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26日訊】被尊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由於為記文學摯友而作《柳子厚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等，涉嫌「諛墓」，即為死者歌功頌德，在墓誌銘中有誇大其詞予以讚頌的行為，備受譏斥，落下了「人格墮落」的罵名。
據史料記載，韓愈並非那種一味阿諛奉承之人。其「諛墓」大概是為了滿足慕己之名求文者的心願，為死者臉上貼金和身上塗彩，讓死者的在天之靈獲得慰藉。因為礙於情面推卻不了，只有往好處寫，或筆下生花，或堆砌辭藻，或疊床架屋。總之，會充滿溢美之辭，難以顧忌所作與其人所為是否相符，只想為求文者滿意而去。
清初的大儒顧炎武曾不動聲色而又尖銳的非議韓愈，說韓文公的文章改變了文壇八代衰落的情況，如果他只寫《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臣傳後序》等文章，而拒絕一切應酬文字的話，那麼確實可稱為近代的泰山北斗。而因「諛墓」，顧炎武表示對韓愈「未敢許」，被判為另類，還嚴厲的說其靈魂不得超生。
韓愈為死者寫了一些溢美之詞，在顧炎武眼裡，是犯下了天大的罪過。不管其文學成就如何輝煌，如何夠得上「近代的泰山北斗」，但因「諛墓」，就一筆勾銷，沾上了永遠洗刷不清的污點。
的確，如果一篇墓誌銘真的可以讓死者生前的惡行一筆蓋過，那麼死者生前還有甚麼可顧及的呢？反正千秋功罪都繫於志墓者的一支生花妙筆，那行善與行惡還有甚麼區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韓愈真的是罪過深重。
但是，如果追蹤一下「諛墓」的背後推手，那墓中人及其家屬當屬罪魁。不說家屬威逼，至少採用了利誘，因為，史上曾有人撰文嘲笑他諛墓，收受過事主的銀兩。倘若如是，韓愈諛墓受到的譴責也許過於嚴厲了。「諛墓」固然不對，但最該受到譴責的不應該是那個生前不做好事而又恬不知恥的墓中人及其家屬嗎？生前不檢點，死後要褒揚，逼著孱弱的文人違心的寫下那些受人詬病、累及一生清名的文字。
其實，韓愈受人之請而「諛墓」，不僅使自己受損，使人對其人品或立身行事的原則產生懷疑，而且無法改變死者的歷史。
茫茫宇宙，浩浩天地，在中華民族泱泱五千年的歷史舞台上，大到國家和民族，小到每個時代的每個作為個體的人，其誕生、承傳、興旺或衰落從來都與道德緊密相關。即便是每一個人，也都像一部歷史的史書，每個人都以自己的道德之筆承擔著書寫自我歷史的使命，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書寫著自己獨特的歷史。
受托著文不止韓愈一人遭遇，清朝的魏像樞，官拜刑部尚書，位高權重望重，也擅長文章，登門請托、求為銘狀者也曾絡繹不絕。魏氏疲於應付，苦不堪言，在給友人的信中，他曾發過這樣一番牢騷，「為人作墓誌銘，不填事跡，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跡，則見者不信。其至無可稱述，不得已轉抄匯語及眾家刻本一應之……吾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志銘者執筆躊躇，代為遮蓋也。」雖然魏像樞吐出了受托著文的苦衷，但他懇請那些有心要為自己或家人生平粉飾的墓中人，生前應當行善積德，死後也讓為其寫墓誌銘的人不必昧著良心，經受內心的巨大煎熬，添油加醋甚至杜撰那些純屬子虛烏有的事跡。因此，魏像樞的信中最深刻的成分是奉勸世人生前行善。行善，才是自己的歷史，才是記錄在案的歷史，才是蓋棺時的定論。
歷史上有很多像魏像樞這樣明白的人，這樣正直的人，都明白並直言「善惡在我，譭譽由人，蓋棺定論，無藉於子孫之乞言耳」（明•呂坤《大明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呂君墓誌銘》）的告誡。
比照今天中共宣傳部掌控的國家宣傳機器如央視的新聞聯播刻意、全面的說謊，如果清朝的顧炎武活到今天，不知會怎樣詛咒它們？「如果生活可以選擇，我願生活在新聞聯播裡。那裏的領導個個都是時代先鋒，群眾人人都是道德模範。即使偶爾抓到一個貪官，也只是一筆帶過，不留一絲遺憾。如果生活可以選擇，我願生活在新聞聯播裡。那裏的農業年年大豐收，工業月月傳喜訊。即使遇到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和金融危機，都是有增無減。」網絡一篇據說是2012年高考零分的作文如此戳穿央視的謊言，那按照顧炎武大儒的說法，那操縱央視的中共該被打入多少層地獄呢？
聖者說，「人無德，天災人禍；地無德，萬物凋落；天無道，地裂天崩。」如果喪失了道德，也就喪失了存在的理由與合法性。中共，這個以謊言和暴力起家，殘害約8000萬生靈，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而犯下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邪惡，不斷摧毀中華民族在道德上復活希望的附體邪靈，一定會在將來受到應有的審判和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