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5月04日訊】1989年6月4日，一場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學生運動被血腥鎮壓。在日前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勵之自傳》中可以看到，是方勵在1989年出初，給鄧小平的一封公開信，點燃了學生和民眾追求民主自由的訴求。
1936年出生的方勵之，1984年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科學技術大學天體物理中心原主任。1987年1月被開除黨籍，撤銷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1989年六四事件後因反革命煽動宣傳罪被開除公職。在1980-90年代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異見人士，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方勵之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並在次年離開中國。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任職天體物理學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寓所逝世。
方勵之建議鄧小平頒行大赦
方勵之在自傳中說：「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1989年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爆發─超新星爆發。」
「在寫「超新星」文章時，想起「大赦天下」的古訓，今天的中國社會，不是同樣也很有必要頒行一次「大赦天下」麼？新年的氣氛更加重了這種聯想。」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1989年1月6日，方勵之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信中寫道：「今年是五四運動的第70年。為了更好地體現這個節日的精神，誠懇地向您建議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已經服刑10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週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愈來愈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信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臺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這就是後來被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暴亂的信的起源。
這封信無意之間成了公開發表的信
方勵之說，當初絕沒有期望這封信會起多少作用。寄給最高當局的信件，一天何止萬千，絕大多數的命運都是無聲無息地淹沒掉，甚至根本沒有被看過。
「我還是有一點信心，鄧小平不會不注意到我的信。因為，無論如何，我是他經常在『關心』的人了。」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1月7日，「有兩位客人來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是一位開明的老幹部，曾長期擔任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該把人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中央。」
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順便，我也給了他一份致鄧小平信的副本。當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給了一些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開信，進一步增加了它不被忽略的概率。」
「後來瞭解到，鄧小平確實看到了我的信。當然，照例地，佯裝不知，沒有回擲，也沒有答覆。」
公開信發表後當局坐不住了
自傳中寫道，新年期間，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忽吁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那封信發表時有40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學者的簽名。
隨後，詩人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也來方家，詢問有關忽吁大赦的情況，並得到了公開信的副本。2月12日，他們發起寫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忽吁特赦政治犯。三天後，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個人的簽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國古訓，事不過三。果然，三封公開信後，最高當局開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簽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
方勵之說，「這一次，當局倒是沒有來找我這個始作俑者。」
「忽吁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況了。」
（責任編輯：郗古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