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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有可能激活鄉村自治的「烏坎事件」

李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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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1月20日訊】「烏坎事件」的「階段性勝利」,向世人顯示,中國傳統的鄉村自治方式,在今日依然有強大功能,並且大有可為。

千百年裡最基本的鄉村自治方式

2011年歲末,發生在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的「烏坎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事件從9月爆發,至年底暫時平息。經過政府與村民代表的談判,村民的基本條件雖未完全滿足,在看守所中死亡的村民代表薛錦波遺體亦未歸還,用村民領袖林祖鑾話來說,只是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是,政府至少公開承認烏坎村民自選臨時理事會合法。中共建政後,「民」與「官」鬥的結果總是民敗官勝,因此政府承認烏坎村民自選的臨時理事會合法這件事,被認為具有標誌性意義。烏坎村3個多月中沒有「黨的領導」,由村民臨時理事會自行管理,被稱為「1949年後第一個實現了村民自治的村莊」,其管理、組織和動員能力令人矚目。但是,也有人認為,烏坎村具有宗族勢力強大等特殊性,其經驗未必適用於其他地區。

「烏坎事件」確有其特殊性,但其特殊在於得「地利」之便。烏坎靠近香港,容易得到媒體關注,但烏坎的自治形式,其實並不特殊,以宗族為基礎的自治,恰是千百年裡中國最普遍、最基本的鄉村自治方式。

在網上瀏覽「烏坎事件」的圖片,最吸引我的是一張烏坎村民在本村戲台下集會的照片(見圖)。這是一座傳統寺廟式建築,前方有一片空地。可以想見,這座建築有多重功能,其中之一是村民集體活動的地點,即所謂「公共空間」。其實,1949年之前,類似的建築遍佈中國鄉村,凡略具規模的村落,都有類似的「公共空間」。它們是道觀、寺廟、祠堂,或許僅是一座小土地廟,甚至村頭「神樹」下供人燒香上供的小片空地。這些建築代表共同祖先和共同信仰,圍繞二者通常會形成某種會、社一類的民間團體。這些團體出面組織各種活動,有的還有權代表全村與政府或鄰村協商事關本村利益的公共事務。類似烏坎村民代表林祖鑾這樣的人物,屬於曾經存在的鄉紳階層。這些人是政府與村落之間的溝通者和協調人,受到地方上普遍的尊重和信賴。

這樣的鄉村自治,在中國存在了千百年,直到中共以「土地改革」的名義,將之徹底摧毀,並將整個鄉紳階層肉體消滅,以實現黨對整個社會的全面控制。謝幼田先生所著《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中,對此有詳盡描述。

烏坎村民用舊形式來表現新內容

但是,鄉村自治畢竟在中國有悠久歷史,雖然被暴力摧毀,但並未完全消滅。記得在文革高峰期間,我在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山中小村裡經歷過一個奇特的鄉土節慶。那是個同一姓氏村子組成的生產隊,「破四舊」後,祠堂荒廢了,土地廟被砸了,家譜和族譜用來當村裡代銷點的包裝紙。可是,春種結束後,生產隊裡宰了一頭豬,在打穀場一角支起大鐵鍋煮肉,全村男女老少熱熱鬧鬧,男人女人忙碌了一整天,最後,全村老少端著碗,排隊走到大鐵鍋邊,每人分得一份。全過程中生產隊長和大隊書記都不出面,公社也假裝不知道,一切由村民自己組織。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習俗,叫做「青苗祭」。

除了組織方式,鄉村社會也有流傳久遠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前些年回國曾參觀一個古村,村口牌坊邊的牆上,還嵌著清道光年間刻制的「鄉規民約」。村長搬出當年偷偷保存下來的族譜,帶我去看昔日村裡的學館,然後陪我去參觀新修的祠堂。祠堂正中供奉村民共同的祖先牌位,兩邊牆上貼著本族歷代「賢人榜」,以勵後生。可以想見,重修祠堂、選擇「賢人」,以及每年的祭祖活動,都由村民自行籌款,自行組織,祠堂的管理和維修也由村民自行處理,無須政府出面,也不需政府插手。這些都說明,鄉村自治的基本因素仍然保留著,只要政府的控制稍有鬆動,即會浮出水面。
烏坎村抗議的方式得到外界眾口一詞的稱讚,被認為是近年來組織得最成功的一次,關注者和支持者對其中的一些細節津津樂道。而其所以成功,正是因為「傳統的回歸」。傳統鄉村社會裏,從主持一個家庭的分家,到幾個村子共同舉辦神靈巡遊或祭奠,乃至組織用來自衛的民間武裝,都有長久的歷史。如何與「官府」打交道,有千百年自治經歷的村落,早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人說烏坎村民遊行時舉著的豎長方形標語,整齊簡略,訴求一目瞭然,殊不知在傳統的「神靈出巡」之類儀式中,這是常見的形式,烏坎村民只不過用舊形式來表現新內容。「烏坎事件」讓我們有「驚艷」之感,實在是因為我們對中共建政之前的中國鄉村社會瞭解太少。1949年之後因政治需要編造出來的歷史,讓我們相信以前的鄉村是一盤散沙,離開共產黨,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

烏坎亮點: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烏坎事件」中的一個亮點,是傳統與現代的完美融合。烏坎畢竟是21世紀的烏坎,村裡的年輕一代是接受現代教育的一代,他們懂得利用現代科技,也懂得利用媒體。他們通過QQ、推特、微博等社交網絡,迅速傳播信息,放大效應,尋求外界的同情和支持,成功地將事件的由來、村民的訴求等傳到外界,爭取到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方面因循過時的思維方式,採用「武警圍村」、逮捕和虐殺村民領袖的暴力方式來實施社會控制,在世界面前顯得十分愚蠢惡劣,因而處處被動,最後不得不派出工作組,和平解決問題,以維護「和平崛起」的形象。
「烏坎事件」的「階段性勝利」,一方面向世人顯示,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走向民主的道路是何等艱鉅,每往前挪上一小步,都要付出慘重代價;另一方面也證明,傳統的鄉村自治方式,在今日依然有強大功能,並且大有可為。

——原載《動向》雜誌2012年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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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 11: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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