。那小木箱是我從海晏拿來的，放在多倫我妻子的姐姐家了。後來姐姐讓我拿回去，我就拿到我家了。有幾個人見了這個小木箱，張XX和杜加都見了。唉！就這麼個小木箱嘛！還能有啥？真真讓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這個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證，他們審問我：「你的電台呢？你是怎麼聯繫的？」哎呀！白天整，晚上整，7個人看守我。白天開批鬥會，晚上睡下後，半夜整起來再審問。

托萊牧場場社分家時，我們把部份蒙古族和藏族群眾安置到了祁連縣的默勒、多倫一帶，這也成了一條罪狀。他們說：「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團安置到默勒、多倫，你說那個地方地形好，攻不進來，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說：「那麼我對誰說過這樣的話？」他們說：「是下面的人說的。胡某某說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說了。」他們指名道姓，說張某某怎麼說了，鄧某某怎麼說了，呵呀！整得凶啊。我說：「這個事情根本沒有，你們好好查查。」

衣竹林、張光漢（音）和公安廳一處的科長，都硬要讓我承認參加叛亂了。很多人被打得無法忍受，就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亂說了。他們讓我看了一些說我參加叛亂的材料。一個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寫著：「聶步騰是我們的頭是哩，郭振國是比他大的頭是哩。我們叛亂過了。」這是哈爾蓋貝子王爺的媳婦寫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音）寫的：「他（聶步騰）是海晏的縣長，我們的妹夫是岡察的縣長，久美是祁連的縣長。」「這些是誰說的？」「聶步騰說了，是他任命的。」後來我問郭正海：「在部隊上的時候，你是給我當過班長的，你怎麼胡日鬼，你怎胡說哩？」他說：「唉！打得我實在忍受不住，我就編了這麼個事，不說你再沒有別人啊。」後來，青羊溝的大隊書記羅羅對我說：「阿格瑪（藏語感歎詞）！審訊的時候把我打得實在是堅持不住了，我就說你是叛亂的頭子。實在對不起啊。」我說：「你現在道歉有啥用啊？」當時審訊一個人，不僅要逼得他承認自己參加了反革命叛亂，還要讓他拉上別的人，必須讓他承認有別的人參加。

我算了一下，當時衣竹林等人搞刑訊逼供，吊死的幹部就有十二、三個，死掉的群眾還不算。扎馬甚公社的書記王春龍（音），是從山東逃荒到這裡的，在厠所裡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長卓瑪是札薩的蒙古人，也上吊死了。不少啊！整天說是少數民族幹部搞叛亂，最後把一些漢族幹部也整了。

這些所謂搞叛亂的材料是怎麼來的？當時的工作開會全部成了叛亂的依據。我們曾在野牛溝的大泉開會，商量安置托萊搬遷過來的群眾，劃分草場和小隊。就這麼個事，硬編造出大泉北山叛亂會議，還有豹子崖會議。豹子崖會議在阿日開，我從來沒有去過，也不知道這個地方。沒有去過也可以編造出你去過，而且是叛亂會議。嚴刑拷打下，基層幹部和群眾有些就害怕了，就說我參加叛亂了，他參加叛亂了，胡說在哪裡開會了，在哪裡叛亂了。那些會議本來都是安排生產、傳達文件的會議。那時是人民公社時期，會議多，安排生產的事情多。唉！最後都成了甚麼反革命叛亂會議。

當時托萊牧場七分場牲口不夠，每家安排了（分給）1隻羊，共25只，後來就給那裡的老根托定了個以宰殺牲口為名搞反革命叛亂，整老根托，逼大泉的勞布桑和先巴招供，說我們吃肉搞叛亂了，我們的頭頭是誰誰誰。這樣又牽連了一大批人。

查來查去，這些人啥事也沒有，根本就沒有叛亂，都是刑訊逼供搞出來的。他們是怎麼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頭的時候，他們挖了個坑，把老根托推到坑裡，然後用沙土埋他，埋得只剩下頭，然後讓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工作團要撤掉的時候，他們要我在材料上簽名。我沒有簽。他們不答應。我又寫了個材料，說我有重大錯誤，但死都沒有承認他們說的叛亂。因為這個材料，又把我批鬥了兩天。

衣竹林親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之後，州委書記王風（音）發火了：「你們這次搞的這些案子，這麼大的反革命集團，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公社主任、法院院長、公安局長……全部搞反革命，那我們海北州是幹啥的？我們州委是幹啥的？這個材料我們不同意、不研究。」實際上就是這樣，海北州10個縣的縣長都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職不失職？你州委在幹啥呢？

州委說話了，最終我沒有去勞改。文革開始後說我不老實，又和當權派們一起挨批鬥。我一直做臨時工，在自來水廠、水泥廠、磚瓦廠幹，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郭振國最慘，1958年被捕，後來又釋放，恢復了縣長的職務。67年四清，又被逮捕，整整坐了14年的牢。

那個時候，縣武裝部一個幹事到山裡去打野牲，不知怎麼就上吊死了。他的馬背著馬鞍跑到小八寶，郭振國的媳婦在那裡的奶廠當工人。海北州軍分區的兩個幹部來祁連調查，說這人是被人殺死的，把這個人命案毫無根據地扣到郭振國頭上，說他搞反革命叛亂殺了人。整來整去，最後憑空捏造一個郭振國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亂集團，逮捕審訊群眾和基層幹部。祁連縣全縣7個公社的28個公社書記和主任，除了一個牛春發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當時人們說「四七二十八，剩下個牛春發」，說的就是這事。牛春發是個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書記。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還是藏族、漢族和回族，都是郭振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

1978年，郭振國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亂集團案平反了，郭被釋放，安排個州政協秘書長的工作，兩三年後就患癌去世了。他們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啊！他的父親抓掉了，在監獄裡折磨得只剩一口氣，出來就死了。他的一個堂哥抓掉了，釋放後在岡察沒處去，走到阿日開，連病帶餓死掉了。他的兄弟們和家裡的其他人都被當成反革命家屬，整慘了。

過了幾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組來查，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司令員、州委書記和州軍分區副司令員都來了。查了以後，沒有叛亂這回事。有個啥呢？都是開會喝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亂活動的事啊！那個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國沒有絲毫關係。

一個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

我最後一次見到衣竹林是在西寧文化街，公安廳家屬院門口。我說：「廳長好著啥！」他說：「你好著啥！」我說：「我好著哩。」他說：「你平反了沒有？」我說：「沒有平反。你不（給我）平反誰給我平反哩？」他說：「你沒有事。我給調查組說過，你沒有事。郭振國是反革命。」我說：「你怎麼知道郭振國是反革命？路擺在你的面前，你怎麼就不看一看啊？你有啥人證物證？」他說：「人證有吧。」我說：「人證他見了（郭振國搞反革命叛亂）嗎？是怎麼個情況？是參加會了還是做了啥？」他說：「這……這……，這個說來也傷腦筋得很。啊，好好好……你忙去。啊！再見！」然後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還在堅持郭振國是反革命！這麼一個人，他害了多少人啊！

――轉自《黑五類憶舊》第11期，焦國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