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9月21日訊】我寫過一篇關於父親的文章。一位同齡朋友讀後，感慨萬端。他非常羨慕我和父親之間的和睦與腹心相照。他和他的父親，哪怕坐在一個房間，彼此卻隔了一個時代，哪怕肉身距離不足一米，精神距離則超出十萬八千里。他們的隔閡，主要源於政治觀，一者是毛時代的忠實粉絲，一者是新時代的自由青年，偏偏他們都喜歡談政治，每談必吵架，每吵必翻臉，最苦可憐的母親，前後奔走，左右勸導，終於說服丈夫和兒子各退一步。現在父子在一起，都不主動談政治，可是不談政治，二人幾乎無話可說。
我告訴他，我和父親的共同話題其實寥寥，文中不是寫了麼：「吃飯之時，兩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對，話並不多，他說家鄉的變遷，舊雨的動向，我說這一年來的際遇與未來的籌劃，一人說，一人只能傾聽……」至於政治觀，則是欲衝突而不得。父親這大半輩子，為生計所驅使，含辛茹苦，晨興夜寐，根本無暇、無心關注政治。當然，不管他關注政治與否，政治一直在關注他，作為破產地主的兒子，那些年來，政治讓他休學，就得休學，讓他下鄉，就得下鄉，讓他顛沛流離，就得顛沛流離，讓他忍辱偷生，就得忍辱偷生……政治洪流之中，他好似一塊浮木，命運從來不由自主。
我努力追憶父親和我談政治的情節，勉強找到兩例。一是2002年寒假，我從大學回家過年，忘了是哪天，父親喝了酒，有點興奮，對我說：這回俺們安徽人當上了總書記，安徽能享福了。彼時我年輕氣盛，說話毫不客氣，直接駁斥他：第一，安徽人當總書記，安徽未必能享福；第二，哪怕安徽能享福，你這樣的平頭百姓未必能享福。父親思量片刻，轉而默然。
還有一次，應是兩年前，父母居住近三十年的老屋不堪風雨，計劃重建，然而材料遞上去，數月不得批准。父親打電話抱怨，說潁上人孬，眼裡只有關係和錢，缺這兩樣，什麼事都辦不了。我本想告訴他，這不是人心與人性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制度缺口太多，黑幕太深，權力便四處尋租，腐敗便不可遏止。話到嘴邊，不由猶豫，最終還是咽到肚子裡。所以說這只是一次未遂的政治爭論。
我之想起這些往事，則因讀到黃裕生教授的一段高論：「今天，不少人都一個遭遇，就是不僅難以與父輩言政治，與同輩也多難以言政治。表面上看似乎是因為政見不一，政見分歧，而實質不是。難以相言的實質是處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他們之間的相異是不同歷史時代的分野，一邊是已進入現代國家觀念：個人與社會先於國家，所以個人普遍的權利、尊嚴與幸福首先需要得到保障與尊重，否則就是國家失職乃至失去合法性；一邊是還滯留在古代國家觀念：國家先於個人與社會，無國便無家，所以國家利益、國家強大比個人幸福、權利和尊嚴更重要，若個人、家庭的幸福有所改善，則是國家的莫大恩賜，理當感恩戴德。國人中只有少數真正持現代國家理念，而大多數恐怕還持後一種國家觀。開啟現代性的啟蒙運動的一個基本工作就是，通過追問與確立個人之自由與權利，最終確立現代國家理念，釐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從而把人類帶進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仍需大啟蒙。這是在國學熱的今天不可不清醒與堅守的一個方向。」
這番話，曾在朋友圈風靡一時。我見過至少十遍，簡直能背誦下來。黃教授的論斷不僅精當，而且切中了年輕一代的心思，否則何以如此流行呢。不過讀到後來，我則開始琢磨，將”政見不一”視為表象，將「歷史時代的分野」視為實質，這麼總結，是否過於簡單或粗暴？父輩所處的時代與我們所處的時代，或者說「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之間，是否斷裂到涇渭分明？這兩個時代是否鍛造了兩種截然相對的政見，一種是國家主義，一種是自由主義，一種是集體至上，一種是個人至上，一種是義務本位，一種是權利本位，一種是專政，一種是憲政？
朋友與父親的故事，以及我與父親的故事，似乎都在印證黃教授的觀點。然而，我還得說兩個親歷的故事，主題同樣是父輩與政治，味道卻大不一樣。
2008年新年，我在老家度過。年初四，我和弟弟及兩位堂兄，到鄉下給六姑姑與六姑父拜年。六姑父是老教師，他還有一個身份：老右派。一生飽經磨難，老來依然壯心不已，胸懷天下。我們進屋，他正看CCTV4，時值台灣大選前夕，議會打架，黨派罵戰，此起彼伏，熱鬧遠勝於過年。這正中善於發掘台灣負面新聞的央視下懷。此後我們一邊嘮家常，一邊看電視。六姑父手指混亂不堪的電視畫面，感慨道：台灣的亂，背後是不亂，我們這裡恰恰相反。大堂兄點頭，接口道：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一黨專政！
你無法想像我當時的驚詫，以及心底奔騰的狂喜。六姑父生於1930年代，已經年過古稀；大堂兄生於1960年代，小學尚未讀完，便被迫下鄉，12歲開始做生意，至少幹過十個行當，2008年前後，他的主業是賣豬肉。這兩個人，與我相距一個時代，甚至不止；聊起政治，卻無太多隔閡，而能相談甚歡。說起來，他們還是那個舊時代的人物，譬如不會用電腦，不會用智能手機，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時代的歧異，以及文化與生活的歧異，並未導致政見的歧異。
大表姐的命運，與六姑父相仿，落難於「文革」，1980年代時來運轉，成為一名小學教師。可惜她不比六姑父曠達，青少年時期所經歷的苦難，於她則刻骨銘心，糾結為靈魂的陰霾。表現之一，即對偉大領袖的滔天恨意。記得她有一句名言，大意是：什麼時候把百元人民幣上的頭像換掉了，中國才能太平。有一回，她到我家作客，席間重提此言，被一位來打油的顧客聽到，問她：你說換誰？大表姐答：換鄧小平！那人嘿嘿冷笑：都是一路貨。這一幕，大概發生在我的高中時節。我早已忘記了那位顧客的形象，忘記了他是中年還是老年，卻始終銘記二人的對話及他的結論。如果說對毛的無限熱愛與對毛的無限仇恨屬於一個時代的兩面，那麼認為毛與鄧本質上是一種人，即便擱在今日，怕也沒有多少人能達到這樣的政治覺悟。
於我而言，這個故事還有一點啟發：毛時代與鄧時代之間，貌似一刀兩斷，實則藕斷絲連，甚至一脈相承。如果目光停留在前者，以此劃分兩個時代、兩代人、兩種政治觀，既脫離了現實，更不符合歷史與政治的發展邏輯。對此，生於1961年的崔健曾有良言，他對年輕人說：「說白了吧，你們和我們生活在一個年代裡。天安門只要掛著毛主席像，我們就都一樣。別以為你比我小20歲、30歲，我們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樣的，只是你我所說的東西、關注的點在某一個階段裡面不一樣，只是你們在變化。」
我無意與黃教授唱反調，更願意把我的觀點視作一種補充：第一，我們與父輩之間，未必相隔一個時代，父輩可能是從舊時代突圍的前鋒，正如我們可能是從新時代落伍的後衛；第二，哪怕相隔一個時代，我們與父輩，不是不能談政治，也許在「談什麼」之外，我們還得思考「怎麼談」；第三，哪怕我們與父輩難以談政治，這背後的原因，卻未必在於時代，我們與父輩的隔閡，未必是時代的隔閡；第四，在時代的分野之外，我們必須注意到時代的統一，在時代的斷裂之後，我們必須注意到時代的承繼；第五，我們的思索與追問，不能止於「時代」這兩個字，時代不是標籤，更非終點，時代背後，還有個體的人、活生生的人。
切記，以時代為分界線，用代際（父輩、我們、老一代、新一代……）分析政治，極有可能滑向一種危險的言論：等他們都老了，死了，這個國家就能進步了。把轉型的希望交給時間，不僅怯懦，而且愚蠢。因為對政治而論，企圖用時間解決問題，非但解決不了問題，連時間本身都會變成問題。當我們期待老一代退位，新一代上位，使國家煥然一新，國運蒸蒸日上，最後卻發現，所謂新老交替，不過是川劇變臉，其實人還是那個人，舞台還是那個舞台，就連台下喝彩和打呵欠的聲音，都沒有什麼兩樣。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