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1月15日訊】人們對某種思潮的把握，往往需要一些標誌性事件的啟示。川普的當選揭示了一種美國社會思潮的形成和繼續推進，在此之前，川普和希拉里的競選被很多人視做美國民主衰退和惡俗化的表現，然而，即使持有最嚴謹思考態度的人，只要具備足夠的敏感，在川普當選那一刻起，便會意識到某些可能不習慣的東西背後，隱含著需要嚴肅思考的議題，而且不只是一個，是很多。
川普的競選主張無疑是分析這些議題的線索，儘管川普聲稱有些想法他不會在競選中說出，但在川普就職之前，我們大體可以看清他的思路，也可以大體明白這一社會思潮的深刻含義。然而，深刻的卻未必是玄奧的，我以為，對這一含義，最準確的理解其實就是川普那句普普通通的競選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說到美國的偉大，人們會說起五月花，說起獨立戰爭，說起制憲會議，但作為一個建立在現代工業基礎上的國家，美國的偉大是從林肯開始的。川普當選後，有人將他與里根的理想聯繫起來，比爾蓋茨說他具有肯尼迪的風範，而我想到了林肯。競選過程中，川普在林肯1863年發表署名演說的葛斯底堡說，他選擇在這個地方發表他最重要的演講，是希望凸顯他要傳遞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思想內涵是與林肯演講的思想核心一脈相承，他以常用的誇張口氣說，希拉里不是在跟我競爭，而是在與變化競爭。也許他的話是對的。川普果若能為美國帶來一場變化，這一變化將是巨大而深遠的。
川普是一個樂於表達並且善於鼓動民眾的人，無論競選過程中，還是當選後，他都在一直不停地說話，人們往往會把注意力放在他具有爭議或誇張性的某些表達上，但若以嚴肅的態度來審視川普和他說過的話，我們會發現，川普在政治上具有一種罕見的直率——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忽略了仔細傾聽他和他的支持者在說甚麼。
有人說川普的當選代表美國孤立主義傳統的回歸，這一解釋可能不夠準確，川普說：「我們的新的信條是美國主義，」但這一判斷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川普在後面還有半句話，「而不是全球主義」。有人說川普是實用主義，「一切朝錢看」，甚至在軍費分攤上也對盟友出言不遜，可是，在古巴、以色列、台灣、朝鮮問題上，他又展現出另外一種擔當和豪俠之氣。人們對川普的瞭解和評價，需要更多時間，我們只能嚐試分析他的基本思路和可能存在的缺陷。
帶有孤立主義傾向的美國主義，以及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口號背後，首先表明了一種危機感。
這種危機感可能不亞於對奧巴馬當選時金融危機的恐慌，事實上，奧巴馬在八年任期內，逐步化解了金融系統的風險，致力於推動製造業回歸，並降低了美國勞工失業率（當然，有人認為關於這一成績並沒有統計數字看上去那麼大），國際上，奧巴馬時期，緬甸開啟民主化，奧巴馬訪問了越南，這都是可圈可點的改變。但人們無法忽視這樣的事實：過多依賴金融、房產和虛擬經濟，薪酬收入占比下降，不平等感上升，「鐵繡帶」失去活力，福利開支攀昇，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有直追美國之勢，某些領域甚至超越了美國；中東問題上，奧巴馬的撤軍操之過急，在敘利亞問題上進退失據，ISIS成為一枚巨大的毒瘤；美國與俄羅斯關係大大惡化；奧巴馬頻繁與習近平會面，但對華外交卻是乏善可陳，無論朝鮮、南海還是貿易問題，中國實際上都在戲耍美國。
更重要的是，很多美國人發現，他們的失望難以有效表達和被傾聽，他們的不滿成了一種說不出口的不滿，當他們感覺美國需要思考和變革的時候，不知何時形成的「政治正確」嚴重約束著一種新話語的形成，以至於當很多人悄悄為川普投下一票的時候，他們甚至不想公開說出自己對川普的支持。我身邊的親友都是川普的支持者，我理解他們需要甚麼，但從主流媒體的預測來看，想像川普的真正當選，是一件多麼需要勇氣的事。
至少，相當數量的美國人，感到他們身為美國人的自豪感在降低，同時也切實感受到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的降低。在這一新的處境之下，美國再次產生孤立主義的傾向是十分自然而且具有合理性的，這說明美國具有敏感的反思能力。
的確，美國需要變化，需要一次變革，到現在為止，我不認為川普和他的支持者認識到了變革的全部內涵，那需要更多的討論乃至於爭論，需要破除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正確」信條和一些思維慣性，與此同時，社會不能形成撕裂，恰恰相反，這種改革需要團結。變革和改革過程往往是艱難的，但從川普當選的那一天起，我們看到這樣變革就開始蓄積能量。美國雖然讓很多人不滿，但美國仍然具有世界上最強的實力，而且為變革者提供條件，至少可以說，如果川普是那個被等待的變革者，美國的制度，美國的人民，僅僅通過選票就可以將他送上那個位置。
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需要繁榮而具有活力的經濟，川普甚至將對美國經濟的復興上升到對「危機」的拯救這樣一個高度來警醒美國人。他選擇從創造就業機會入手，聲稱要用三個詞來解決美國經濟的「危機」：「工作、工作、工作。」對他來說，這不僅抓住了經濟復興的要點，而且可能具有另一層的考慮：讓美國再次偉大並非一蹴而就，如果需要，工作機會的增長有助於他四年後延續自己的執政。
川普的改革當然不止停留在經濟領域，在醫療、教育、基建、社會保障等領域，川普如果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那麼，經濟資源仍然會被無效吞噬和浪費，這些領域的具體改革線路尚不十分清晰，其難度可能將比經濟領域的改革更大，需要的不僅是川普及其政府的努力，更需要在新的社會思潮或者川普本人所說的「運動」推動之下，全社會共同思考和討論，這也是對美國社會的考驗。
相對來說，移民問題、能源開發、行政改革、提升軍事實力，在這些領域川普都有雄心勃勃的計劃，以川普頑強的個性和其背後可能越來越廣泛的民意支持，川普應該會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他的目標，稅收方面的改革措施能否順利出台，其效果如何，則需更多時間觀察。
回到經濟領域，這個川普最為重視的議題，川普所推動的變化，讓人們充滿期待，卻也可能引起意料不到的連鎖反應，進而帶動全球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使川普的美國主義概念不得不進行更全面準確的定義。
川普的經濟政策最主要的一個原則是「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看起來似乎並不複雜，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對中國、歐盟、墨西哥來說，美國在總體上都是買家，無論通過談判還是貿易戰的方式，只要設法實現貿易平衡，理論上講，美國人購買的產品，將更多地在本土生產，按照川普的原則，實際上他尚未就職就已經開始了作為總統的工作，也開始顯示成效。然而，當川普宣稱將要對日本TOYOTA公司在墨西哥生產的汽車徵收45%關稅時（這一關稅水平據說來自於川普提名的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對中美貿易現狀的分析建議），我感覺他對「美國主義」的理解有欠深思。
我認為，由於美聯儲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類似世界央行的作用，適量的逆差並非不可接受，而且，即使消除外貿逆差也需要顧及一些非經濟因素，對不同國家應有不同對待。我注意到，按照納瓦羅先生針對中美貿易不平衡所進行的分析，中國對美順差的形成與低人權策略、環境污染，政府干預有關，是一種不公平遊戲的結果，這一問題在美國主要貿易逆差國中並不普遍存在，因此，即使川普要對墨西哥產品徵收更高關稅，似乎應該在他所主張的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中加以討論，而不是簡單套用針對中國的策略。
當他看到美國經濟的「危機」時，我理解川普和很多支持者「美國第一」的需要，但如果將美國主義等同於孤立主義，對所有貿易夥伴採取相同的排斥性做法，甚至為軍費分攤問題放棄與盟國的合作，這樣的孤立主義傾向會帶來嚴重問題，所以，美國主義概念，需要得到另外的解釋。無論是川普團隊還是川普的支持者，應該對一些思路進行重新審視。
川普當選之際，正處美元上升週期，全球貨幣本身就有進入美國的需求，這是川普可以借用的有利條件，此時如果再對所有貿易夥伴採取一視同仁的關稅手段，可能造成多地區經濟紊亂，給很多國家帶來嚴重衝擊，而這些國家中很多是美國的盟友或長期穩定的友好國家，另一方面，過快的美元回流，一刀切的關稅政策，可能會使美國經濟泡沫迅速上升，以及生活消費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不利於實業的振興，也降低低收入階層對川普改革的支持度。
經濟復興不是美國再次偉大的唯一條件，而且，今天的世界和一百年前有根本不同，當人類進入地球村時代，航天、遠程導彈技術無遠弗屆，美國已經不可能真正回到傳統孤立主義，川普的美國主義可以借鑒孤立主義的合理成分，但必須有更多的內容。我覺得，美國的這場改革，應在孤立主義與國際聯盟，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點。
美國的偉大，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領域強大綜合實力的結果，而不單單是經濟的繁榮和就業率的漂亮數字。在二戰前夕危機重重的時代，孤立主義曾被很多美國人視為置身戰爭之外的法寶，但危害和平的力量並沒有給美國這樣的機會。自此，美國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這種領導者的地位是以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的優勢為基礎的。領導者的責任帶給美國的並不只是負擔和犧牲，也在一些領域為美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便利。因為這種領導者的地位，美國成為一些國家的眾矢之的，卻也使美國有了越來越多的忠誠的盟友。事實上，今天的美國依然強大。
我們需要追問，如何才算是川普所說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又如何才能做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呢？
有必要先談一下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但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外交問題，因為按照川普的設想，減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為了創造美國國內的就業機會。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讓美國無法迴避，中國已成為美國全方位的競爭對手，但兩國雙邊貿易數額巨大，中國長期維持對美貿易順差，而且，這一順差的數字遠非墨西哥、歐盟可比。川普是一個敢於說話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有敏銳的眼光，2012年，川普發推說：「我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警告中國的威脅，沒人願意聽。」他認為自己執政可以更好地應對中國，「中國談判沒有好牌，其實我們就是在和我們自己談判。我們有太多好牌，但就是不出。」如果說美國在中東犯下一些愚蠢的錯誤，那麼，在中國問題上，美國歷來的政策更是錯得離譜。這一點，僅從美國對中國、俄國的關係對比上就可以看到，出於某種幻想和一種懶惰心理，美國對中國長期採取毫無理由的最寬鬆的待遇，川普似乎已經看清這點，他認為中國是比ISIS更嚴重的問題，在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四位總統之後，很顯然，川普是要換一種眼光看中國，並重新確立對華關係的基調了。然而，在這之前，如果川普不能清楚地為美國主義做出準確的定義，我懷疑他的成績將是有限甚至可疑的，畢竟，此前的總統們面對中國並非沒有過矛盾的心理。
美國已經明白，無論從經濟還是國家安全角度，都需要降低對華貿易逆差。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川普恐怕自己也沒信心，他早就意識到，「反正他們也不讓我們的產品進入，但是又若無其事地把他們的產品拚命往美國送，這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而展開與中國的貿易戰，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就會進入一種衝突頻發的新格局，對中國來說，對美貿易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美國的行動如果有效，很可能會帶動歐洲、日本採取類似行動。這是中國無法接受的，幾十年來，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何況中國眼下正身陷經濟衰退的泥淖。
中國問題證明美國在全球化問題上的反思是有道理的，也證明以單純軍事干預手段解決國際問題的想法是幼稚的，中國是個核武大國，只有瘋子或傻子才會主張美國對中國採取尖銳的軍事對抗，另一方面，中國又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其經濟、軍事實力發展迅猛，中國在國際問題上不像以前那樣在意美國想甚麼，價值觀問題上，則公開將西方模式稱為「邪路」，即使美國展開與中國的貿易戰並全面取勝，中國仍然是美國必須面對的嚴重問題——美國似乎已不想過多承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但美國從世界領導者的位置任何退卻，都會給中國留出擴張空間，打個可能不太恰當的比方：美國從伊拉克過早的撤兵和未能迅速干預敘利亞問題，短時間內就給了ISIS擴張的空間。美國真的願意中國為世界——首先是亞洲——制定規則嗎？巴基斯坦、朝鮮核武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所起的作用，美國政府不會沒有懷疑吧？
當今世界的很多衝突，並不是簡單的利益之爭，更深的層面上是價值觀分歧，儘管很多人不願承認這一點。即使我們假設美國可以回到孤立主義，只埋頭發展自己的經濟和軍事，那麼，一旦另外一種世界格局出現，太平洋或大西洋將不會像過去時代那樣成為美國的安全的保障。美國可以與盟友在經濟利益上討價還價，但在中國軍事實力迅速壯大的時候，放棄與長期盟友在價值觀上的共同立場和行動，可能會使經濟上的收穫變得沒有意義。美國應該設法團結傳統盟友，而不是與他們疏遠。
也就是說，美國主義的真正力量，不是孤立主義、實用主義、美國第一可以概括的，這種力量的形成，在於通過內政改革，經濟復興、減少魯莽的軍事干預、鞏固與盟友的友誼、並以積極的姿態在全球展開價值觀攻勢來實現，也需要在文化、科技、教育繼續引領世界，還有，美國需要團結社會成員的凝聚人心的力量。
這是美國之所以偉大的體現，也是美國偉大的成因。
讓我們回憶林肯面對的世界。林肯在道德層面反對奴隸制的態度眾所周知，但林肯開始並沒有廢除南方奴隸制的雄心，即使在他當選總統以後，如果南方不宣佈獨立，林肯也只會推動禁止新納入美國的西部州蓄奴，而把解決南方的蓄奴問題留給未來。美國內戰有經濟、政治、關稅等問題上的諸多誘因，但歸根結底，是觀念領域的衝突所致，到林肯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1862年年，北方發表了《解放奴隸宣言》，此後，重新統一的美國不僅克服了戰爭造成的傷痛，還迅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這是道義和價值觀的勝利，也是美國經濟的勝利，是歷史的勝利。
美國之所以成為舉世公認的偉大國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多次高舉自由的旗幟推動了歷史的進步，並分享了這種進步的巨大好處，而美國的每一次進步，也給人類帶來更多希望。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美國主義，這樣的美國主義會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支持。
根本上說，美國是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石建立的國家，從五月花公約到《獨立宣言》，從制憲會議到《葛斯底堡演講》，美國的腳步一直有理想和信仰指引，這種理想主義的特質不僅在國家層面上確保了穩固和繁榮，也在個體層面上激發了美國人的創造力和潛能。抽去了理想主義和對美國價值的信仰，美國將會在根本上失去其作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動力，甚至可以說失去了靈魂，因而也無從談到偉大。
美國面臨過不止一次危機，如內戰、二戰、冷戰、911恐怖襲擊，但我們會發現，美國人對危機的應對，往往成為內在潛能被激發的機會。為甚麼危機會帶給美國發展的動力？這與美國的理想主義和價值觀基石是密不可分的：就短期來講，民主制度並不保證最高效率，也無法避免任何社會都會逐漸滋生的富貴病和慵惰心理，危機意識是對社會的一種必要刺激，而美國的民主制度可以確保其面對危機時的團結和凝聚力，並喚起美國人對國家和自由制度的自豪感。
因此，當川普認為美國經濟處於「危機」的時候，他無需迴避任何可能妨礙經濟學復興的話題，美國也不需要迴避伊斯蘭恐怖主義、中國、伊朗專制主義的威脅，甚至美國也無需迴避朝鮮的核武恐嚇，因為這是任何誠實的人都需要面對的，因為美國從來就不怕這樣的危機。
我們知道，在林肯當政的短短幾年，他不僅維護了美國的統一，重申了美國對自由的定義，也在鐵路、宅地、通訊等領域實施有效的政策，而他在北方所做的這些，與他在南方進行的奴隸解放戰爭，是相互促進的，並不矛盾。在讓美國重新走向偉大的道路上，川普的內外政策應該有更合乎邏輯的一致性。這需要勇氣，因為會刺痛很多人，但川普似乎並不缺乏勇氣，而且，一旦他這樣做，可以有技巧地爭取更多支持者。
迄今為止，較少可以看到川普關於價值觀問題的言論，我不懷疑川普是一個美國價值的維護者，他強調移民政策改革需要促使新移民對美國價值的支持，就是一個非常正確且意義深遠的做法。川普顧問團隊或已經提名的高級官員，似乎在國際問題上有不盡相同的看法，目前還無法確知川普執政後的國際政策，只能從其本人過去的談話來分析基本思路。收縮戰略也好，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主義也好，對美國來說，既是可以理解，也是有必要的，美國需要停一停想一想，美國需要改革內政，振興經濟，但不能針對盟友搞以鄰為壑的做法，美國需要鞏固與長期盟友的關係，而不是削弱；美國在處理國際衝突問題時應有有更多智慧和手段，但在必須動用武力的時候，美國仍然需要乾脆果斷。重要的是，美國應該加強和改善世界範圍內價值觀推廣的工作，有退有進，而不是一味退縮。美國不能包辦其它國家事務，但在價值觀推廣上責無旁貸，這是美國主義的題中應有之意。較之軍事手段，價值觀的推廣見效較慢，但以總統身份去做這件事，以國家之力去做這件事，美國就會有有很多外交、法律、經濟手段，而其所需的經濟資源相對於軍事投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川普尚未就職，他的政策清單並沒有正式列出，實際決策也會在承諾基礎上做出調整，但川普具有堅韌到固執的性格，具有與民眾直接交流的熱情，痛恨官僚主義和政治腐敗，敢於在政治問題上使用平民化語言，他具有說服別人的頑強意志，他不乏政治謀略和政治上的狡詐，這是一個具有獨立思維能力和習慣的人，具有成為一個政治家而非政客的潛質，甚至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人們對政治一詞的理解。這樣的個性，恰恰是很「美國」的，也符合人們對一個改革家的個性想像。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要說的是，我希望中國經濟發展是健康而繁榮的，我不希望看到中國經濟的衰退和蕭條，但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受益者不是中國人民，而是中國政府、官員及其裙帶關係，中國特色的權貴經濟之下，為了壓低出口產品的成本，中國政府大量侵犯人權、漠視勞工權力、肆意破壞環境。中國政府通過高稅收，通過對土地資源的壟斷，通過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黨產化，通過對教育、醫療等政府責任的放棄，造成國富民窮、內需疲弱的結果，而且，中共將經濟發展的利益極大地轉化為政府轉鎮壓民間自由力量的資源，轉化為越來越先進的武器和越來越強大的軍事武裝，而這支軍事武裝甚至強烈拒絕「軍隊國有化」，只承諾忠於黨（中國共產黨），服從黨的領導。
中國政府從來不將經濟視為單純的經濟問題，貿易問題上的矛盾並不是中美關係的全部，這一點，美國政界、學界的很多有識之士早有論述，比貿易逆差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中國是美國國家安全所要面對的嚴重威脅。我長期致力於中國人權工作，六四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奧巴馬當政時期，美國政府徹底放棄了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政府的壓力，試圖換取中國在經貿、朝鮮、南海等問題上的合作，結果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從川普過去言論來看，我不認為在這一點上，短期內他會有實質改變，但我仍然支持川普對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這是因為川普對中國態度的強硬在美國民間、國會乃至政府內部可能帶來連鎖反應，為我們推動人權工作創造有利的條件。對美國來說，中國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所以，中國的人權問題，終將也會成為美國關注的重要問題，而我們會在與美國相同的價值觀旗幟下，推動中國的改變。
川普表現了他對中國的興趣和獨到的研究，這對他處理中美關係是非常有益的，但美國對中國的研究應該更為深入、全面和準確，在這裡，我引用中國著名評論家胡平先生《在世界範圍內上演的昂納克寓言》一文中的話：「六四」不但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除非我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否則我們就無法對當今混沌的世界有準確的判斷，從而也就不可能找出正確的應對之道。
我的意思是，不讀懂六四，就無法真正讀懂今天的中國。所以在這裡我要再次提及二十八年前發生在中國的這一事件。因為川普曾經的對六四的言論，說明他要讀懂中國還要下很多功夫，這對豐富他的美國主義的內涵將大有助益。
美國所經歷的歷史，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啟發和激勵了幾代中國人，美國歷史的財富是屬於全人類的。在美國歷史上，林肯是我敬仰的總統，林肯面對的問題當然不同於川普，但如果我們不恰當把「北方——南方」與「美國——中國」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的話，他們的處境頗為相似，也許是值得川普深思的。19世紀初，黑人奴隸問題在美國本已呈現式微趨勢，但南方棉花種植業的繁榮開啟了美國國內販奴的又一波熱潮，形成了國內販奴的「第二條中間道路」，前後約三十年時間，南方利用調動資源的低人權成本（奴隸制）和北方提供的自由市場，獲得棉花貿易的巨大財富，使南方奴隸主產生了對奴隸制的「制度自信」；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六四事件導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幾乎全世界都樂觀地以為歷史將要「終結」，但同樣是三十年左右的時間，中共利用低人權、低環保成本以及西方提供的自由市場迅速成長，不僅擺脫了六四後人們對其政權是否還能穩定的疑問，反而產生了「四個自信」，開始藉助其越來越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開始挑戰所謂的「美國霸權」。
200年前，內部的低人權和外部的自由市場造就了美國南方奴隸主的強大和自信，同樣的，進30年來，內部的低人權和外部的自由市場造就了中共專制政權的強大和自信。
中國問題只是川普就任後需要面對的眾多問題之一，而且他的主要計劃也許只是在貿易領域終止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優勢，然而，就美國所處的外部環境來說，中國的挑戰是一個象徵，這與他如何定義美國主義是密切相關的。林肯時期的美國，南北雙方在經濟上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從歷史的角度講，蓄奴和廢奴的觀念衝突終究是要爆發的，即便南方不選擇獨立，林肯也會以限制、「圍堵」的方式挑戰南方奴隸制度。那麼，當川普處理中國這種獨裁國家問題時，他似乎想到只是「向南方關閉自由市場」的策略，他有能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像偉大的林肯那樣舉起自由的旗幟致力於清除阻礙文明和進步的阻力嗎？
也許，輿論對川普的某些猜測，並不是川普真正的方向，我寧願他是在考慮重新佈局，將分散的力量集中在某些關鍵部位，去解決最緊迫和重要的問題。
現在這個時候，對川普的支持和批評，都無法準確對應他上台後的執政措施，而且深受一些娛樂八卦式傳聞的影響。但川普向人們展現了敢於在批評乃至嘲諷聲浪中一往無前的性格，對一個改革者來說，這種性格有獨特價值，前提是他對美國主義的理解是正確的。到目前為止，我們並不瞭解作為政治家的川普，他將面對的困難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大，在推動川普的當選社會思潮或者說「運動」中，有數以億計的渴望改革的美國人，而那些懷疑他的人，也未必是反對他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理念，知是對改革手段的理解存在分歧，對這場將要到來的變革，每個人的理解和思考也只是開始，希望與變數共存，風險與機會並存。但無論如何，川普將要進行的變革還是值得期待的，因為美國需要改變，世界需要改變。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