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之真諦——記哈佛“儒家人文精神和當今世界”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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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3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林之昊報導/2月28日上星期四﹐ 在哈佛大學的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所(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舉辦了為期一天半的以“儒家人文精神和當今世界”為題的學術研討會。這次研討會是由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共同主辦﹐ 並由哈佛大學其他三所東方研究中心協助舉辦的。 第一天是論壇﹐ 第二天是自由討論。 本次論壇的演講人都是受邀請來自中國大陸的儒學研究教授﹐ 而評論員則是美國東部地區的漢學專家。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致了開幕詞。他特別提到﹐這次論壇本應去年秋天就舉辦的﹐但因為9‧11事件被拖到至今﹐9‧11事件也使這次論壇有了更深遠的意義。

  首先﹐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汝信教授作了題目是“儒學思想在當今中國的影響”的演講。 他認為儒家學說做為一個整體來看﹐ 已不能跟上現代化的進程。 儒家的主導思想不能給法制民主﹑科學進步和經濟發展提供機會﹐ 也不能給人民生活整體提高提供條件。 但我們不能因為儒學不能成為現代化中國的指導思想而全面否定它﹑拒絕它。儒家思想在中國產生發展已有二千多年了﹐ 它已被中國人民吸收﹐ 扎根於中國人的傳統特性中。就像其他偉大的思想學說﹐ 儒學也有它積極的﹑正面的﹐ 對現代社會仍有作用的部份。 首先﹐ 儒學人文主義中的尊重人﹐“與人為善”的部份對現在仍有很好的意義。第二﹐ 儒學倡導人的自我個性的培養。 它教人守德﹑自尊﹑堅韌及公正。 第三﹐ 儒家思想中“仁”是主要的。 它是儒家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重點。“仁” 可以由個人之間延伸到國與人之間﹐ 國與國之間。 孔子說﹐“求同存異”。也就是說﹐ 即使有不同觀點﹐ 也應該用寬容忍讓來避免戰爭。第四﹐儒家很講究人與自然的和諧。 它認為人必須不斷調整自己與自然的關係﹐ 從而能在其中找到合適的位置﹐並得以生存。

  汝信教授的評論員之一﹐ 波士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墨爾‧格德門(Merle Goldman)女士對他的論文提出了不同觀點。 她不贊同“儒家思想在整體上不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這一觀點。格德門教授認為﹐ 儒學的一個最根本的精神就是重視教育。 儘管孔子認為人是有貴賤之分的﹐ 但通過教育可使人升華﹐而且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力。這種平等受教育的思想是有利於推動中國民主的﹐ 而且儒學中的求學精神也是有利於當今科學發展的。 汝信教授對此也作了很中肯的回答。 他認為儒學的很多理論發展到了後期確實已成為僵化了的教條的東西了。 這對中國的科學與民主的發展起了消極的作用。其實﹐後期僵化了的儒學並不能代表孔夫子最初的倫理了。 儒學發展到後期的極端教條﹐ 也是孔子所未料到的。

  接下來﹐ 中央民族大學的牟鐘鑒教授作了“孔子的多元文化觀及其現代意義”為題的演講。這篇論文側重講了儒家學說中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觀。 孔子認為﹐ 只有不同的東西合在一起﹐ 在相互作用下才能產生新生事物。 這裡的“和”是“和諧”的意思。它是儒家學說中對多元文化的寬容精神。 然而“和而不同”的基礎在於“仁者愛人”。 一切寬容的可能是在“善”的基礎上產生的。孔子說﹐“道並行而不悖。” 萬物可以並行﹐但要善行。 不同事物既不可屈居﹐也不可對抗。 中國的文化本來就有着和諧的傳統。 中國吸收佛家思想就是歷史上吸收異家思想最成功的例子。 有了儒家的“和而不同”的寬容精神﹐ 中國才有了道教﹐ 接受了佛教。 這種“只要是真理﹐哪怕是從異邦來的﹐ 也能接受”的精神確實值得今天人類社會的借鑒。 孔子的“殊途同歸”的理論也證明了儒學中含有的這種博大的精神。 這裡的“同歸”不是指都成了同一個東西﹐ 它指的是一個大同世界﹐ 一個和諧的多元文化的永恆的境界﹐是一個可望但還未達到的目標。

  在場的聽眾向牟教授提出﹐ 這個“和而不同”的“和”會不會發展成“和稀泥”的“和”。 牟教授回答說﹐ “和”不是沒有批判性的“和”﹐“儒﹑釋﹑道”三教在發展過程中一直有着衝突。 但衝突的方式一直是文明的﹐ 非暴力的﹐ 對話型的衝突。 所謂的“君子動口不動手”。牟教授指出﹐ 世界上民族與宗教的衝突在二十一世紀變得更為激烈。 冷戰結束後﹐ 許多人對世界充滿希望﹐ 大家認為世界從此可以大同和平了。 但現在看來情況比以前更為複雜。所以他在這個時候提出“孔子多元化精神”這個題目。 儒家的精神是熱愛和平的。 如果各國能以儒家的這一思想來制定對內對外政策﹐ 國與人之間﹐ 國與國之間能在不同中求得共存﹐ 那世界也將會更和平。

  接下來又有多位中國教授作了論文演講。 他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外人文思想研究中心的金惠敏教授﹔上海師範大學的嚴耀中教授﹔復旦大學的葛建雄(音譯)教授及清華大學的葛兆光教授。

  在場的上百位聽眾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問題專家﹐ 也有中國問題的興趣愛好人士。他們提出的問題也十分的尖銳。 其中包括“學者們應該如何用儒家思想去影響中國政府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學者們如何看待中國政府違背儒家的‘和而不同’精神﹐對西藏佛教徒及法輪功人士進行鎮壓的事實”﹔以及“我們如何不再對儒家思想像現在那樣進行批判地﹑分解式地研究﹐ 如何改變一下‘對現代社會有利就是好的﹐ 對現代社會無利就是壞的’這種觀點﹐ 從而對儒學有一個更超越時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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