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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7日訊】据美國之音記者風木報道，中國恐怕是全世界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從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到林彪的”政治第一，思想第一，人的工作第一”，從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原則”到江澤民的”講政治”活動，中國人在一個連一個的政治旋渦中滾打，養成了對”黑箱政治”的特殊興趣与敏感，習慣從報紙的字里行間和國家領導人排名次序的變化猜度政治气候的變化。
中共每次舉行重要會議自然成為”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在這次中共十六大舉行之前，官方媒體和過去一樣對十六大進行炒作，說什么”全國人民盼望十六大召開”，”紛紛為十六大作貢獻”。但在記者采訪大陸老百姓的時候發現，除了干部和一些學者對十六大比較關心之外，一般老百姓對這個”頭等大事”卻顯得興趣缺缺。
王先生：”政治嗎談得不是很多，能夠經濟好一點，自己嗎錢能夠多賺一點，這是我們老百姓的想法”。
徐女士：”老百姓對政治基本沒有大的興趣，偶而談一下，關心的是他們的經濟，個人的利益。”
王 女士：”十六大，還是這些机關干部關心一些，老百姓只要生活好就可以了。”
陳先生：”党的十六大召開，還不是老江在那個地方，七、八十歲了，還在那個地方占個位子。光讓下面的工人，年輕輕就下崗。改革是針對老百姓的。”
老百姓對党代會的興趣會什么出現這樣大的變化？這恐怕跟中共建國以來50多年間政治經濟政策的演變有密切的關系。中國大陸旅美學者，著名的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家何清漣認為，中共建國后的經濟政策大致經過了四個階段：1949年到1953年這是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是容忍多种所有制并存。在農村，是土地從地主分到農民手里，讓他們耕者有其田。用這個東西來穩定民心。
何清漣指出，在城市，由于缺乏經濟管理能力，所以也允許資本家和小業主存在。但在53年以后到62年，中國城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村開始了從互助組，進入初級社到高級社的過程，是第二個階段。從這個階段開始，中共逐步消滅私有制，消滅了個人的生存空間，也給后來中國發生的各种政治經濟災難奠定了基礎。第三個階段是從1962年到1966年。首先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災害之后，中國經濟經過三年恢复，剛剛開始好轉，毛澤東就開始了持續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國民經濟濱臨崩潰的邊緣。文革結束后，中國才開始改革開放，進入第四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個體經濟開始出現，市場經濟逐步形成，民眾的生活從政治獨尊的一維空間，擴大到經濟文化的多維空間。他們對政治的興趣也隨之明顯減弱。
何清漣女士對中共50年經濟政策演變過程做了這樣的一個概括：”從毛澤東的化私為公的革命，借助暴力革命化私為公，再到目前借助權力化公為私，正好是走了一個輪回。這場革命的意義現在也看得非常清楚了，借助暴力，用千百万的人口，把少數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然后在權力中心的人，經過几十年的演變，最后到了改革開放期間，利用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從無產者變成有產者。” 經過這個輪回，中共失去了几乎所有它之所以成為中共的全部理論根据，消滅私有制為全面私有化取代，計划經濟為市場經濟取代，連馬克思主義、四項基本原則也沒有几個人還真的相信了。
有不少學者認為，在經濟改革方面，江澤民時代只是鄧小平時代的延續，沒有什么特點。何清漣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說江澤民時代有什么特點的話，那就是共產党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結成了聯盟，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官商勾結。”
何清漣指出，三個代表理論標志著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依附于它們的知識精英的結盟。這個結盟對國家的公共政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鄧小平時代鼓勵少數人富起來，但還沒有上升到理論，公開讓社會的強勢集團通過擠壓平民，形成新的利益格局。但江澤民做到了。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把江澤民的執政特點概括為威權主義，即經濟放開，政治收緊的政策：”我覺得這些年來，江澤民還是一种威權主義政治的做法，但是在國內經濟政策上呢，由于朱熔基做總理，還是做了不少事情，但由于只進行經濟改革，不進行政治改革，貧富懸殊，腐敗等問題始終是經濟發展的大隱患。”
陳一咨提到的貪污腐敗和貧富懸殊的問題在江澤民時代急劇擴大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在強勢集團的擠壓之下生活倍加艱難。甘肅听眾陳女士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候發出了這樣的呼喚：”40多歲，30多歲，就讓你退休，強行退休或者買斷。經常在省政府或市政府鬧事的工人很多。強烈要求見省長等，‘我們要生存，我們要活命，我們孩子要上學。”
浙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者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的時候表示，下崗的工人要謀生存，在崗的工人壓力增加，個體業者要面對激烈的競爭，怎么會有興趣去關心党代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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