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讓我們有節制地壓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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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三期《戰略與管理》雜誌發表了兩篇內容相近並很有分量的文章。一篇是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三人合寫的“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另一篇是康曉光寫的“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兩篇文章的側重有所不同，立場接近，正好參照閱讀。

王、胡、丁的文章指出：“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上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

三位作者認為：“社會分配不公平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且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合法性穩定的政治問題。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

王、胡、丁的文章講到社會分配不公平現象的嚴重性以及糾正社會不公正的迫切性。這當然不錯。但是，社會分配不公現象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糾正社會不公應該採取什麼手段呢？可惜不見作者有更多的分析。那大概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不過，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扼要地表達了作者的基本觀點。他們說：“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必然自發地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和各個階級分化，只有政府有意願或有意識地主動地在社會公平分配收入和財富，才能抑制和縮小收入差距，糾正社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真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這正是新左派的典型觀點。在作者看來，今天中國的問題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無異。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分配不公平是市場造成的，而糾正社會不公的方法則是政府實行公正的分配政策。這種觀點確實和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很類似；但問題是：這種觀點–尤其是對社會不公的形成原因的描述–是符合中國現實的嗎？

王紹光、胡鞍鋼和丁元竹認為，市場是造成不公正的罪魁禍首，唯有政府才能對之加以糾正。這和康曉光的觀點幾乎相反。康曉光在講到今日中國的腐敗、不平等和貧困時明確指出：“是強大的政府、政府主導型改革、市場化改革是造成這些問題的三個主要原因。”

康曉光分析道：“強大的政府和政府主導型改革使政治集權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國有資源的私有化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導型改革則使這種可能性成為必然。在私有化過程中，沒有公眾監督、沒有輿論監督、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獨立的銀行和中介機構，黨政官員擁有巨大的權力，而且一些人又是利慾熏心的投機分子，腐敗怎麼能夠避免！正是這種腐敗孕育了銀行的壞帳、金融風險、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錢權勾結、信息管制、禁止獨立的工會和農會，使極少數人可以肆無忌憚地掠奪經濟財富，孕育了持續發展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問題。”

康曉光對社會不公現象的成因分析無疑要比王紹光等深刻得多，正確得多。順著這條思路往下走，那麼，解決腐敗、不平等和貧困問題的治本之道就應該是：改變政治集權，建立公眾監督和輿論監督，建立獨立的司法和獨立的銀行以及中介機構，限制黨政官員的權力，開放信息，允許獨立的工會農會，等等。然而，康曉光本人決不是這個意思。康曉光的全部論述恰恰是以維持現行制度為前提。他從一開始就排除了進行上述改革的可能性。這樣，康曉光所能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就只剩下了由政府出面“對利益分配格局進行相當大的調整”這一條，從而也就和王、胡、丁提出的方案沒有區別了。

不過，和王、胡、丁文章相比，康文仍是略勝一籌。康曉光沒有空談“公平分配”的高調，他只是很老實地提出“限制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既得利益，適當照顧大眾的權利，在財富蛋糕的分配遊戲中向大眾適當傾斜”。

注意，康曉光反覆強調的是“適當”，因為他清醒地知道，現政府、現行制度正是建立在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共同剝奪大眾的基礎之上，如果對他們的既得利益限制得多了點，超出了必要，那就會惹得精英們惱火，那就有可能危及政府和制度本身。大款們憑什麼支持中共，還不是憑著中共能讓他們大賺黑心錢發橫財？再說，要是大款們不能從政府那裡得到額外的好處，他們又拿什麼去賄賂官員呢？難道你要大款們自己“出血”嗎？誠然，政治精英不怕得罪經濟精英，因為後者橫豎也沒有集體抗爭的手段；可是，他們願意跟自己過不去嗎？小說《天怒》通過一位貪官之口供認，中共現政權正是讓大小官員享有貪污腐敗的大好機會，從而贏得他們對政權的支持維護，這就叫“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所以，康曉光提醒道：“解決威脅穩定的問題的措施(反腐肅貪、強化稅收等—-引者)，往往又會破壞穩定的基礎。”因而，他認為當局務必要善於權衡。說到底，康曉光無非是要求精英們不要做得太過分，無非是要求“精英們還讓絕大多數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奪瓜分之余還給他們留下一口飯吃”罷了。

如前所說，康曉光論述的基本前提是維護現政權的穩定，而現政權又是建立在權勢集團對人民大眾的壓迫掠奪之上；因此，面對著越益嚴重的社會不滿，康曉光們向政府提出的全部建議，歸結成一句話就是：“讓我們有節制地壓榨他們。”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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