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1月07日訊】
1）持之以恆
中國的民主事業是一項艱鉅宏偉的「工程」，蓋因中國的歷史悠遠恆古，中國的傳統冥頑難改，中國的文化內傾收斂，中國的人口碩大無比，中國的社會超穩定性，中國的習俗積澱深重，中國的政治錯綜複雜。所以，中國自古就有「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談，泰西之人對遠東早有「凝固的歷史」的說法，這些都是說明中國社會歷史的惰性巨大，船大掉頭難。因此，「歷史終結論」在現時代看來，顯然是過分樂觀了。意識形態的較量遠未結束，而這又與文明的較量重疊交叉，融為一體，更使中國問題呈現複雜性。
將意識形態與文明的衝突簡單地二分法，予以分門別類，「文明衝突論」這種理論顯得單薄無能了。
但是我們畢竟生活在21世紀，這是個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是處在意識形態和種族文明進行全面較量的時代，是求變圖存的時期。因而，作為「善」的形態張揚，「惡」的形態的遏制，這樣的歷史潮流是完全可以期盼的。作為終局，自由民主必將在中國開花結果，只是這個過程相當漫長，具體的展開是以「時間vs.空間」為象徵的斗爭形式。我們多的是「時間」，而中共在眼下多的是「空間」。
社會的進步如同生命的進化，是漸進的漫長的歷程，需要無數代際的傳遞交接。胡適先生早就說過，社會進步是靠點滴積累而成的，而不是靠一夜間的暴力革命來實現的。為此，我們奮鬥在民主事業陣地的鬥士們要有耐心、意志和毅力，更需要有崇高的獻身精神。堅信：生命必然進化，歷史總得前進，就會產生信念，必然跨越西西弗斯式宿命。
為此，同仁志士們需要戒驕戒燥，改變「畢其功於一役」的妄想，催醒「立竿見影」的夢遊，轉變「一步登天」的虛構，摒棄「改朝換代」的獨斷。鼓吹「革命」，叫嚷「暴動」，喧囂「大變局」，吹噓「大轉型」，等等之類的實屬好高騖遠。三年前，一些民運人士見之北非中東地區「阿拉伯之春」來臨，心花便怒放，沉溺於幻想，想當然地以為「茉莉花」不久即將錠放在中國，於是大肆炒作「茉莉花」題材，結果上演了一場場「狼來了」的空炮鬧劇，導致了「習得性無助」的心理狀態——算了吧！覺得自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無可救藥。
2）和平理性
21世紀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精神主軸線之所以是如此，乃是「革命」的前輩們為我們後人得出來的無數的經驗和教訓。這樣，就為我們從事民主事業的人士定制了總體戰略方針框架，正如上篇說的，既然民主政治並非一蹴而就的，是個漫長的漸進歷程，那麼，種種草率冒進的設想都是不可取的，作為從事民主事業主導者的民運人士，理應深明大義：漸進就是漸變而不是突變，作為生命體的人類社會之所以只會漸變，乃是出於整個生命結構的轉變的困境。作為生命最高級形式的人類結構之中牽涉的元素甚多甚多，而元素之間互相牽制和掣肘，互為纏繞，不可能有單一的元素作為先行的「突擊部隊」，如：政治制度，這一元來單獨擔任「突擊」的重任，使之完成整個社會的大轉型。譬如，法國大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俄國革命、1949年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的革命、古巴的革命、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1994年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推翻共產黨統治等改朝換代都未給人們帶來期望的效應，即現代憲政民主制度隨之誕生。
虛幻空想加急躁冒進，帶來了顯見後果，就是必然性失敗之後的極度失望，從而灰心喪志於民主事業，就如「狼來了」的話語到了現今大幅貶值那樣。可謂之：盼之越高，跌之越慘，近期大肆炒作的香港「雨傘革命」即為顯例。
新的世紀尚不算長，但世人確實見證了不少為了「民主」這塊響亮的招牌而招搖撞騙，再加上反專制獨裁而發動起來的戰爭。實在遺憾得很，作為結局，世人至今尚無法見聞到有這樣一個成功實例，為著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通過戰爭而得以實現。譬如在北非和中東地區，在阿富汗，在東烏克蘭等等。美國的政客和政治學者們悲哀地認識到，在上述地區是根本無法通過強制性的武力來建立起自由民主國家的目的。所以美國現在決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付出了許多獻血代價之後，派駐的軍隊不得不撤退回國，免得惹上「西方殖民主義」麻煩，在上述地區西方的價值觀是大不受歡迎的——這就是文明衝突的實質。
和平理性非暴力，在這個時代具有特重的份量，另一原因是全球化的格局。發展經濟無疑成為西方國家重要的關注點，在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國際分工合作整合成一塊，牽一髮而動全身。作為經濟創造性的原動力、經濟合作權重係數（股份）較多的西方國家當然不希望在經濟緊密合作的地區出現大規模的暴力或武裝衝突的場面，主張暴力革命意味著失去自由世界的支持。
3）變化氣質
中國古代儒家特別注重理想人格的培養，提出了一系列的修身養心之道，譬如：「化性起偽」、「變化氣質」、「知禮成性」等等。用現代的普世性眼光來看待，由於缺乏彼岸的神明力量的牽引，待培養的價值終端目標（聖人）是頗成問題的，所以理想的「純儒」鮮有成功之例，但至少在道德的低級層面的日常倫理培養上，還是有養育之功的，因此，儒家的德性教化方法放在現代社會還是可作參考的。在古代封建王朝，起碼在士大夫們匡扶王政上，在鄉土中國的士紳治理上，多見有儒家的道義論和德性養育的功效。
惜乎，德性的養育並未為海外從事民主事業的人士所熟知、所期盼、所嚮往，導致民運從業者在具體的操作上多的是帝王霸道，鮮廉寡恥，粗魯蠻橫，暴虐良知。
暴力革命在西方世界之所以不受歡迎，更深刻的原因還在於，主張激進革命的人士骨子裡幾乎都是因循守舊，遺傳基因上無不刻錄著老式的東方傳統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普遍背離了普世價值的方向，與現代性是格格不入的，卻是成為其人謀事成事的思維定勢，成為其行為路徑依賴性的發源地。似乎民主建設就是恆等於革命，換言之，所謂「革命」無非就是換湯不換藥的那套農民起義模式。就是因為東方人的思想淺薄，思維浮躁，看問題簡單化，莫能去思考社會進步需要得到實質治理的足夠支撐，而這樣的支撐還得摸透人性幽暗面的深谷，為此，又需要有勇氣去直面慘淡的人生，去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太有難度了！源於此故，有不少的民主之士終於成全為憤青之族。所以，其人儘管處身西方自由世界，鸚鵡學舌地「適應環境」，表面功夫做得棒極，口號喊得震天響，標語展示滿天飛，拉大旗作虎皮，復又拉虎皮作大旗，如此循環不已，內心深處則念念不忘於「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殺去北京，奪了鳥位！」其機理如同大批成年的中國人來到西方英語社會，並在那裏已經生存了許久年月，於是誇耀起自己的假洋鬼子生涯中染上了洋氣好生了得，卻終究難以用起碼的英語來表達，乃一樣的道理。究其本質，其人其「氣質」乃是尚未完成了「變化」的「老土」，權充為民運界的一位憤青角色而已。如此之徒也許可以矇蔽住更多的中國的憤青大軍，激起憤青的連鎖反應，卻難以為西方的知識界人士所討好，因為西方人對於人心之惡有著極其深刻的認識。
民主之事業，既然需要深明大義，就必須懂得建立民主政治的充分必要基礎條件為：啟蒙了的個人讓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確立起來，成為一個複雜的社會結構（處於萌芽的民主政治體系）之中互相纏繞的關係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然後成全為具備了一定基礎知識的民主意識的人士。在現代性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的學術語境中，作為主體的人必須是大寫的，是首要的關注點，是一切行為的出發地。「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基督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如斯說，思想的閃電激起了德國知識界的陣陣漣漪，「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哲人馬克思盛讚道；可是在如今的海外中國民運圈子裡，思想之物棄之如敝屣，食之味同嚼蠟——這可成為了問題的死結、或曰自我鎖閉環、社會學上的怪圈、耗散結構中的封閉系統。
民主政治是交互主體性之間的競爭和協調，從業者自身必然要處在對抗性的各種關係網之中。因此，從事民主政治者，自身首先、並且也是首要的、該讓自己「民主」起來，然後方可推進社會大群體的民主建設。對抗性的關係猶如軍事上的打仗，打仗須講究兵法，《孫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從中可見，「知己」放在首要位置上，而後才是「知彼」。又正如從事各種競賽、比賽的職業運動員們，平時該做的大量功課就是自身的訓練。實在遺憾的是，在海外的民運圈子裡，沒有人會對「知己」感興趣的，更無人願意做自身的「民主」的訓練和實習課程，而民運界普遍熱衷於喧鬧的事情，只是打倒對手中共而已，自以為，只要做到這點，便是想當然地、自然而然地確立起「憲政民主政體」來！
作為實證，據我的大量觀察，海外的中國民運界裡的從業者，既無理論、又無實踐，只需誇誇其談就行啦！大言不慚便算作是「做事」啦！何須遑論書生氣十足的事情？
4）手段為上
手段與目的這對辯證範疇是倫理學中的重點課題。
人的主體性活動，一切有意識的行為所展開著的，都有著持續的「手段與目的」的關系鏈。人的行為是由一系列的「手段與目的」關係鏈來達成的，是複雜的多層次遞加體系。人的行為從最原初的手段出發，在通往終極目的的路途上，現行到達一個作為手段的目的地，這個第一階段的目的又轉換成了第二階段的手段，以此類推而演化開來，形成「手段-目的」的發展鏈條，與亞里士多德的「質料-形式」構成發展體系相類似。
人們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是緊密關涉到倫理道德性質的，因為活動的全過程都牽涉進人際關係的利益內容，因此，人們的從政行為中無不顯露出其道德品行，道德的評介可以從其人其事「手段與目的」的辯證關係上作出判斷。而道德評介是行為的道德約束的必要環節，是有必要去做的事情。
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在「手段與目的」上幾乎是傾向於「目的論」的，這是與中國人的群體主義本位立場相吻合，而與西方現代性的個人主義格格不入。現代的倫理學普遍以個人主義立場出發，認為，在「手段—目的」關係鏈上，手段佔有主要的意義和重要性，而目的則是次要的從屬的，這與現代性哲學的宏大敘事的脫魅、神聖大序的降價、本質主義的解構有關。
如今的海外民運人士，幾乎無人有興趣去閱讀現代西方的人文類著作，於是乎，挺自然地，有許許多多的語言和行為都帶有濃厚的「目的論」導向，即以為，只需行為的最終目的足夠高尚，就不必講究手段的使用是否合理恰當，甚至盡可不擇手段。譬如為了推翻中共統治這個「高尚」的理由，大力鼓吹暴力革命；吹捧楊佳為「英雄」；盛讚新疆的穆斯林極端分子的暴恐活動；有的煽動香港示威者「占中」永不撤退；有點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拍誰」的架勢來，有點大肆罵娘，有點乾脆大動拳腳，據我所聽聞到是不少民運大佬稱：這些都可以算作是「搞民運」！最為普遍的做法是，欺騙美國移民局以攢取移民的錢財——理由就在於打出的是「搞民運」旗號！
亞里士多德云：好的行為自身就是目的。行為要以人格來擔當，以實現行為自身的意義。
注重於手段的意義，以人格擔當來問責自身，則務須特別要關注個人（自己與他人）的尊嚴和權益，而絕對不能以名義「搞民主事業」（目的）來摧殘個人的利益（手段）。
人的感性生命的情慾是目的性行為的真正原初策動力。注重手段就是對於事物變化的過程，或程序的重視，就是還原在個人的感性生命上的重視。反之，主張「目的」至上者往往不擇手段，往往崇拜「態度至上」，於是轉化成「組織性和紀律性」的主張，咬定要搞「大團結」、「大聯合」，步調一致，高度統一，張狂者還主張「聽話和訓政」、一元化領導，這樣就在操作上形成專制的實質。究其實質，是以集體主義的名義活生生地剝奪了一個個主體性的個人的權利。其實質也就是喪失了民主的理念和操作規則。作為民主理念的踐行來說，恰是缺失了權力來自於選民這個首要原則。從而出現了「抗著紅旗反紅旗」的奇特現象。於是乎「圈子」似乎是冥界，在此，城府功夫習得至深，厚黑之術修煉有道。以虛對虛，以鬼伴鬼，以黑拼黑，以毒抗毒。
上述講了不少關於建設民主政治應該儘量避免暴力革命，其原因還在於，暴力的最高形式是戰爭，其運作必然要採取集權的手段性過程，因為戰士在戰場上搏斗有其特殊性：一切行動聽指揮。過程作為手段的運用，若是日長天久，其心理習得積澱漸漸孵化成了至高目的——專制。
施衛江
寫於美國紐約市
2015年1月4日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