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26日訊】4月7日下午2:30，王丹從洛杉磯來電話，說方勵之於昨天早晨去上課前在家突然去世。我頓時如遭雷劈，腦子一片空白。清醒過來後，方勵之的音容笑貌一幅幅呈現在我的眼前。我們是1977年相識的，媒介是剛出版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我們一見如故，隨即成為至交。整個1980年代，我們都共患難，同命運。
《愛因斯坦文集》歷經14載風風雨雨，終於在1976年12月印出第一卷的樣書。就在拿到樣書前的20分鐘，我突然開始咳血，在結核病醫院住了4個月後，才總算病癒。然後，我回到商務印書館繼續做臨時工――他們每月給我50元生活費。1977年4月，我收到一封署名「方勵之」的信，內稱剛出版的《愛因斯坦文集》有一處譯錯了，把天文學名詞「分光雙星」（Spectroscopic binaries）錯譯成了物理學的「雙譜線」。這個翻譯我還是花了一番工夫的。當時我找了大學時的同學鄒國興。他留學法國18年，196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我們對這個名詞的理解沒有把握，所以附上了原文。我十分感謝方勵之，即約他見面。我們一談就是一個上午。原來我們都有類似的坎坷經歷①，自然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
當時我在商務印書館組織了一個小型的關於愛因斯坦研究的讀書報告會，每週一次。參加的僅4人：和我共同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的趙中立、張宣三，我，以及我的兒子、待業青年許成鋼。方勵之時任中國科技大學講師，在天體物理學上有創建。我就請方勵之來報告了幾次。他講得非常引人入勝。1978年1月，我們幾個商量，打算合作寫一本專著，名為《愛因斯坦――他的生平和科學工作》。我們共同擬了一個詳細的提綱，決定生平部份由趙中立執筆，科學工作中關於廣義相對論和宇宙學的部份由方勵之執筆，其餘部份由我執筆。方勵之分工的兩章很快就交了稿（後來公開發表了），趙中立分工的部份一直難產，書的出版計劃也就落了空。
1978年6月，我結束20年的「農民」生活，回到科學院，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7月，我在「全國自然辯證法夏季講習會」上作了關於愛因斯坦研究的報告。方勵之也在這個講習會上作了關於天體物理和宇宙學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批評列寧對物理學新進展的錯誤論斷，引起一些教條主義聽眾的不滿。他們向中共中央告狀，以衛道士自居的物理學者何祚庥自然不落人後。
方勵之才華出眾，工作勤奮，每年發表的論文數居全國物理學家之首，因此深得物理學前輩、科大副校長錢臨照的賞識。1980年，方勵之被選為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隨後，中共中央組織部派人到科大調查方勵之，準備提他為中央委員。儘管此事因遭到中央宣傳部出身的何祚庥等人的阻撓而未果，但不久方勵之還是被任命為科大副校長。
1985年3月，我和方勵之聯合發起在浙江大學召開愛因斯坦研究討論會。當時我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物理學史委員會主席，他是中國引力與相對論天體物理學會的主席。浙江大學是我的母校，同學們請我作報告。我要他們請方勵之先講。因方勵之在主持科大後，把校內的民主改革搞得有聲有色。他的這次演講非常精彩。有學生把記錄整理成文字，廣為散發，反應十分熱烈。隨後，各地的大學紛紛請他演講。這是方勵之於1980年代對社會產生巨大衝擊的開始。輪到我講時，我左眼的視網膜脫落，突然看不見了，沒能講成。
1986年11月，方勵之倡議召開反右運動歷史討論會。他們夫婦和劉賓雁到我家來討論。會期定於1987年3月，開3天，我提出25個供參考的題目。方勵之自告奮勇，說邀請函待他回合肥起草。聯繫地點就設在我家裡。當天下午方勵之就離開北京去上海，先後在幾所大學演講，宣揚民主與改革，透徹闡明了究竟是誰養活誰（是納稅人養活黨政幹部）；民主要自下而上爭取，不可靠自上而下的恩賜；知識份子的使命和獨立性等問題。
（許良英提供，1986年11月14日攝於許良英家）
不久，方勵之擬好邀請函，我們發出了大約40封信。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由個人發起的全國性會議。被邀請人，除費孝通、錢偉長外，都立即回覆，而且充滿激情――給我印象深刻的有化學家袁翰青，水利學家黃萬里，電影評論家鍾惦裴，雜文家曾彥修，翻譯家劉尊祺，老報人徐鑄成，文學家白樺、陳學昭、邵燕祥，數學家曾肯成，以及浙江所謂「沙楊反黨集團」骨幹孫章祿和沙文漢（已故）夫人陳修良等人。12月上旬，合肥出現學生要求民主的遊行，全國各地相繼響應。當局歸咎於方勵之。此時，錢偉長通過民盟中央把我們寄給他的邀請函送給當局，並附言：方勵之是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②，但與他們是不同的。
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人談話，指責胡耀邦制止學潮不力。當他批評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時，趙紫陽插話說，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把我誤作王若望）要開紀念反右30週年大會（把學術討論會誤為紀念大會）。於是鄧說，要把這三人立即開除出黨；並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不久，錢偉長果然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當時空氣非常緊張，彷彿又回到1957年和1966年。結果是，開創10年改革開放局面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受公開批判和開除黨籍。在官方印發的供批判用的《劉賓雁言論摘編》中，最後一篇竟是《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討論會”通知全文》。這多少有點冤枉。因為這件事是方勵之倡議的，通知也由他執筆，三人排序又以我為先③，而劉賓雁已中途宣布退出。
方勵之1987年初受批判開除黨籍時，其科大副校長之職也被撤掉了④，改調到北京天文臺工作。我們可以經常見面了。
（許良英提供，1987年攝於方勵之家）
1988年末，美國總統布什首次訪華，邀請幾位中國民間人士聚會，方勵之也在內。那天傍晚，方勵之走到約定的飯店門口，卻遭到中國軍警阻攔，並被從東郊挾持到西郊。第二天他告訴我，當時情況非常恐怖，類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行徑。
1989年4月初，有人告訴我，當局有個內部文件，稱學生運動要起來了，要對109個人予以監控。那個名單中的第一名即是方勵之，第二名是我，以下是王若水、蘇紹智、李洪林、于浩成等。當時王、蘇在美國，李、於隨即被軟禁一年多。報紙上稱我為方勵之的「密友」，這倒一點都不假。十來天後，胡耀邦含冤去世，引發了悼念的學潮。當局調集幾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並無中生有地指責方勵之為發動學潮的「黑手」。「6・4」大屠殺後，美中文化交流委員會美方代表林培瑞（Perry Link）陪同方勵之夫婦進美國大使館躲避，官方即下令「通緝」。當時也有親友勸我暫避，我謝絕了。我覺得如果能為民主事業做一個譚嗣同，當死而無悔！
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耽了一年多後轉到英國，半年後有又轉到美國，在圖森（Tucson）的亞利桑那（Arizona）大學物理系任天體物理學教授。亞利桑那州有廣袤的沙漠和無污染的天空，是觀察天象的絕佳地方，因此亞利桑那大學的天體物理學有極高水平。方勵之來到那裡，如魚得水。他每年還到意大利組織廣義相對論和天體物理學的國際會議。
方勵之出國後，依然關心民主、人權事業，曾擔任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但限於客觀條件，顯得力不從心。
他猝然去世，使我失去摯友，使我們國家失去一位為民主、人權而抗爭的鬥士，使天體物理學界失去一位有成就的探索者。安息吧，勵之！我們一定永遠循著你的足跡前進！
① 1957年反右時，方勵之被開除黨籍，夫人李淑嫻在北大被定為右派。
② 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
③大概由於我年紀最大，反右時受處分最重（「極右份子」，又失去公職）。
④ 科大校長管惟炎也同時被撤職。
―― 轉自 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