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他曾經是中共軍人和中共黨員，因刻制《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光盤傳給友人，就被判刑三年，只因光盤裡附有《九評共產黨》、《江澤民其人》的電子書。刑滿回家後，妻子竟要與他離婚，到底發生了什麼？此文是作者本人的親身經歷。
妻子變成了另一個人
2012 年 9 月 9 日，在服刑三年滿期後，我被韶關北江監獄的獄警「護送」回老家株洲。我已經整整三年沒看見年幼的兒子。
進到家門，拜過白髮蒼蒼的母親，我就懷著激動的心情，立即撥通了遠在深圳的妻子的電話。我告訴她我已經回家，萬萬沒想到，妻子回應我的，不是問候和關懷，而是冷冰冰的一句話：「我要離婚！」
真是晴天霹靂！仿佛剛從地獄歷經九死一生爬回人間，剛一露面又被當頭一棒。為什麼？是真要離婚嗎？就算是真要離婚，晚幾天再提出不可以嗎？為什麼在我剛剛從地獄重回人間的第一天，就用這樣的大棒給我迎頭一擊？這得懷多大的仇恨才做得出來啊！我妻子不是這樣的人呀，三年前，我的家庭非常和睦，為什麼會樣？到底發生了什麼？是什麼樣的遭遇將妻子變成另一個人？我百思不得其解！
月底，我終於見到了久別的妻兒。兒子並不知道我這三年的「故事」，我被捕時，他只有 2歲多，現在 5 歲多了，會表達感情了，見到爸爸就高興得不得了；岳父母和眾親戚也是一如平常，回來團聚就好。但是妻子的態度得到了當面印證，她是真要離婚，並且很堅決。
我問她為何要離婚，她給了我兩點回答：一，性格不和；二，理想不同。 這真讓我哭笑不得。性格不和，可以說是全世界離婚夫妻的標準答案，世界上不可能有性格完全相同的兩個人，更別說男女；更讓我想不明白的是，一個從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時事、我買回家的書基本不讀的良家婦女，什麼時候開始有了理想？三年前，她只是照顧小孩、料理家務，我負責賺錢養家，我們在家並不討論政治、信仰、歷史等宏大話題，那時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具體而宏偉的理想！
在我失去自由三年後，一不懂政治、不二不關心時事的妻子，突然就有了理想，還認為與我的理想不同，並且為維護自己的理想，竟然不惜要與我離婚！這真是太搞笑了。
當我試圖摸清她思想轉變的緣由、問她這三年是如何生活的時候，她以一句「沒什麼好說的」，將談話的大門一下關死了。
出獄後，母親和弟弟已經和我講述了很多，深圳、北京、西安、廣州、香港和德國等地的朋友，如何出錢出力幫助我的家人，甚至為了營救我，冒險與深圳國保「鬥智鬥勇」。母親一再叮囑我，要我好好謝謝這些仗義而無畏的朋友們，讓我一定代她好好謝謝他們，我母親是非常純樸而善良的。
於是我問妻子，這三年，我深圳的那些朋友是如何關照和幫助你們母子的？妻子的回答徹底讓我驚呆，她說：「你以為你那些朋友是些什麼人？！」我震驚得久久不知如何言語。如此標準的國保腔調與語言，如果非我親耳聽見，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相信竟是我妻子所說，印象中，她非常賢惠，為什麼她會變得讓我完全不認識？甚至走到了我非常鄙視的「陣營」，這是怎麼回事？！
為了搞清妻子為什麼有如此大轉變，後來我到深圳、北京找朋友，一一尋訪。
迫害手段有淵源
在北京，我碰巧見到了持不同政見者陳子明王之虹夫妻。才知道，早在八九之後，陳子明夫妻雙雙被捕入獄，當局就曾以寬釋王之虹大姐、恢復她被捕前優越的工作崗位及各項福利待遇為條件，引誘她與先生陳子明離婚、劃清界線；還威脅恐嚇她，如果不接受，就會與陳子明一併嚴懲。王之虹大姐一口回絕了。
被引誘與親人劃清界線，對王之虹大姐已經不是第一次經歷了。早在「文革」時期，王之虹大姐還是學生時，迫害她父母的當權派，就試圖誘騙她與父母劃清界線；沒想到，類似的把戲又被中共重新搬出來。經歷過「文革」的王之虹大姐，堅決不上當，寧可坐牢也不背叛愛情和信念，從始至終與先生共赴危難。
早在上世紀30年代的蘇聯，也大面積發生過類似事件。斯大林開展「大肅反」時，李立三被捕入獄，當時蘇聯共青團組織做工作，毫不掩飾地要求李立三的俄羅斯妻子與他離婚，並劃清界線。
在全球共產主義浪潮的上升階段，它們理直氣壯，將搗毀「階級敵人」家庭和親情倫理，看成是共產主義崇高事業的一部分，所以在幹這些事的時候，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公然造勢宣傳。共產主義實驗在全球衰退，蘇東社會主義陣營一夜垮塌後，這種列寧主義特有的邪惡本質並無改變。現在，對異見人士的整肅雖沒有大張旗鼓，只是他們破壞異見人士的家庭時變得「低調」了，只做不宣傳，將影響的範圍儘量控制在當事人之間。
打擊異見人士，破壞其家庭和親情、倫理的行為，如今變得愈來愈不被輿論接受認同，刑罰不禍及家屬，已成為社會共識。但不徹底清算共產主義思想的毒素，這種卑劣的陰招就不會被清除。只是它們的手法，變得更「精緻」、更「高明」、更「人性」、更「殺人不見血」。
讓家屬成為迫害自己親人的工具
深圳警察王登朝的案子曾受到輿論的高度關注，當時唐吉田、伍雷、李靜林等數位全國知名維權律師雲集深圳，準備為王登朝案子辯護作開庭前的準備。因李靜林律師曾是我的辯護人，所以我有幸認識了王登朝的妻子。
通過和王登朝妻子交談，才知此次開庭已經是上訴後的二審，一審在外界幾乎聽不見聲音的情況下，王登朝被判14 年半。一審的判決結果，與辦案人員有意無意給王登朝家屬的明示和暗示差異巨大，這讓家屬如夢方醒，大呼上當，促使王家屬開始通過互聯網向社會呼救、曝光王登朝案的細節。通過和王登朝太太的進一步談話，我對祕密警察如何處理政治案件的一些手法越來越清晰了。
王登朝被當局安上「利用職務便利進行貪污」的罪名抓捕後，祕密警察找到了尚在廣州打工的王登朝妻子。按常理，警察找她應查問與王登朝案子有關的事情。但王登朝太太在廣州打工，與王登朝的工作毫無瓜葛，這點祕密警察並非不知道。明知道她與案子沒有任何瓜葛，他們為什麼還要費人費時費錢費力找她問話？他們到底想從她這裡了解什麼？
答案在王登朝太太的回憶中慢慢顯露出來。祕密警察幾乎不問與王登朝案子有關的問題，而是以閒話聊天的輕鬆方式，從他們夫妻相識、戀愛、結婚、起居、性格、爭吵、鬥嘴、日常開銷、誰當家、如何看待對方、同床睡還是分床睡、為何要分兩地工作等各種生活小事和家庭隱私方面，進行打探和了解。絕大多數善良純樸的市民，面對警察的問話肯定會有問必答。
祕密警察為什麼問這些純屬個人隱私及家庭私生活的事情呢？他們的這些問話是經過專業訓練的，其目的就是要找到當事人家庭和夫妻之間感情或生活上的不足和裂縫，然後根據案情的進展和外界的壓力變化，只要需要，就會乘機將當事人夫妻之間的小問題進行放大，刺激當事人妻子的情緒，讓其妻產生對被關押當事人的抱怨和恨意。
在這個世界上，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問題，每對夫妻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對彼此的不滿。如果面對祕密警察時不知如何應對，當事人的妻子或家屬就很容易被它們利用，變成打擊和迫害自己親人的工具，最後使自己的家庭解散和破裂。
從薄熙來的案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共如何不擇手段地對付整肅對象，即使是它的自己人。為求自保，薄熙來在全世界面前，被逼公開承認自己妻子與部下通姦，去反擊妻子。這個曾經叱咤風雲的中共政治明星，走到如此尊嚴、臉面盡失的程度！
在很多時候，祕密警察甚至還會在家屬前誇讚被抓捕的當事人。他們知道，當事人大多是家裡的頂梁柱，通常是家人的驕傲，是家裡最有頭腦和見識的人。本來被抓捕後所安的罪名，都是一些家屬聞所未聞、甚至完全聽不明白的罪名，如果祕密警察一上門就將當事人說成壞人，非常不利於家屬的配合。
先將當事人適當誇讚一番，就極易獲得家屬的好感，當然，更多的時候是恐嚇、欺騙、安撫、忽悠一起用。有時他們也搞小恩小惠，上門的時候買些小禮物，有孩子的還可能會買些玩具，有老人的會買些補品，並在言語中，有意無意顯得他們也是無可奈何，只是公務在身不得不為之。他們會暗示當事人的事也不是什麼大事，讓家屬覺得，只要聽他們的，就完全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萬別再接觸當事人的朋友。他們說那些人都不是好人，其中誰誰誰坐過牢，誰誰誰離婚了，誰誰誰家裡人被槍斃過，所以對政府懷恨在心。
總之，他們讓家屬產生一種錯覺，認為被關起來的親人是被人利用的，是交錯了朋友，是鬼迷心竅，是因為接觸了不三不四的人才被警察抓起來了。而這些上門的警察，才是真正幫助自己，所以要配合警察，不要接觸他們說的「壞人」，以後還要幫著警察做當事人的思想工作。
祕密警察還會視家屬的不同情況，明裡暗裡引導家屬，讓他們覺得自己的老公是個對家庭不負責任的人，今天家庭面臨的所有壓力和變故，都是他不負責任的行為造成的。如果執迷不悟，一條道走到黑，還會給家庭和小孩的未來造成巨大損害，如，政治犯的小孩不能考公務員啦，有些學科要政審啦，就業會受到歧視啦等等，反正是連哄帶騙。
總之，祕密警察的目的，就是要將被他們抓捕對象的家屬孤立起來，讓他們發自內心去排斥接觸被捕者的朋友和眾多外媒，讓那些想援救的朋友找不到著力的支點，從而化解或降低他們對當事人進行的各種迫害時，可能面對的巨大輿論壓力。祕密警察最樂意達成的工作目標，就是能讓異見人士的家屬成為異見人士的頭號反對者，甚至能變成監視者、告密者、舉報者，就更讓他們開心和省事了。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異見人士的自信心和行動力會受到致命的打擊。因為他們不大可能用對付祕密警察的態度，去對付來自親人的反對和攻擊。祕密警察也會乘機挖苦諷刺異見人士，「連家裡人都反你，還四處搞三搞四，你不就是在搗亂嗎？」甚至刻意當著家屬的面，批評你「太不對家庭負責了！」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異見人士要麼妻離子散，要麼是從此消聲滅跡。
其實，因為祕密警察的有意破壞而導致解體的家庭，給當事雙方和孩子留下的精神傷害是非常嚴重的。特別是對當事人人性、對小孩的心理，都會造成終身不愈的破壞與傷害。
我發現，因為被祕密警察在心中埋下仇怨的種子而與丈夫離婚的妻子，往往會在孩子的幼小心靈中，培育其對父親的敵意，想方設法切斷孩子與父親本就艱難的聯繫。這樣一來，孩子的心靈從小就受到嚴重扭曲。因為父母的分裂和敵對，孩子既無法選擇，又無法逃避。
勇敢的家屬終會贏得世人尊重
但也有一些妻子，能識破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當丈夫被抓捕失去自由時，雖然她們並不參與丈夫的維權活動，但她們理解丈夫的信仰，認定丈夫不是壞人，認定丈夫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在丈夫失去自由時，她們毅然擔負起全家的責任，儘可能配合丈夫的朋友，開展各種營救活動，視丈夫的朋友為朋友，視丈夫的敵人為敵人，對祕密警察的騷擾給予當頭棒喝。也許，她們平常不一定會太關心丈夫從事的事業，有時還或多或少有抱怨，但在丈夫落難身陷大獄時，會將分歧放一邊，選擇百分之百與丈夫站一起，全面肯定丈夫的信念，做好丈夫的代言人。
絕不相信來家裡的祕密警察，更不配合他們任何事情，這樣勇敢的家屬現在越來越多了，如郭飛雄的妻子張青、譚作人的妻子王慶華、唐荊陵的妻子汪豔芳等等。她們夫唱婦隨，與丈夫同呼吸共命運，既維護了她們的家庭，沒有讓孩子成為單親的孩子，又贏得了世人的讚譽與尊重。我相信，她們和她們的丈夫一道，終將無愧於人生，無愧於子孫後代，無愧於社會，無愧於國家。她們終將迎來屬於她們的自由、幸福和驕傲。
作者簡介：
任銘，深圳民主人士，曾經是中共軍人和中共黨員，2009年，刻制反映抗日題材的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光盤傳給朋友，因光盤裡附有法輪功的《九評》、《江澤民其人》等電子書，被人告發，後被深圳福田區法院判刑三年。
責任編輯：蘇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