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2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江禹嬋台灣台北報導）共產主義滲透全世界，國際開始警醒、關注。中共也不斷介入台灣選舉，使各政黨陷入恐共、反中、統獨這些情感與認同矛盾，導致政治對立程度不斷升高，讓台灣內部產生紛亂，進而影響政府決策、媒體輿論。
學者分析，台灣各政黨應對中共的盲點，在於很多問題早已超越藍綠，甚至已非談論重點，但是政治上、媒體上都刻意被操弄成藍綠爭議，這就是世代鴻溝所造成的思想斷層，而讓中共有從中攪局的空間。
目前台灣政黨在兩岸問題上，各有困境，例如：國民黨在兩岸政策提不出新說法；民進黨讓兩岸處於冷合，又因兩岸交流密切，覺得似乎必須要跟中共接觸，而開始搖擺；原本僅剩新黨還可對得上話，但又因周泓旭共諜案、王炳忠事件，也陷入了僵局。
台灣選民因為洪仲丘事件，引發白衫軍運動，一直到太陽花學運，這些完全不是由政黨主導，而是民間團體自發形成，促成整個公民社會崛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李酉潭說，台灣民主化最大的問題是「政黨輪替症候群」，很多人對正常的政黨輪替不適應，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從1996年台灣確立為民主國家，到2016年整整20年，由下而上的民意以及公民社會早已成熟。生活在黨國體制過渡到民主階段的政治人物、民眾，沒有發覺到這種由下而上的公民社會的改變，他們在這過程中所產生的不服氣，就給了中共操作的空間，這是台灣在整體思考上出現的最大問題，進而引發各種社會對立。
閱聽者不能偏聽
在媒體普遍染紅，其中更有挾帶極端意識形態，讓被中共收買的政客散播更多不實言論的情況下，面對重大爭議時，媒體無法提供真相，閱聽者該如何應對？
台灣對中國各領域的情蒐併購，其實是「後知後覺」，包含部分政黨、媒體也是如此。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陳建甫分析，台灣是政黨競爭屬於淺碟文化，每兩年就開始預備下一次選舉，甚至為了選舉「殺紅了眼」。中共政權在台灣選舉期間特別忙碌，無論是對其友好的民間團體、媒體、政治人物，就可利用選舉期間從中操作，進而接觸。
早期閱聽者對媒體較為信任，但現在媒體多樣性，在政治光譜上偏紅、偏綠，又或是中立，也都早已清楚表態，大家早已了然於胸。
他坦言，現在媒體很悲哀，只能不斷對其堅持的觀點加以催眠，頂多只能達到凝聚內部向心力的作用，簡言之，就是吸引同溫層的閱聽眾取暖，而無法將論點擴散出去，也無法說服另一派閱聽眾支持其特定論點，造成形勢上的誤判。
陳建甫建議，一般閱聽大眾必須學習各種訊息都接收，不能「偏聽、偏看」，才能對媒體訊息有完整的掌握，若是只聽、只看自己想知道的部分，就陷入部分媒體自我催眠的狀態中，對台灣公民社會也是種傷害。雖然大部分選民也都警覺這點，但統、獨極端人士雖不多，卻也有其基本盤。
中共不等於中國 教科書須釐清
針對中華文化部分，在做研究或教書時談到認識中國，都會先研究「中國是什麼？」陳建甫強調，中國並非現在大家所認知的中共政權，中華文化不能被1949年建立的中共政權所概括。「若是想到中華文化就聯想到中國共產黨，這是不對的。」
「中國必須與中國共產黨分開來看」，雖然歷經文化大革命，陳建甫說，中共現在就是利用這點誤解，依然塑造自己是中華文化的正統。
中國過去有許多唐宋元明等各朝代，都只是在當時的時間點，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獲得統治權力。同理，中共政權也只是在這時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他強調，這是未來在歷史教科書上，不斷要去強調與釐清的重點。中國是地域上的名稱，這個某個時代在這個治權裡，掌握權力如此而已。
中國共產黨把其《憲法》明列，中國共產黨是唯一執政政黨，陳建甫說，不過歷史會演變，有一天終將被另一個政權所取而代之，在歷史洪流中，我們都只是生活在其中的一小時間點。
中國真實報導 比兩岸爭議更重要
面對中國崛起，他認為，媒體的社會責任，是必須如實把中國問題正確清楚說明，讓大家討論。例如經濟衰退、人口失衡，一胎化、高齡化，負債赤字，貪腐等，還有太多人活在貧窮線以下，大家只看到上海、深圳、廣州這大城市，卻沒看見陝西、甘肅等地區，還是絕對貧窮。
在研究中國時，不能只看到好的一面。他說，並非是唱衰中國，還有許多內部問題，媒體都需要併呈，否則閱聽者比較容易失去正確判斷，面對中國崛起以及內部弊病等，才能有比較深刻全面性的思考。媒體也必須忠實呈現中國現在內部真實問題，這些問題比兩岸關係更為重要。
陳建甫說，《大紀元時報》所報導的中國議題，其實跟目前台灣主流媒體很不一樣，自己都有在看固定閱讀；他觀察，《大紀元》有許多第一手資料，他也會搭配其他媒體的報導來對比，例如低端人口也是《大紀元》最早報導揭露。
不過對中國有想法的民眾，可能就不想看也不想聽，有些帶有想法的人會質疑「說得跟真的一樣！」反而就讓這些好新聞，挖掘到真正獲得內幕、真實報導的新聞被忽略，或因內心抵觸而將媒體貼上標籤。
他建議，這是閱聽人要不斷去調整的地方，對特殊重大兩岸關係議題，必須要冷靜多方涉獵資訊，仔細判斷思考才是上策。◇
責任編輯：于凝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