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2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婉清法國報導） 引言 ：田喜，這位來自河南駐馬店新蔡縣的小伙子，年僅26歲，9歲那年因接受輸血而感染愛滋病毒，一直都是父母的希望、老師的驕傲的他在17歲那年的一次體檢中，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呈陽性。從此他的命運徹底改變，為討回公道和治癒病體，這位體重不足百斤的小伙子走上了艱辛而漫長的維權上訪路……
今年8份他來到法國，並有幸於10月份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會議上講述了自己患愛滋病後艱難的申冤歷程。為避免回國後繼續遭到迫害，他已經決定留在法國。
禍起：少年時接受輸血遭感染
田喜9歲，1996年3月的一天，與同學玩耍中，他的頭碰到課桌角上，後出現嘔吐，「母親把我帶到新蔡縣第一人民醫院，經確診是輕微腦震盪，當時醫生建議輸血治療，家人聽從了建議。」那是田喜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輸血經歷，而他的人生也就此改變。
兒時的田喜，勤奮、聰慧，從小學到高中一直都是優秀生，15歲考上高中，17歲參加高考，並考上大學本科院校，因覺得不理想決定復讀。「暑期補課時，身體開始出現不適：長期失眠、消瘦，讓我沒辦法堅持讀書。」急劇消瘦、凹陷的臉龐，讓他看起來與實際年齡極不相符。
接受愛滋病檢查、確診
2004 年夏，新蔡縣衛生防疫站進行愛滋病普測，「當時我在休息重，家人認為檢查一下身體不會有害處，」於是田喜與母親一起做了檢查，兩週後母親告訴他：「你是陽性，我是陰性。」母親並不懂這個陽性意味著甚麼，田喜覺得「自己怎麼可能會感染這個病呢」？所以沒放在心上。
防疫站讓田喜作複查，他無意間看到高耀潔的著作《愛滋病與性病防治》（高耀潔女士是中國著名的愛滋病防治活動家，河南人，2009年出走美國），「翻閱後，我發現身上有很多愛滋病症狀，比如牙齦炎、低燒、中耳炎，還有消瘦。」書上指出愛滋病潛伏期可以是五、六年，或更長，田喜回憶9歲那年輸血至今八年，時間上符合。田喜父親帶他去駐馬店市防疫站再次複查，結果還是陽性。醫生對他父親說：「孩子太小，可能要終生吃藥，多給他做點好吃的吧。」這一消息猶如晴天霹靂，田喜感到「自己活不了了，老天也很難幫上忙了。」
得知兒子感染愛滋病後父母的希望幾乎破滅，田喜的父親在居委會工作，工資微薄，母親做些小本生意，家中還有一個姐姐，全家四口過著儉樸的生活。由於人們對愛滋病缺乏瞭解而產生的恐懼感，父母也不敢向親朋好友訴說實情，只能默默承受……看著兒子日漸虛弱，母親只能每日以淚洗面。
老天送來救命恩人
90年代初河南省駐馬店上蔡縣的文樓村開始蔓延愛滋病，原因是當時省政府號召農民賣血，采血前不做任何檢測，除去血漿後其它血液成分經多人混合後，又分別回輸給賣血者，這種不做檢測和違反常規的回輸，導致嚴重交叉感染，政府以收購血漿從中獲取高額回報的「血漿經濟」，造成了愛滋病毒大面積傳播。90年代初河南出現首例愛滋病，2003年當地衛生部門才開始對感染者提供治療措施。截止到2013年，文樓村有343人感染愛滋病，感染率高達61%以上。
「天無絕人之路」，就在田喜認為老天爺很難幫他的時候，活下去的希望再次被燃起：田喜父親的同事金鳳勤女士得知實情後趕到他家：「當時我已吃不下去飯，身體很弱，她拉著我的手鼓勵我，與疾病抗爭。」之後她請假三天，帶田喜去防疫站取藥，「金阿姨幫我聯繫醫生，告訴醫生先給我看病，治療手續之後再補辦。」之後田喜的身體稍有恢復，1.7米的他體重增至48.5公斤。
2004年10月，田喜決定去縣第一人民醫院──自己災難的肇事者討說法，院長回答是「你愛到哪告就去哪告」。然後他去法院，法院的說法「這種事你們縣太多了，上級規定不准立案」。最後田喜到新蔡縣政府，縣長說「這種事太多沒法協調」。就這樣他再次被踢回醫院，各部門相互踢皮球，沒人願意承擔責任。於是年僅 17歲的田喜暗下決心：要獲得司法公正獲得賠償必須去北京上訪。
與受害鄉親結伴 進京上訪
去北京前，田喜在新蔡縣防疫站先後碰到了吳豪豪、王巧巧等感染者，當年11月田喜母親帶著十幾人到北京，去衛生部、全國婦聯、中紀委、信訪局多個部門提出申訴。在北京停留十天他與母親兩人花費高達兩千多元，一個部門給了田喜一行人口頭承諾和200 元後就把他們打發回去。回去後當地沒有任何部門承擔責任。12月1日田喜等人再次去京上訪，衛生部給出「希望地方政府研究、處理」的答覆，田喜去當地衛生局，局長則給他出示了一封上級材料，寫著「田喜等人集體赴京上訪，背後一定有人指示，狠抓幕後黑手」。這時田喜明白：如此上訪根本無門，要改變現狀必須走出家鄉，而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考上北京院校。
復讀並不順利，校方得知田喜患有愛滋病後拒絕接受。經數次努力未果，田喜委屈得哭了：「我生了病就不能讀書了嗎」？經過抗爭後復讀成功，2005年他考上了北京城市學院。
入學後首先面臨的是高昂的學費，一年費用1萬5千元，田喜去縣政府請求救助，縣政府為了息事寧人支付了1萬元，其餘費用則由親戚幫忙湊齊。之後田喜告訴老師自己的病情，校方的第一反應就是讓田喜離開，田喜無奈表示：「我是得艾愛滋病，但是靠自己的實力考進來的，就這樣放棄學習回家，如何向家人交待？」他央求學校：只要不趕他走，他可以接受任何條件，最終學校要求田喜搬離學生宿舍，他只好租了個便宜的地下室。為交付昂貴的學費，田喜第二年再次去縣政府申請救助，答覆是「你第一年已經得到過了，還想年年要」？無奈，他又去國家教育部說明情況，得到的答覆是「國家沒有『愛滋病患者讀書不要錢』的規定」，於是再去衛生部討說法。最後迫於壓力，新蔡縣才又資助他八千元。
就這樣，在完成學業前，田喜每一年都不得不硬著頭皮，求爺爺告奶奶，多次走訪相關地方政府與國家機關，反覆地述說自己感染疾病的因由和目前的困難，勉強獲得部份經濟資助，最終於2009年順利畢業。
盡己所能幫助愛滋病患
國內對愛滋病的宣傳和誤導，讓人們的認識非常局限，普遍反應是一提愛滋病就聯想到「與吸毒、同性戀有關，千萬別與這些人接觸，否則會感染」。田喜深知，患病後的自己與同學有了天壤之別，所以除了按時上課外，他幾乎不接觸同學，也沒有同窗知己，大學期間所遇到的各種問題都是一個人去扛、去面對。
2004年10月田喜第一次進京上訪時與中國維權人士萬延海（中國愛滋病民間組織「愛知行」）認識，北京就讀期間，他利用課餘時間參加了北京地壇醫院紅絲帶等愛滋病的活動，逐漸他從關注自身的權益擴大到更廣大的愛滋病人群：「人的善良本性會促使人願意幫助別人，我帶著熱情參與了愛滋病防治與教育的活動，覺得這非常有意義。」大學期間他曾查閱資料，發現在中國，一千個人中就有一人感染愛滋病，情況非常嚴重。
2006 年田喜在北京遇見了河南澠池一位11歲女病患，「她看起來軟綿綿，臉色發黃且消瘦。」之後他得知孩子父母為了給孩子治病，已將家裏房子變賣。田喜決定幫助他們，就聯繫了「東徵納蘭」愛滋病機構，幫助小女孩打官司，女孩家人獲得了5萬元的賠償金。孩子的父母非常感謝：「幸好遇見你，否則我們準備把最後的錢給孩子看完病後，就全家跳海自殺。」小女孩也鼓起生存的勇氣，還很快聯繫到了她家鄉感染愛滋病的十幾位病人（以孩子居多），大家一齊向當地政府討說法，這時田喜再次伸出援手，聯繫媒體曝光當地愛滋病防治問題，獲得了非政府組織與輿論的支持，澠池縣迫於壓力不得不做出賠償，為陷於困境中愛滋病患的家庭帶些一點緩解和希望。
澠池縣一位叫崔蘭蘭（化名）的女孩，因輸血感染愛滋病，讀小學五年級時病逝。她父親去當地衛生局討說法：「我們姑娘就這樣病死了，你們多少要給我們一點賠償」。工作人員卻當場打了他，孩子母親事後找到田喜，請求幫助，田喜聯繫了自由亞洲電台，把事情真相再次曝光。
有關中國愛滋病的防治問題，田喜認為需要從人權、人性的角度來處理和對待，他說：「中國愛滋病患者沒有正常生活的空間，人格得不到尊重。愛滋病患者首先也是一個人，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工作權利、正常生活和融入社會的權利。社會應該對他們的生存需求提供一個基本保障。」
面對政府耍無賴 忍無可忍
儘管面臨諸多生存困難，田喜仍積極參加與愛滋病有關的活動。「2009年9月剛畢業，我參加了第九屆亞太地區愛滋病防治會議，因收到受駐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亞洲促進會的邀請，會上做了中 國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報告，讓與會者明白中國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患者的困難處境：受害者在維權的同時，卻遭受到來自當局的迫害。」 2010年7月，北京舉行第一屆紅絲帶論壇，田喜受邀做了關於愛滋病防治和維護愛滋病患者權益的補償報告。
因感染愛滋病找工作陷於僵局，田喜不得不再次去北京的相關機構上訪：舉著寫有「因輸血感染愛滋病尋求司法公正河南新蔡縣田喜」的牌子，在長安街、新華門、使館區、公交車等多處抗議。
經過無數次奔波，2010年4月田喜最終拿到了國家信訪辦簽發的信訪信息回新蔡縣，以為工作問題可以解決，可當地政府故伎重演，再次推卸責任「這件事怎麼解決？只有你一人需要解決嗎？」。因此他不得不回北京再次與衛生部聯繫，衛生部的答覆是「你不要來找我們了，找地方政府去。」再次把田喜踢給了地方。
田喜表示自己還曾多次遭到截訪：「2010年3月兩會期間，我從北京住所被當地警察帶到派出所，之後河南省派駐北京截訪人員想接我回河南。」田喜不從，警察以「帶他見政府官員」的名義欺騙他，把他帶走，「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一個地方突然被警察戴上『黑頭套』，手機也被搶去。之後被關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在裡面還同時關了20名訪民，有男有女，我還看到警察毆打訪民，非常慘。直到兩會結束，警察把我扔到北京南站，揚長而去。」2010年7月，他再次被截訪人員抓住，之後被投入監獄，幸好被網友救出。
因上訪被非法判刑一年
2010 年7月，田喜去新蔡縣政府時卻意外發現一份報告，寫著「對田喜進行打擊，他勾結反華勢力」等內容。8月2日，田喜找到新蔡縣第一人民醫院院長，田喜表示：「我因為曾在這裡接受輸血而感染了愛滋病，被迫上訪了六年，希望能與院方協商解決。」院長答覆是：「你還是去找其他領導吧。」氣憤之餘的田喜順手就把辦公室的電話、電腦及部份辦公用品砸了。院長第二天與田喜主動聯繫並答應一起見政府官員。8 月4日，田喜去醫院等院長，沒有人，一次次地被耍弄，忍無可忍的田喜之後兩次把醫院的門鎖砸了。
稍後新蔡縣政府通知田喜去縣政府，工作人員對他說：「共產黨說一套，做一套，比小鬼子還厲害，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田喜在回家的路上發現很多人盯梢，很快警察到家裏把田喜抓走，當時他的母親在場，非常害怕。
警察以砸東西為由對田喜行政拘留，他被關押在上蔡縣看守所，剛進去警察馬上換了口吻：「你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田喜認為自己無罪，拒絕在逮捕令上簽字。法庭上他進行自我辯護，把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砸了一些物品的過程陳述了一遍。最終的判決還給田喜添了一樁坐牢的莫須有的罪名——刺殺政府官員。田喜由此被非法判刑一年。
2011年8月獲釋後，田喜再次去北京上訪。 2011年至2013年幾乎兩年的時間裏，他繼續與信訪辦、艾協等多個部門溝通，希望政府能夠切實考慮他的情況並予以賠償。與此前無數次上訪的結果一樣，政府態度就是：一旦給你賠償，那麼多的愛滋病患者都要求賠償怎麼辦？不賠。
來歐洲參加中國人權問題審議會
2013年聯合國頒發了有關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賠償規定，田喜瞭解到法國在血液安全事故處理方面做得很好，聯繫了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官員，使館官員與田喜多次溝通後，為他簽發簽證，他於2013年8月來到法國。
2013年10月，田喜受邀到日內瓦參加了討論中國人權問題審議會議，他通過自身經歷和看到的更多愛滋病患者面臨的困難，讓世界看到：中共政府作為一個剝奪了自己民眾人權的政權，根本沒有資格加入世界人權理事會。
決定留在法國避難
在法國停留近四個月，原本準備回去與中共再次商談的田喜，冷靜地反思了自己八年來上訪、維權的歷程，終於明白：「正因為自己一直抱著善良的想法，才一次次地被中共欺騙，中共從來都不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慮問題，對存在的問題也根本不想解決。對那些和我有同樣遭遇的中國老百姓，它的態度一樣，根本不願伸出手來提供最起碼的幫助，明擺著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嘴臉。」
田喜認為中共解決問題的基點是：「要看對它自己是否有利。如果中共可由此獲得極大的聲譽或好處，它才會做，根本不考慮老百姓的死活，極端自私。司法更是一紙空文。」他還表示：「出國後我才發現以前太幼稚了，我還明白了一點，共產黨沒有固定的理念和原則，而且它從來都不喜歡好人：關心國家民族的人，會迫害，相信『真、善、忍』的人也遭到它迫害，宗教人士也是，就是說，支持它也好反對它也罷，它都會對你加以迫害」。田喜在國外居住的這段日子裡，有機會閱讀了《大紀元時報》發表的系列文章《九評共產黨》，他認為文章對中共的本質闡述的很好，並對本報記者表示：「您幫助我在文章裡表達出退出少先隊、共青團的意思吧，告訴大家永遠都不要相信共產黨。」
至今依然消瘦的田喜，此時臉上終於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和輕鬆，還做出勝利的手勢，考慮再三後，他決定向法國政府提出政治庇護，希望能留在法國，擁有一個嶄新的生活。
（責任編輯：德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