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5月5日訊】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國目前陷入了兩難處境：在現有的軟政權化狀態下開出更多的改革處方，有如在難以愈合的傷口上繼續撒鹽，90年代以來出台的“改革”措施反复證明，這些政策最終往往成為貪污腐敗的官員們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難重重；如果不繼續“改革”，只是用“三個代表”与“七一講話”之類的說詞從意識形態上為現存的社會利益格局“正名”并營造合法性，那么社會將繼續為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因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邊緣化階層，而這些邊緣化階層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种种鋌而走險的形式為這個社會的上中層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識之士早就看清了一點：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筆者近年來所到之處，尤其是在海外，總遇到不同的人問同一個問題：党內高層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時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撓？仿佛“保守派”是裝“改革”錯失的“垃圾桶”。筆者以為，從近年情況看，党內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實只是大家幻想出來的一种對立。可能在某一具體政策上，總書記与總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總理与副總理的看法也有差別；但在面對下層騷亂時采取專制手段維護社會安定，在面對少數有識之士對社會的深刻批評時采用鉗制輿論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層其實無所謂“保守”与“改革”之分。
90年代以來的改革史證明：所謂“保守派”代表左的勢力，“改革派”代表前進的方向，其實只是個政治幻覺而已。就維護極權政治這一點而言，所謂的“保守勢力”与“改革勢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總是以防止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為借口，要求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以便由他們來堅持“正确的”方向。他們怀念毛時代的專制与思想禁錮，并宣稱這种怀念代表著廣大人民的獨立思考。而“改革派”則總是以發展經濟為由，拒不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熱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瓜分社會資源，而這种瓜分永遠是有利于改革派歸屬于其中的利益集團。大量附屬于他們的學者尤其是部份經濟學家，則總是在論證這种“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他們一向避免用極權政治這個詞)的合理性，渲染“中國人的素質低、与民主政治無緣”之類說法。
當局固然可以向本國民眾和世界撒謊，宣稱中國的經濟如何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獨秀，但事實是自1989年以來，中國經濟除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由“開發區熱”造成的經濟“虛熱”之外，經濟增長与社會狀況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這十余年中都處于“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不管政府控制下的傳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國政府怎樣將“申奧”与“入世”炒作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偉大像征，無可否認的是：失業者越來越多，邊緣化階層越來越龐大；無法進入現代化生活的廣大農民与處于破產半破產狀態的農村經濟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無法擺脫的夢魘；生態環境嚴重破坏的陰影也日益迫近；無法克服的制度性腐敗与使社會越來越不安的黑社會化現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來，為政者越感到自己虛弱不堪。
2001年底云南省長李嘉廷案發后，當局對貪污腐敗已無法直接面對，只好在內部規定，以后公布貪污腐敗數額不得超過2,000万元，以免損害党和政府的形像。与此同時，這一年又整肅了好些媒體，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報与《書屋》雜志[26]，還整肅了一些知識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說真話的記者[27]，加強了對互聯网的管理。這种“鴕鳥政策”和“面子工程”阻礙了問題的根本解決。
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出，這個政府的本質与“人民共和國”這一國體的距离越來越遙遠：“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體現在宣傳當中；現實生活里一旦“人民”要為自己受到的壓迫与不公而抗議時，他們就立刻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敵人”。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毫不猶豫地利用國家机器對人民實行彈壓。現實表明，与其說所謂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間存在政治理想的差別，還不如說僅僅存在政治口號的差別。“保守”也罷，“改革”也罷，只不過是政治利益集團內部爭奪利益的旗號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几乎沒有什么差別。尤其是高層人物，無論是被視為“保守派”還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從來都不拒斥讓自己的子女及親屬用占有經濟資源的方式來實現變异的權力繼承。而為社會改革付出代价的，始終只是廣大下層人民。
20世紀末中國最引人注意的所謂“自由主義”与“新左派”之爭，其實是一場看起來非常熱鬧，其實混亂不堪的所謂“思想爭論”。由于言論空間的狹窄，而爭論的真正主題被有意掩蓋，許多問題不是越爭論越清楚，而是越爭論越糊涂。
其原因有以下几點：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對專制政體的必要批判，相反卻對現存專制政體的“母體”–毛體制与“文革”、大躍進贊不絕口。雖然當局不再奉行毛體制及“文革”路線，但目前的專制制度与毛體制在政治上有非常親密的血緣關系，因此盡管“新左派”對毛體制与“文革”的稱頌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卻為當局所寬容，“新左派”實際上是通過這种變相的“幫閑”而贏得了他們的話語空間。其次，自由主義的光譜非常寬廣，比如自由主義政治學所主張的民主与憲政，其真正指向是現存專制政體，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識形態戰略嚴加禁止并長期丑化的對象，在這方面自由主義學者根本無法取得象“新左派”那么大的話語空間，在爭論中處于弱勢地位。而不少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則認為，經濟學家應該与權勢集團相結合，并主張“腐敗有理”、“腐敗有利”。這些适應權勢集團需要、為目前利益格局張目的所謂“理論”，不但沒有政治上遭受打壓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淺薄的傳媒追捧，加之持這些主張的學者們以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人自命，彼此唱和，在90年代形成了蔚為壯觀、儼然占据統治地位的經濟學“主流”。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會公眾尤其是大學生們產生誤解，以為自由主義學說就是為腐敗張目、為權勢集團服務。
“新左派”們并非不明白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与其他學科的自由主義主張之間這种明顯差別，但他們巧妙地把兩者故意混為一談，利用“新左派”与自由主義爭論雙方話語權不對等的机會，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最容易在中國引起非議的“腐敗有理論”作為自由主義學說的“精髓”加以批評，因此似乎搶占了“道義制高點”。這种表面上看似慷慨激昂、實際上非常混亂的爭論，其結果不免流于滑稽。“新左派”們實際上制造了一個虛幻的“場景”，似乎中國產生腐敗完全是因為自由主義學者鼓吹“腐敗有理”，他們進而以批評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名，聲色俱厲地打擊主張民主与憲政的自由主義學者。于是“新左派”們就非常聰明地避開了對專制政體這一制度性因素的批判，實際上為這一政體提供了掩護。自由主義學者的團結精神也遠不如“新左派”陣營，常常是被視為代表人物的人孤軍奮戰，但卻缺乏奧援。在一個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的國度里，“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學者爭論雙方常常偏离當下中國需要解決的緊要問題与真正應該批判的批判對像，而就一些抽象的觀點、學說爭論不已，這除了模糊人們的視線之外，充其量表示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急劇商品化過程中不甘于被迅速邊緣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爭。
待續
下期內容: 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与一些外商相結合，聯合統治廣大中下層人民。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