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為甚麼我們沒有實現真正的憲政共和?

徐友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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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9月27日訊】2011年,中國大陸官方調動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大張旗鼓地紀念中共建黨90週年,同時也虛應故事地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從表面輿論上看,90週年大大壓倒了100週年(這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早就部署了的任務),但實際上,知識界的真正興趣在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而且關注的焦點是:我們的前輩先烈、志士仁人的憲政共和理想為甚麼在一個世紀之內屢經挫折,我們離真正的憲政共和還有多遠?

亞洲第一共和國的榮耀

100年之後的今天,中國大陸居然有一些學者文人大力論證,說中國由於自己的歷史特色、思想文化傳統,不適合採用憲政民主制度,目前的一黨執政最符合中國國情。這種論調與100年前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為憲政共和英勇奮鬥的事實完全不符合,與專制王朝中保守、反動分子主張的「鐵打江山,千秋萬代」如出一轍。

辛亥革命的直接後果和最大意義是結束了滿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不但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在整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也是劃時代和里程碑式的事件。

辛亥革命勝利和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儘管長期存在軍閥、政黨、政客為了私利的鬥爭,出現過短暫復辟以及賄選、「豬仔議員」等醜惡現象,以至於我們說中國還是「有憲法而無憲政」,共和國是名不副實,但用歷史的眼光看,近100年前的憲政共和的制度和社會氛圍,與今日中國大陸的現狀相比,還是不可同日而語,那時中國人在言論、信仰、結社等方面享受的自由,仍然要令今日的我們羨慕不已。

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如果用大陸來代表中國,那麼中國的憲政民主(說客氣一點是)進步甚微,我們要問,原因何在?

三民主義與訓政

中國人絕非與憲政共和無緣,辛亥革命勝利之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歷經艱難曲折,已經較為充分地實現了憲政共和。同樣是在中國的大地,對於同種同文的中國人,不可能用文化、歷史、傳統來作解釋,我們只能問:為甚麼在國民黨治下能做到的事,在共產黨治下就不能?

會有人說,不能美化國民黨,不能把國共兩黨說得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國民黨也曾長期專制,拒不實行民主自由。在此,不爭國共兩黨的優劣,只談一個根本性區別。

國民黨信奉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同時認為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憲政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把實現其目標劃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它大遭詬病之處是訓政的時間一拖再拖。共產黨對訓政極盡醜化攻擊之能事,把它說成是壓制民主、壓制人民的政策,是「把群眾當阿斗,把自己當諸葛亮」的官僚作風。

訓政時間太長,有主觀原因:任何掌權者都不情願權力被分享,更不願意把權力交出去;也有客觀原因:國家處於軍閥割據、不統一的局面、日本的入侵、國共內戰,等等。但我們要看到,訓政對於實現憲政共和,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國民黨從來沒有否認「還權於民」的承諾。

馬列主義與「大民主」

與三民主義和訓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和「人民民主」,一方面提倡階級鬥爭,推崇專政,一方面明目張膽地否定自由、民主,直到今天,針對實行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言,其人大委員長還明確重申「絕不搞西方那一套」。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憲政共和不是所需時間長短的問題,而是堅決不要的決心。

往壞處說,國民黨的長期訓政相當於一個人欠了別人的錢遲遲不還,找各種理由(有不得已,也有藉口)拖,但從來沒有賴賬,債權人雖然不滿意,但要起賬來總是理直氣壯。到了上世紀70年代,在國民黨領導人蔣經國的主導下,台灣開啟了真正還權於民的進程。而共產黨則把自己的專政說成是「人民民主」,甚至把「無法無天」的狀態說成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們群眾的大民主」,說到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黨不但分毫不欠,而且有「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

2011年,中國大陸舉行基層人民代表選舉,一些公民以獨立候選人身份表達了參選意向,結果遭到打壓、拘捕。

中國大陸的情況表明,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我們離憲政共和的目標還十分遙遠,要實現100多年前的理想,任重而道遠。

──轉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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