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紀(318)

第一節：風向陡轉？(3)

（二）高德勝的死訊

清理水渠的勞動剛剛結束，郭川小又調回了六隊，替代了已經年老的榮老頭。

郭川小調來以後的第三天晚上，便把我叫去隊部辦公室去，待我在小凳子上坐好後，便低聲問我：「你知道高德勝書記的下落嗎？」我感到他的問題好突兀，搖了搖頭。

他停了一下，便告訴我：「他已死了，死得很慘，是被造反派們鬥爭，打斷了左側的全部肋骨，並把他關在騾馬堡附近的水碾房裡，又不給他醫治，結果打斷的骨頭穿破了皮，傷口化濃感染而死。

死的那幾天，他在小屋子裡成天喊叫，很淒慘，但沒人敢理他。也不准家屬去看望，還說他死不認罪，死有餘辜。

他還說：「文革初期，造反派鬥爭高書記時，其中有一條罪狀便是袒護你和陳力」。

這麼多年共產黨的殘酷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上法家提倡嚴刑竣法，毛傚法商鞅、李斯，使他得了一個暴君美名，對不聽使喚的人決不會手軟。

聽郭川小講完後，我倆低下了頭，一時沉默不語。掐指算來，他死去快一年了。說到這裡，郭川小望望我，進一步補充道：「你和陳力被管教科申報了兩次死刑。但是高書記說『這兩個人出身學生，是可以通過教育來挽救的，共產黨人強調的是改造人，而不是消滅他的肉體，何況，這兩人在犯人中影響很大，改造好了，一定會帶動一大片，有利於我們的思想轉化和教育工作。』」

高德勝這個調子一定，我死刑得免，看來我之所以能夠倖存下來，確有高書記極力保護的一份功德。

關於高書記，我確曾聽過他的種種傳聞，文革後，1966年冬天，我與他在六隊的蔬菜地邊見了最後一面，當時見他穿著布鞋，臉色蒼白。記得那一次見面，他簡單詢問了我的近況，說了幾句「認清前途」的話，便匆匆離去。

從此，高德勝和李培連便從二道溝「消失」了，郭川小今天告訴我的這些情況，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關於我被申報死刑的說法，我早已耳聞，但何以又免了這死刑？卻一直懵然，這次聽到郭川小的話，我的腦海裡再度重現了十三年前在基三隊的絕食，並在1964年的國慶節前，我與高德勝的第一次對話，那是一次思想交鋒，我相信，那次我的坦然和正氣，一定深深地觸動了他。

這使我相信，共產黨決不是他們自吹的鐵板一塊，恰恰相反，由於它的不得人心，它的內部正在熔化分裂，慘無人道的對待高德勝，一定是校仿了中央高層中對待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的手法。

想到這裡，我問郭川小：「他的家屬還在嗎？」

「在，還在騾馬堡，這些年來，因為高德勝的問題，家屬也被整得很慘。」

這一席對話，使我們間的距離拉得很近，我們相對沉默，我在心裡祈禱著亡靈。大約五分鐘後，我抬起頭來，對郭川小說：「我想，該寫一份悼念高書記的信，以表達我對他的哀思，請你轉交給他的家屬」，他點了點頭。

對於高德勝所加入和維護的黨，我沒有任何好感，但對於高德勝這樣的黨員，我認為他是中共隊伍裡沒有喪失人性的一員。

在複雜的社會中，一個人誤入某種政治組織，誤信某種信仰，本不足為奇，曾迷信於邪教的人，並不等於邪教頭，相反，應當相信人心都是肉長的，即使一時執迷，幹過壞事的人，有一天大徹大悟幫助我們，這樣的人，應視為我們的朋友。

那一夜，郭川小和我交談到深夜。他詢問了我最近收到母親的來信沒有，問到母親的身體和近況。我告訴他，母親已經摘去右派帽子，並在為我「平反」，上下奔波。

我也向他詢問了一些有關平反政策的問題。最後，郭川小宣佈，從明天起，我被編入雜務組。

雜務組是一個由農六隊的木工、鐵匠、飼養人員和機修人員混合編成的小組。我的任務是跟著來六隊翻耕土地的拖拉機，幫他們打鏵和保養拖拉機，這樣一來，平時，我可以滿山遍野的在外面跑，而不必在小組裡列隊報數，集體出工，收工。只是到了晚上，仍回六隊的監舍歇宿。

第二天，我便跟著來六隊耕地的拖拉機，坐在後面的鏵口上操縱升降鏵口的盤子，我的「師傅」是東方紅拖拉機司機李進。

為耕地打鏵，這可是一個極苦的差使，這時風季還沒有結束，經過一個冬天乾旱，山樑上乾透了的土地，在鏵口和履帶的翻動下，掀起一股股紅褐色的「濃煙」，然後被肆虐的西北風捲起來，裹纏著整架鏵座。

我坐在上面，看不見方向，呼不出氣來。每天，只要一開鏵，用不了半個小時，我的混身上下便被紅塵裹成一個灰人，頭上背上，就像上了一層塗料似的。

幸好，我是剃光頭的，洗臉洗頭並不麻煩，只是吸進肺裡的大量泥灰，七竅之中堵滿了泥沙，嚴重損害我的健康。

用李進的話說，「這那裡是人幹的話？」但我很樂意的接受了，因為即使打鏵時苦不堪言，但我獲得了久未有過的活動空間。

從此以後，我結束了站隊集合、報數出工，連小解都要呼喊報告的那種生活，結束了稍不如意，便遭到呵責、毒打的提心吊膽地獄生活。(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