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03日訊】我是那個《決議》起草組的成員。當時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較忙，只是起草組開會的時候去一下，具體寫東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對批「長官意志」，說「長官能沒有意志嗎？」我寫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僕，不要長官》，在《人民日報》發表，批評了為「長官意志」辯護的人。胡喬木看了這個文章很不高興，就把我找去談話，讓我再寫一篇文章，強調領導的重要性。其實我批的是以長官自居的幹部，並沒有批領導，所以我沒有再寫。他很生氣，專門開了一次起草組的擴大會，請了一些理論界的名人來參加。胡喬木專門講話批評我那篇文章，說我只強調民主，不強調集中，會助長極端民主化。他特別強調「人民也會犯錯誤」。但那個會開的不怎麼好，他發言後，別人並沒有跟著起來圍攻我，我也沒有痛哭流涕地檢討，但也沒有起來反駁他，因為我一直對他還是尊重的，雖然不同意他的觀點，也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裏「洗耳恭聽」，概不表態。結果這次批判會只得不了了之。批判會以後，他就不再給我分派寫作任務，不過開會時起草組照樣通知我，我也照樣去參加。
後來開四千人大會，對決議草稿徵求意見。我作為起草組成員，也參加了。當時起草組成員分別參加各組討論，我參加人大常委這個組，彭真是組長。我還有個發言，主題是批評「宮廷政變」。我說，粉碎「四人幫」是一次宮廷政變，這是不合法的。當時「四人幫」已經是眾叛親離，打倒他們，大家當然都高興。但是那種做法是不對的，這會給黨內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造成一個很壞的榜樣。所以我說這只能是最後一次，以後千萬不能再用這種突然襲擊的手段去解決問題了（可惜這些話說了也白說，不但《歷史決議》裡頭沒有採納，而且政變手段以後還是照用不誤，兩任總書記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參加《決議》起草的過程就是這樣。
對於這個《決議》本身呢，我覺得鄭仲兵對這個決議實質的分析，可以說一針見血，的確是那麼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會已經確定的改革開放的方針往前走，而是鄧小平講了四項原則以後，要用一種決議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全黨。如此深刻地發掘出這個「歷史決議」背後的政治動機，三十年來還沒有人做過。
1945年在延安通過的那個《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把毛澤東的地位正式樹立起來。1981年在北京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是把已經垮掉了的毛澤東重新樹立起來。因為毛澤東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化身，要堅持一黨專政，就必須維護毛澤東這座尊神的形象。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其實就是毛澤東的衣缽，這是中共的傳家寶，和賈寶玉佩戴的那塊「通靈寶玉」一樣，是萬萬丟不得的。鄧小平不愧是毛澤東當年親手培植的總書記，他深深懂得：在毛澤東的威信徹底崩潰之後，在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之後，如果不趕緊祭起毛澤東留下的傳家寶，擺脫了毛澤東陰影的中國人民就會進一步擺脫一黨專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會閉幕剛剛三個月之後，就發表了「堅持四項原則」的講話。其實四項原則沒有一點新東西，全是毛澤東的遺產，但它又是通過鄧的潤色，並且用鄧的語言表述的。
這個決議整個起草過程，鄧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緊，曾多次向起草組面授機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幟不能丟」。在這個決議裡，雖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卻用更濃的色彩去粉飾毛澤東。所以更確切地說，第二個歷史決議所呈現的「聖像」，就是鄧小平在高舉毛旗。「聖像」是要人們膜拜的，專制體制是要樹立個人權威的。「聖像」上雖然有兩位尊神，但是老的權威已經不在人間，所以真正樹立起來的是新的權威。新的權威是誰？自然是高舉毛旗的鄧小平。這就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莊嚴通過的這個決議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鄧小平講的那個「四項原則」，我也是起草組的，「四項原則」是他在理論務虛會上講的。理論務虛會應該說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長的第一個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領域的一個傑作，確切地說是絕唱。這個會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執政以來絕無僅有的一次。理論務虛會剛開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喬木就把我找去，讓我起草華國鋒的講話。因為那個會是中央召開的，所以原來的安排是華國鋒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閉幕式上講話，以表示這個會議的規格之高。當時他們就找了我一個人來起草講話稿，沒有成立起草組。胡耀邦和胡喬木都講了講。他們整個調子都很解放，講的很詳細，我記的也很詳細。後來我一邊開會，一邊抽空起草講話稿，基本都是按照他們講的大意寫的。
務虛會第一階段開了一個月，胡耀邦的開幕詞講的非常好，大家情緒高漲。開會不久，周揚到鄧小平那裡去，又帶回來鄧對務虛會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因此會議開得更加活躍。在這種解放思想的氣氛下，我有一個長篇發言《領袖和人民》，主題是：「不是人民必須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通篇發言都是批毛的，同時也批評了華國鋒。這個期間我已經起草好了華國鋒的講話稿，胡耀邦和胡喬木兩人看了一下提了點意見。我又寫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務虛會就休會了。
沒想到，這個期間「西單牆」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使局勢突然逆轉。「西單牆」是78年夏天開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貼了一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個大字報本來也沒有甚麼出色的內容，但明顯是針對鄧小平的。他寫這個大字報的時候，西單民主牆的積極分子，包括劉青，都不贊成。劉青當時是《四五論壇》的，他們好幾個人都勸魏京生，別寫那個大字報，鄧小平正在搞撥亂反正，你批他幹嘛，轉移目標嘛。但是魏京生堅持把這張大字報貼出去了。本來鄧小平是支持西單牆的，原來有些老幹部反對「西單牆」，但是鄧小平支持。他說，不要鴉雀無聲。葉劍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單牆」辦的很興旺。一些人雖然不高興，也沒有辦法。然而魏京生這個大字報是個轉折點。
1月下旬，彭真把這個大字報送給鄧小平，鄧小平一下子火了。結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來，「西單牆」也被取消了。這個事情是胡耀邦告訴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後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銘找去幫他搞一個文件。我們說魏京生寫了一張大字報就判了15年，怎麼能這麼處理？太重了。胡耀邦說，我也不贊成，但這是小平定的，我也沒辦法，彭真拿著魏京生的大字報去找小平，把小平說服了。
促進鄧小平轉變態度的因素，當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報。不過這張大字報很像足球場上的「臨門一腳」，把比分扳過來了。當時上海、四川等地紛紛給中央打電報告急，說我們這兒辦不了公了，亂套了。這些告急電報都在向中央施加壓力。所以，如果說魏京生貼大字報是「臨門一腳」，那麼社會上的亂象就是足球場上的混戰。這場混戰剛好使足球滾到了魏京生跟前，這才成全了他的「臨門一腳」。
那個時候是中國的思想最活躍的時候，也是社會上最亂的時候。壓制了幾十年的矛盾，一下子鬆開，當然甚麼都要泛起了，這是難免的。那個時候有一種說法是「四過頭」：「發揚民主過了頭，引起了社會秩序混亂。思想解放過了頭，引起了思想混亂。落實政策過了頭，引起了階級陣線的混亂。重點轉移過了頭，丟了綱和線。」反對三中全會路線的人，抓住這種「四過頭」的說法，指責三中全會是「逆風千里」。正好在這個時候，務虛會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風席捲全國，所以這個會必然成為眾矢之的。
務虛會復會的時候是三月下旬。這時，事情已經完全變了。原來是華國鋒要在閉幕會上講話，現在改成鄧小平講話。其實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都是別人起草，他們拿到會上去念，誰念都一樣。但這次卻不一樣，因為政治風向變了。原來我給華國鋒起草的稿子，已經不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給鄧小平專門成立一個新的起草組（吳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喬木帶領，到鄧小平家裡聽他的指示。
這次鄧小平對我們談話的調子，和他先前「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轉彎。他一方面批評社會上的亂象，一方面批評黨內，就是他常說的「一手硬一手軟」那個意思，同時也批評了理論界。他整個談話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當時一邊聽一邊想，政治家轉彎真快！說變就變。我還發現鄧小平真是「鋼鐵公司」，絕對的一言堂。連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話，更不要說別人了。記得1962年我隨田家英去湖南調查的時候，毛澤東曾在武漢接見調查組。他看上去一點架子都沒有，談笑風生，大家毫無拘束。可是到了鄧小平跟前，只能規規矩矩接受指示。這兩個人都是扭轉中國歷史的領袖人物，都是說一不二的「一言堂」。鄧小平是表裡如一，斬釘截鐵，毫不含糊。然而毛澤東這個「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來卻是那樣慈祥，那樣平易近人！難怪田家英生前長歎：「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測！
這個新起草組從鄧小平家出來之後，再就沒有事了，根本就沒有開過會。鄧小平的講話稿實際上是胡喬木一個人給他寫的，連起草組都沒有討論過。我是一直到人民大會堂聽鄧小平講話時，才知道它的全文。
鄧小平白天剛剛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來京參加務虛會的各省宣傳部長馬上連夜把這個「新精神」傳回本省，於是全國的風向立刻變了。我在河北呆過，聽河北的朋友講，省委聞風而動，人民公社剛發還給社員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搖擺來形容中國政局的話，就是「左易右難」。往右擺，得費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擺，如順水推舟。就跟彈簧門一樣，總是向著左邊，你要往右拉開一點很費勁，可是你一撒手，它馬上就彈回去了。其實「左比右好」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左是「正路」，「寧左勿右」就是黨性強。「四人幫」往左邊跑得太遠了，搞的太厲害了，所以叫「極左」。因此才要「撥亂反正」。甚麼是「正」？左就是「正」。就是這麼個局面。鄧小平的講話，中央根本沒有討論過，他個人拿出去就講，卻比中央正式通過的三中全會決議更有權威。一篇個人講話沒有經過中央討論做出決議，自然沒有法定效力，然而卻能風行全國，可見黨內左的傳統是多麼深厚，可以說已經成為這個黨領導骨幹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語：「把毛澤東思想融化到血液裡」。在毛澤東領導下成長起來的這些高幹確實達到了這個境界，「黨性」特別強，聽到風就是雨。三中全會剛剛使中國進入溫暖的春天，「四項基本原則」掀起的反右風暴就橫掃中國大陸，政治形勢很快就逆轉了。
第二個《歷史決議》我認真看過，還參加了中央組織的傳達組到河北省傳達過。我分到滄州地區，在全地區三級幹部大會上講了兩次。第一次講中央人事更動，集中說明胡耀邦對中國歷史轉折的偉大貢獻，當選黨的主席是眾望所歸。第二次針對與會者強烈反映的左傾流毒，著重講解三中全會路線，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評了農村的左傾回潮風。但我沒有傳達鄧小平反覆強調的「毛主席的旗幟不能丟」。
鄧小平的「宜粗不宜細」就是為了文過飾非而掩蓋歷史。寫歷史要有「史德」，中國的史學傳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都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是我們中國史學最可貴的傳統。歷史無非是寫真實，按照事實老老實實寫出來就是了，做甚麼「決議」呢？決議是政治性的東西，要大家都來服從。對歷史作個決議，這本身就是按照某種政治需要來改寫歷史，粉飾歷史，抹殺歷史，或者憑空捏造歷史。所以，不論第一個《歷史決議》還是第二個《歷史決議》，都是為當時領導者的政治需要服務的。當初我參加起草組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經過三十年的風風雨雨，現在才明白過來。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