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318)

第一节：风向陡转？(3)

（二）高德胜的死讯

清理水渠的劳动刚刚结束，郭川小又调回了六队，替代了已经年老的荣老头。

郭川小调来以后的第三天晚上，便把我叫去队部办公室去，待我在小凳子上坐好后，便低声问我：“你知道高德胜书记的下落吗？”我感到他的问题好突兀，摇了摇头。

他停了一下，便告诉我：“他已死了，死得很惨，是被造反派们斗争，打断了左侧的全部肋骨，并把他关在骡马堡附近的水碾房里，又不给他医治，结果打断的骨头穿破了皮，伤口化浓感染而死。

死的那几天，他在小屋子里成天喊叫，很凄惨，但没人敢理他。也不准家属去看望，还说他死不认罪，死有余辜。

他还说：“文革初期，造反派斗争高书记时，其中有一条罪状便是袒护你和陈力”。

这么多年共产党的残酷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上法家提倡严刑竣法，毛效法商鞅、李斯，使他得了一个暴君美名，对不听使唤的人决不会手软。

听郭川小讲完后，我俩低下了头，一时沉默不语。掐指算来，他死去快一年了。说到这里，郭川小望望我，进一步补充道：“你和陈力被管教科申报了两次死刑。但是高书记说‘这两个人出身学生，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挽救的，共产党人强调的是改造人，而不是消灭他的肉体，何况，这两人在犯人中影响很大，改造好了，一定会带动一大片，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转化和教育工作。’”

高德胜这个调子一定，我死刑得免，看来我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确有高书记极力保护的一份功德。

关于高书记，我确曾听过他的种种传闻，文革后，1966年冬天，我与他在六队的蔬菜地边见了最后一面，当时见他穿着布鞋，脸色苍白。记得那一次见面，他简单询问了我的近况，说了几句“认清前途”的话，便匆匆离去。

从此，高德胜和李培连便从二道沟“消失”了，郭川小今天告诉我的这些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关于我被申报死刑的说法，我早已耳闻，但何以又免了这死刑？却一直懵然，这次听到郭川小的话，我的脑海里再度重现了十三年前在基三队的绝食，并在1964年的国庆节前，我与高德胜的第一次对话，那是一次思想交锋，我相信，那次我的坦然和正气，一定深深地触动了他。

这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是他们自吹的铁板一块，恰恰相反，由于它的不得人心，它的内部正在熔化分裂，惨无人道的对待高德胜，一定是校仿了中央高层中对待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手法。

想到这里，我问郭川小：“他的家属还在吗？”

“在，还在骡马堡，这些年来，因为高德胜的问题，家属也被整得很惨。”

这一席对话，使我们间的距离拉得很近，我们相对沉默，我在心里祈祷着亡灵。大约五分钟后，我抬起头来，对郭川小说：“我想，该写一份悼念高书记的信，以表达我对他的哀思，请你转交给他的家属”，他点了点头。

对于高德胜所加入和维护的党，我没有任何好感，但对于高德胜这样的党员，我认为他是中共队伍里没有丧失人性的一员。

在复杂的社会中，一个人误入某种政治组织，误信某种信仰，本不足为奇，曾迷信于邪教的人，并不等于邪教头，相反，应当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使一时执迷，干过坏事的人，有一天大彻大悟帮助我们，这样的人，应视为我们的朋友。

那一夜，郭川小和我交谈到深夜。他询问了我最近收到母亲的来信没有，问到母亲的身体和近况。我告诉他，母亲已经摘去右派帽子，并在为我“平反”，上下奔波。

我也向他询问了一些有关平反政策的问题。最后，郭川小宣布，从明天起，我被编入杂务组。

杂务组是一个由农六队的木工、铁匠、饲养人员和机修人员混合编成的小组。我的任务是跟着来六队翻耕土地的拖拉机，帮他们打铧和保养拖拉机，这样一来，平时，我可以满山遍野的在外面跑，而不必在小组里列队报数，集体出工，收工。只是到了晚上，仍回六队的监舍歇宿。

第二天，我便跟着来六队耕地的拖拉机，坐在后面的铧口上操纵升降铧口的盘子，我的“师傅”是东方红拖拉机司机李进。

为耕地打铧，这可是一个极苦的差使，这时风季还没有结束，经过一个冬天干旱，山梁上干透了的土地，在铧口和履带的翻动下，掀起一股股红褐色的“浓烟”，然后被肆虐的西北风卷起来，裹缠着整架铧座。

我坐在上面，看不见方向，呼不出气来。每天，只要一开铧，用不了半个小时，我的混身上下便被红尘裹成一个灰人，头上背上，就像上了一层涂料似的。

幸好，我是剃光头的，洗脸洗头并不麻烦，只是吸进肺里的大量泥灰，七窍之中堵满了泥沙，严重损害我的健康。

用李进的话说，“这那里是人干的话？”但我很乐意的接受了，因为即使打铧时苦不堪言，但我获得了久未有过的活动空间。

从此以后，我结束了站队集合、报数出工，连小解都要呼喊报告的那种生活，结束了稍不如意，便遭到呵责、毒打的提心吊胆地狱生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