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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让我们有节制地压榨他们

(http://www.epochtimes.com)

今年第三期《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两篇内容相近并很有分量的文章。一篇是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合写的“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另一篇是康晓光写的“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两篇文章的侧重有所不同,立场接近,正好参照阅读。

王、胡、丁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着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三位作者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王、胡、丁的文章讲到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的严重性以及纠正社会不公正的迫切性。这当然不错。但是,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纠正社会不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可惜不见作者有更多的分析。那大概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不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扼要地表达了作者的基本观点。他们说:“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正是新左派的典型观点。在作者看来,今天中国的问题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平是市场造成的,而纠正社会不公的方法则是政府实行公正的分配政策。这种观点确实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很类似;但问题是:这种观点–尤其是对社会不公的形成原因的描述–是符合中国现实的吗?

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认为,市场是造成不公正的罪魁祸首,唯有政府才能对之加以纠正。这和康晓光的观点几乎相反。康晓光在讲到今日中国的腐败、不平等和贫困时明确指出:“是强大的政府、政府主导型改革、市场化改革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

康晓光分析道:“强大的政府和政府主导型改革使政治集权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必然。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公众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独立的银行和中介机构,党政官员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一些人又是利欲熏心的投机分子,腐败怎么能够避免!正是这种腐败孕育了银行的坏帐、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钱权勾结、信息管制、禁止独立的工会和农会,使极少数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经济财富,孕育了持续发展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康晓光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成因分析无疑要比王绍光等深刻得多,正确得多。顺着这条思路往下走,那么,解决腐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治本之道就应该是:改变政治集权,建立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建立独立的司法和独立的银行以及中介机构,限制党政官员的权力,开放信息,允许独立的工会农会,等等。然而,康晓光本人决不是这个意思。康晓光的全部论述恰恰是以维持现行制度为前提。他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进行上述改革的可能性。这样,康晓光所能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就只剩下了由政府出面“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相当大的调整”这一条,从而也就和王、胡、丁提出的方案没有区别了。

不过,和王、胡、丁文章相比,康文仍是略胜一筹。康晓光没有空谈“公平分配”的高调,他只是很老实地提出“限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既得利益,适当照顾大众的权利,在财富蛋糕的分配游戏中向大众适当倾斜”。

注意,康晓光反复强调的是“适当”,因为他清醒地知道,现政府、现行制度正是建立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共同剥夺大众的基础之上,如果对他们的既得利益限制得多了点,超出了必要,那就会惹得精英们恼火,那就有可能危及政府和制度本身。大款们凭什么支持中共,还不是凭着中共能让他们大赚黑心钱发横财?再说,要是大款们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额外的好处,他们又拿什么去贿赂官员呢?难道你要大款们自己“出血”吗?诚然,政治精英不怕得罪经济精英,因为后者横竖也没有集体抗争的手段;可是,他们愿意跟自己过不去吗?小说《天怒》通过一位贪官之口供认,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所以,康晓光提醒道:“解决威胁稳定的问题的措施(反腐肃贪、强化税收等—-引者),往往又会破坏稳定的基础。”因而,他认为当局务必要善于权衡。说到底,康晓光无非是要求精英们不要做得太过分,无非是要求“精英们还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夺瓜分之余还给他们留下一口饭吃”罢了。

如前所说,康晓光论述的基本前提是维护现政权的稳定,而现政权又是建立在权势集团对人民大众的压迫掠夺之上;因此,面对着越益严重的社会不满,康晓光们向政府提出的全部建议,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让我们有节制地压榨他们。”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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