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9月15日訊】繼9月3日《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必須抵制把愛國、愛黨對立起來》的社論之後，9月10日，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陳先奎緊隨其後，以一篇題為《愛國和愛黨在中國是一致的》的文章將奴才對主子的一種本能的諂媚之情、恭維之態表現得淋漓盡致。一份黨報、兩篇報導，其口徑與觀點不過是在輪番強調，「愛中國就要愛中國共產黨，愛中國的關鍵是要愛黨」。也就是說，愛中國似乎可以退而求其次，而愛共產黨則是首當其衝、不可或缺的。
事實上，《環球時報》如此熱血沸騰地連載發文，是源於被他們視為別有用心、邏輯奇怪的「愛國不等於愛黨」、「不愛黨才是愛國」的話語其實已經逐漸深入人心。連他們自己都認為，這是「否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如果不敢直面這樣的問題，只能是自殺式的『意識形態不抵抗主義』」。可見，中共對自身合法性的不被認可，以及不抵抗就等於自殺的恐懼心理已經到了難以克服和抑制的程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恐懼其實更能證實，民心的改變並非是受到一時的蠱惑、因偏聽偏信所致，而是發自內心、出於人性本真的意識覺醒。
國家與政黨、中國與中共、愛國與愛黨，這幾個從中共執政時起便開始有所思考、在洗腦教育下似乎永遠都理不清頭緒的名詞和概念，逐漸在中國的價值觀中形成一種難以掙脫的桎梏、束縛著自由的思想、壓制著最本真的判斷。或許一直以來，人們很容易陷在「國」重要還是「黨」重要這種原本並不值得爭辯的議題中無法自拔。因為無論是國家，還是政黨，都毫無例外地將與置身在國家中、建立並服務於政黨的人，即國民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沒有國民，國家的概念與形式蕩然無存；沒有國民，政黨又究為何物呢？
既然人才是最重要的，那麼無論國家或是政黨，都應該理所應當地以國民為軸、為本，方能正常的、順理成章地發展壯大、井然運行。一部曾經熱播的韓國電影中，就有這樣一句引用韓國憲法條文的台詞，它似乎能更加清晰地為我們呈現出國家的意義與本質。一位律師如是說道，「大韓民國憲法第一條第二項，大韓民國主權屬於國家，所有的權力都由國民產生，國家即國民」。且不說中共自己的憲法中也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黨的權力毋容置疑也應屬於人民；只看「國家即國民」的詮釋本身，便可毫無疑問的指出，愛國其實就是愛這個國家的人民。這與「愛黨」，恐怕還有著難以逾越的界限和距離。
顯然，如何「愛國」應坦坦蕩蕩地體現在如何「愛民」之上。還民自由是「愛」，尊重民意是「愛」，與民生息是「愛」，憂民之疾苦也是「愛」，只要心懷一顆為民的無私之心，就能深知愛民的仁德之道。然而，如今的中國社會，人人互為近敵，為了維護各自的立場與利益，每個人似乎都在與自己人搏鬥、廝殺。親情、愛情、友情，同學、同事、同行，原本純真、美好的情緒，原本應充滿著友善與關愛的社會關係，卻在一片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的硝煙中變得陌生、遙遠、甚至人性全無。而這一切的惡果非是一日即成，不過是在漫長的歪理錯論的誤導中不斷地衍生與積累所致。
中共執政之後，「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鬥爭理論是人人為敵的重要原因，十年「文革」更是徹底摧毀了人性的本真與純善。更重要的是，中共，這個現代中國的執政黨，之所以能成為今日中國的政府，不過是因為竊取了國民黨的抗日成果、並謊稱自己是抗日英雄，從而達到了坐收漁人之利的目地而已。此後，對於治下的國民，這個政黨屢試不爽的伎倆與花招，除了謊言與暴力之外，別無其它。
篡改史實、真相不過是為了愚民，不惜出動軍隊、坦克、將槍口指向人民不過是為了維穩。於是，從指揮、發動無數暴力運動的毛澤東、89年一聲令下以武力殘酷鎮壓請願學生的鄧小平一直到迫害法輪功的江澤民，這些不同時期、不同階段都手染國民鮮血、身負國民血債的當權者，無論是以國民的身份，還是以政黨的身份，都從未讓人看到他們的愛國究竟彰顯於何處，他們的愛民又體現在了何時何地的瞬間。
於是，有人說：「愛是自發的，不是教育出來的；黨愛人，人自然會愛黨的。」人們對此由衷地表示贊同時，就會暮然間發現，愛國、愛黨，這份情感的本身並不足以品評對錯，只是政黨在接受國民神聖賦予的權力與使命之後，本著責任與良心給予同等的回報便該是理所應當的。如果連這樣一份等價交換的「愛」都沒有，甚至利用得來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拿起武器戕害無數本是同根生、雙手奉上權力與信任的國民，那麼身為這個國家的執政黨，又有甚麼理由要求國民「愛黨」，又有甚麼資格高談闊論「愛國」呢？如此，先檢討自己，或許才能對那句「愛國不等於愛黨」、「不愛黨才是愛國」的道理豁然開朗。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