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25日訊】翻開人類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只要有政府的管理，就有從事管理的筆吏的身影。他們或草詔書政令、或撰奏章諫書、或制律令判決，由此成為社會管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這個以文筆為生的群體中，有上順天意下逮民心的良吏廉吏，也有上忤天心慘民以逞的污吏酷吏。但是專門給民眾洗腦誅心、破壞人類正念正見，為邪靈服務的筆吏並不存在。
自從共產黨這一個撒旦魔教佔領、奴役了中國大地後，就有目的地用民眾的血和汗，豢養了一大批專門給中國人洗腦、誅心，外表文雅、內心凶殘的筆吏。它們的身影幾乎遍及社會的每一階層、角落，在社會中職業多樣：有專門控制魔教宣傳的宣傳官員幹部、有人數龐大職能多元的共產黨魔教宣傳機構的編輯記者、有隱藏在科研機構大專院校的專家教授、也有為搏一利的五毛黨人。
每次共產黨邪教想通過各種各樣的運動來迫害、屠殺中國人時，都是這些筆吏率先搖旗吶喊呼風喚雨，或假造新聞欺騙民眾、或炮製蠱惑人心的言論煽動群情，為共產黨邪教在中國大地上製造一幕一幕的殺伐屠戮製造輿論，同時為共產黨邪教尋找迫害中國人的道德支點。
它們或奔走山野，或密謀斗室，在手搖印刷機吱吱扭扭的聲響中，在計算機閃爍的屏幕前，製造粗糙的共產主義的毒藥，用自由與民主等華麗的辭藻種植培育撒旦反神、反宇宙、反眾生的罪惡之花。
但是，對於在中國大陸勤勞、善良的普通的中國人來講，由於每天都生活在共產黨邪教有目的地欺騙、洗腦的環境中，很難具體的瞭解共產黨邪教利用其筆吏欺騙民眾、洗腦誅心的真相。本文從剖析共產黨邪教筆吏們欺世盜名、巫蠱眾生的手法入手，剝下撒旦筆吏們的真實面具，曝光共產黨邪教筆吏們洗腦誅心的邪惡手法和其邪惡、丑陋的本質，展示共產黨撒旦魔教控制、奴役、迫害、殺戮、毀滅中國人的陰險、邪惡真相，從而使善良的中國人擺脫共產黨邪教控制，擁有光明美好的未來。
個別相加 按需組合
隨意組合是撒旦筆吏欺騙中國人民最主要的手段，在不同時期根據其具體的需要，制造正反不同類別的虛假人物、虛假事件，協助邪靈完成以洗腦誅心為先導、以暴力殘害屠殺中國人民為目的的罪惡計劃。在具體使用這一魔教洗腦手段時，邪靈的筆吏們會分門別類，按需所求。
如為了在中國製造社會各階層的矛盾和對立，煽動社會仇恨，實現屠殺中國人民的具體需求，它們會有計劃、有目的塑造集所有人類人性之惡於一身的超級壞人；有時為了文飾撒旦邪惡的本像、遮蔽邪靈毀滅眾生的邪惡企圖，在中國社會種植、培育、強化共產黨邪教理念的語話之場，在民眾思想意識中植入共產黨魔教控制中國人感覺、知覺和思維的「木馬」，它們會有目的地塑造出集所有人類人性善於一身、道德堪比聖人、聖徒的共產黨魔教超級黨徒的形象。
中國共產黨邪教筆吏們筆下的地主形象的創造，就是個別相加 按需組合典型的例證之一。在共產黨邪教控制中國大陸以前，地主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在社會生活特別是鄉村社會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既是連接政權和農民的節點，也是鄉村社會文化、道德、文化的主要的傳承者，是中國社會中起支柱作用的「士」的基本的來源和其生存的土壤。
共產黨邪教的邪靈知道，要想在中國的鄉村社會徹底剷除與撒旦邪教對立的傳統儒家文化和佛道神的信仰，用無神論的反神、反宇宙、反人類的撒旦理念給中國人洗腦，讓中國人在共產黨邪靈平等、自由、共產主義美好理想等毒藥的麻醉下，不知不覺的被邪靈引入地獄，必須首先剷除鄉村道德、文化、傳統的承載者——地主。
由於人性的弱點，作為社會個體成員的個體地主而言，他們也非個個都是社會中道德行為完美無缺的道德楷模。有一些地主也或多或少的存在吝嗇、貪財、好色等人性的缺點。但是不論是就地主個體而言，還是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整體來說，其善的方面占主導，惡的一面只是其人性中的極為次要的方面。這是當時社會的基本認知，也是地主這一階層在中國社會存在幾千年的原因。
共產黨背後的邪靈知道，如果把地主這一個階層的真實一面展現給被中普通的社會成員，就不足以在鄉村社會形成對地主的仇恨、不足以調動和放大鄉村社會壞人和普通人人性中負的、惡的一面，也不足以找到在鄉村屠殺地主的道德支點，所以共產黨邪教在控制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後，迫切的需要一個個集所有地主個體人性缺陷於一身的超地主形象。
邪靈控制的嗜血的撒旦筆吏們心領神會，在中國大陸為撒旦邪靈製造包裝出了劉文彩、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四大超地主形象。然後利用共產黨邪教控制的國家資源，通過報紙、戲劇、電影、展覽的方式廣為傳播，在中國社會製造出了對地主這一社會階層仇視的邪惡話語之場，建立了共產黨邪教迫害地主的道德支點，完成了在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在精神上消滅傳統、道德、信仰運動的先期任務。惡霸地主劉文彩，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就是這樣一個中國共產黨邪教創造的集中國幾千年來地主惡行於一身的代表性人物，卻在四川省大邑縣一九九二年公開評選對大邑貢獻最大的歷史人物時，被當地民眾一致推為榜首。據當時的村民們回憶，劉文彩收的地租，比後來農民交給國家的公糧還要少很多。劉文彩每遇逢年過節都要走訪接濟貧困人家，由於辦事公道正派，他也是相鄰糾紛的主要調解人，百姓們都稱他為「劉大善人」。
他在世時，修建了成都到大邑的公路、萬成堰水利工程和當地的發電廠、水電廠。晚年幾乎耗盡家產修建了佔地兩千多畝的文采中學（現在的安仁中學，至今該校仍是四川乃至全中國最好的學校之一）。就是這樣一個善良而具有普通人人性缺點的鄉村地主，卻在中國共產黨筆吏們的筆下，逐漸被塑造成一個煽動仇恨的超級地主形象。
一九五八年，已入土十年的劉文彩被革命群眾「掘墳毀屍」。其「殘暴形象」被捏塑在地主莊園陳列館裡。一九六一年的元旦，在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地主劉文彩故居開辦「地主莊園陳列館」，在塑造殘暴地主形象的思想指導下，陳列館創作了《地主百罪圖》，創造性的加入了「買飛田」、「高利盤剝」、「狗道場」、「吊打農民」、「氣槍殺人」、「亂石砸人」、「割耳」、「無償勞役」、「背磨沉水」，「謀害長工」、「坐老虎凳」、「強姦婦女」、「活埋」、「殘殺幼兒」、「冤殺」、「逼租殺人」、「審訊肖汝林」等由共產黨邪教地區宣傳部塑造的十七座蠟像模型。供人參觀。同時編撰《地主莊園陳列館》小冊子在全國發行，拍攝記錄片《罪惡的地主莊園》在全國上映，《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專題文章：《不要忘記這個地方》。
一九六五年五月，本著「要把幾千年來舊中國地主階級的所有邪惡表現出來」的思路，，陳列館和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師趙樹桐、王官乙，廣漢縣文化館美工唐順安，南充地區民間藝人姜全貴等人，縱向跨越歷史、橫向囊括中國，蒐集歷代地主的各種罪狀，在同年的10月創作的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對外開放。劉文彩收租現場一百一十八米空間佈滿了一百一十四個黃色雕像，個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共產黨邪教需要的集「幾千年來舊中國地主階級的所有邪惡」的代表劉文彩的惡通過身幫傍惡犬、草帽綢衫，手執彈簧鋼鞭，腰裡挎著駁殼槍的地主形象和他的對面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著竹簍，兒童拉車的一群衣衫襤褸的佃戶的對比中，被形象的表達出來。
然而人們哪裏知道，這個讓五千萬現場觀眾、近十億間接觀眾痛恨不已的地主莊園，卻是個虛構的歷史贗品。 而共產黨邪教依靠這些虛構的超級地主形象煽動起來的社會仇恨的氛圍中，屠殺了200萬地主及其家人。
隨意組合的手法不僅被撒旦的筆吏們用於詆譭、污蔑被撒旦視為敵人，承載傳統價值觀念的今人或古人，也是筆吏們塑造不食人間煙火、黨性第一的撒旦邪教教徒形象的主要手段。
篡改事實 混淆因果
篡改事實、混淆因果的手法，邪靈撒旦的控制下，共產黨的筆吏們會根據洗腦誅心的具體需要、針對不同的對象，採用不同的操作手法：（一）保留次要事實，篡改主要事實；（二）保留枝節事實，篡改主幹事實；（三）隨意添加，按需而用；（四）有意混淆、顛倒因果。
如中國共產黨塑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和玉榮的故事就是千千萬萬個此類事件之一。本來是龍梅、玉榮的父親那天跑去喝酒，把羊交給了11歲和9歲的兩個小孩，造成了孩子被凍傷、凍殘的悲劇。但是為了政治的需要，這樣一個事件在邪靈筆吏的筆下卻變成了直至今日還在欺騙國人、為共產黨撒旦邪教製造語話霸權的英雄故事。
在這個欺騙了無數中國人的邪惡文本裡，龍梅和玉榮成了保衛公社羊群的英雄，和兒子那仁滿都拉一起救凍傷的龍梅和玉榮的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哈斯朝魯，因為屬於當時共產黨定的管制分子，被描述成「殺人未遂」、「偷羊者」和「反動牧主」。而僅僅是目睹事件經過的內蒙古包頭白雲鄂博的鐵路工人王福臣卻成了救人的英雄。（詳見「林輝：草原小姐妹遇險和被救的真相」）
1964年3月14日，《內蒙古日報》在頭版發表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長篇通訊。其後，「草原英雄小姐妹」通過報紙、廣播、電影等形式為那個年代的中國人知曉，併進入了中小學教材。王福臣等8名鐵路工人被呼和浩特鐵路局授予「民族團結光輝榜樣」的稱號，當時的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曾經召開隆重的慶功大會，給王某為代表的13名人員披紅掛金。真正的救人者哈斯朝魯被關入大牢。1979年4月，曾和父親一起救龍梅和玉榮的那仁滿都拉撰文《誰是第一個搶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寄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為父親伸冤並澄清事實。哈斯朝魯和女兒趙玉容也多次到北京到相關機關和部門上訪申訴。
在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宣部部長、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的干預下，由內蒙古自治區區委組織部牽頭，通過對當時的主要當事人進行調查，1985年1月正式確認哈斯朝魯父子是首先發現、搶救龍梅、玉榮的人。哈斯朝魯才由此洗淨共產黨筆吏們強行潑灑在自己頭上的污水，真相的昭告於天下，但是真正知道真相的人在社會中仍然只有極少數。（詳見「尋訪真實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文史精華》 2008年第2期作者：余瑋）
在這個共產黨塑造的英雄故事裡，龍梅和玉榮被凍傷凍殘是基本的事實，這個事實沒有變化。但是造成這種傷害的的因果卻被共產黨邪教筆吏有意的混淆，事件中善良的救人者的牧民哈斯朝魯成了「殺人未遂」、「偷羊者」和「反動牧主」，目睹哈斯朝魯救人的全過程的鐵路工人王福臣成了救人的英雄。
這樣一個被有目的的混淆因果、篡改事實的故事，有多少人善良的中國人被欺騙和愚弄，並由此改變了人生的軌跡，無人統計也無人知曉。但是至少與事件有關的幾個人的命運發生了變化：龍梅和玉榮其後上學、就業、陞官，而救人的牧民哈斯朝魯卻在文革時因「企圖強姦龍梅」和「偷公社的羊」之罪入獄。（詳見「林輝：草原小姐妹遇險和被救的真相」）整個事件中，龍梅和玉榮以及被塑造為救人英雄的王福臣，部分出於共產黨邪教的原因，部份出於個人的原因，也背上了人生的道德污點。
下面再以曾經被報紙、電影、電視廣泛傳播、為共產黨邪教製造具有時代特徵的話語之場，曾經一時為共產黨邪教挽回信任危機立下巨大功勞的通訊《領導幹部的楷模——孔繁森》為文本，看看共產黨邪教筆吏們拙劣的造假手法。
在這個共產黨邪教長期造「魔」運動中創造超級黨徒的典型文本中，在寫孔繁森到達阿里一個月後，在辛勞疾病交加中工作時，記者的描寫是：「由於過度勞累，他的直腸纖維瘤復發，鮮血浸透內褲，可他一直瞞著別人，等大家都入睡後，他才把內褲換下，悄悄洗乾淨。」明眼的人一看便知其作假：「鮮血浸透內褲」必然會浸透或污染外褲，不可能瞞住外人；假定真如共產黨的記者所說瞞住了外人，不為外人所知，那麼孔繁森車禍離世後，記者又從何知曉這一事實？
共產黨的筆吏為了描述孔繁森熱愛藏民，使用了孔繁森生活極度的節簡和用錢的吝嗇與對藏民在經濟上的慷慨的對比手法，來襯托再看看孔繁森把錢用於藏民「高尚行為」在這個文本中，「孔繁森生活極其節儉，經常吃的是白飯就搾菜，工作一忙，開水泡饅頭和方便麵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許多內衣打著補丁，連塊香皂都捨不得買。每次從拉薩回阿里，他總要買上一些價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為有地區差價，這樣可以省點錢。孔繁森對自己，就是這樣節儉、吝嗇，而對他人、對藏族同胞，卻是那麼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時間，他幾乎沒有往家裏寄過錢，省下的工資，大部份花在藏族群眾身上。」但是分析一下孔繁森的收入支出情況，便露出了短來。
下面看看共產黨筆吏們津津樂道的孔繁森對藏民在經濟上的慷慨：在革吉縣亞熱區曲倉鄉為一藏民贈送自己穿的毛衣褲一套；在堆龍德慶縣桑達鄉敬老院，給叫瓊宗的老人一雙棉鞋；給堆龍德慶縣桑達鄉敬老院的老人送了半導體收音機；在林周縣阿朗鄉敬老院為一位藏族老阿爸贈送灰色風衣和僅有的30元錢；在噶爾縣門士區為藏族老阿媽捐贈200元；為收養的孩子曲印住院看病一次；短暫撫養兩個藏族小孩，這就是孔繁森我們在文章中看到的十年間對藏民的慷慨。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末，內地八類地區像孔繁森這樣級別的幹部的月收入在150—200元；九十年代初的九三年左右月收入應該在500—700元，在西藏工作加上西藏的地區補貼，收入可觀、可是孔繁森卻由於入不敷出1993年曾先後三次獻血900毫升，獲得獻血營養費900元。
只要對這個共產黨邪教長期造「魔」運動中創造的超級黨徒的文章進行文本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孔繁森十年在藏區工作，為藏民捐助錢財、衣物是真實不假，但也不超過1000元，從1992年開始到1994年車禍離世間撫養二個藏族孤兒，有花費但是也不會太多，總體上在孔繁森10年得各種收入中只能佔有極少的份額。孔繁森車禍離世時他僅有的錢財只有86元也是真實不虛，但是並不能說孔繁森就清廉愛民，也不能因此說他把錢財都捐給了藏民。
那麼，孔繁森的錢哪裏去了哪？事情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共產黨邪教的記者筆吏們為了塑造共產黨邪教超級黨徒而而故意做假，隱瞞孔繁森給家中寄錢的事實；一個是孔繁森真有被外界猜測的不為普通人所知、不光彩的特殊的錢財用處，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