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5月01日訊】
4：有重要利用價值而被中共採取懷柔政策
在國學大師中，還有一種情況，因為其人對中共有重要利用價值，而被中共採取懷柔政策的，其代表人物，就是陳寅恪。
陳寅恪不僅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最為著名的國學大師，也是當時中國在世界上聞名遐邇的幾個的學者之一。
陳寅恪通曉二十幾種文字，能夠用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文字撰寫論文；而且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36歲時他即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還邀請其赴英作特別講座。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這在當時是一種相當高的榮譽。史學家傅斯年曾如此評價道：「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中共占領大陸後，沒有去成英國的陳寅恪受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博士之邀，任該校教授。此時的他業已雙目失明。1952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他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並在此度過了他的最後二十年。
1953年10月，在毛澤東的提議下，歷史研究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增設三個研究所：遠古史研究所所長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委任狀下達後，郭沫若與范文瀾均馬上赴任，惟有陳寅恪不為所動。當時，不時有北京來客到廣州說服陳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歷史學系副教授汪籛。當時汪籛懷揣著兩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寫的，一封是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
已被中共思想改造過來的汪籛勸說自己的恩師接受委任，但陳寅恪卻表示，不再認同汪籛為自己的學生。他告訴汪籛：「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對於兩位「大人物」的書信，陳先生請夫人唐篔執筆回復，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此後，陳寅恪雖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南第一書記陶鑄的關照下，在中山大學度過了一段還算平靜的生活。但是當1966年大鳴大放開始時，中山大學的造反派們將矛頭對準了這位早已雙目失明的老人。
陳寅恪幾次被抄家，和妻子屢屢遭毆打，陳家中甚至身體上都貼滿大字報，紅衛兵故意把幾隻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後，以至使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他，一聽見喇叭聲就嚇得尿褲子，造反派卻還不甘心，進而將高音喇叭乾脆綁到其床頭。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溘然長逝，終年80歲。應了其「共產之鬼」的預言。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陳寅恪妻子唐篔亦撒手人寰，追隨丈夫而去。
5：被中共逼迫 無奈放棄自我
還有一些國學大師，在中共的逼迫和淫威下，無奈之下放棄自我的，其代表人物是馮友蘭。
馮友蘭（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1920年1月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師從杜威。1923年夏論文答辯通過。次年博士論文出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49年之前，馮友蘭曾兩次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高層往來密切。1942年起數次前往重慶為國民黨幹部授課。1943年以西南聯大黨部名義，致函蔣介石望其「收拾人心」，蔣閱信「為之動容淚下」。1945年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但隨著國共內戰中國民黨的失敗，馮友蘭也迅速轉向，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10月5日馮友蘭即致信毛澤東自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
面對馮友蘭的「低眉順眼的認錯態度」，毛澤東毫不留面，除了在回信認定了馮「過去犯過錯誤」，並告誡其「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這已然是近乎直白的警告了。此後，馮多次檢討自己歷史問題，在國內外數次公開表示自己的新理學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敵」，是「反人民」，是「要人一心一意擁護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和國民黨政權」，「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並「對40年代所寫的幾本書懺悔」。並經常做出配合政治形勢的舉動，如「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而相繼寫出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1955年參加批判胡適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動；1962年第三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後向毛澤東獻詩「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眾芳」。
但他的「反省」與「獻媚」並沒有為他的命運帶來轉機。1966年「文革」開始，馮被抄家關入「牛棚」，直至1968年方才脫離。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馮友蘭出任四人幫掌握的「梁效」寫作班子顧問，「從舊營壘裡衝殺出來，給了孔丘一個回馬槍」，相繼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等文章，均得《光明日報》全文轉載。後又著《論孔丘》一書，為江青集團效力。
這些書文中，馮稱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為大地主大資產家，特別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服務的」，1949年以後則是「為劉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認為自己能參加批孔運動是一種「更大的幸福」，馮積極向江青靠攏，然1976年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遭徹底清算，馮也遭長時間關押審查。1990年11月26日，馮友蘭死於北京，96歲。（待續）
責任編輯：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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