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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30日訊】 天灾人禍總是製造大量的移民潮。中國史册上充滿了關于逃荒要飯的饑民、逃避戰爭的難民和遠離“苛政猛于虎”的狂狷者的記載。當然這些離鄉背井的落難者絕對不像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裏那些“避秦者”那麽幸運，能在一個“落英繽紛”、“鶏犬相聞”的化外世界重新建立新家園。古今中外的逃難者 – 用現代話語來說即是流亡人士 – 的境遇，即便不是悲慘的，也多半是困厄和焦慮的。中共是中國歷史上製造最多難民的統治集團。共產黨治國以來，就把人民鎖定在土地上，讓人爲的巨大灾難如饑荒和政治運動將人民驅趕到全國各個角落。六四屠殺首次將异議分子大批地逼離國境，流落海外。
跟漢人相比，藏人的命運尤其坎坷慘烈。自從1959年解放軍入侵西藏，迫使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西藏人就開始了他們的大逃亡潮。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聯合國于1951 和1967 年定出了保護難民的條款，要求有難民進入的國家，即便不能給予政治庇護，也不可輕易將之遣送回國，而專門製造難民的中共政府一點不含糊地都在上面簽了字。從北京最近對付北朝鮮難民的惡劣手段看來，中共是個失信且食言于國際社會的政權。中共的民族霸權主義所製造的西藏難民問題也就都轉嫁到鄰國去了。
設于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聯合國難民總署(UNHCR)是西藏人外逃的第一個轉運大站。據該署的統計，每年平均有2500 名藏人冒著性命危險，穿過雪域，抵達尼泊爾或印度，輾轉投奔達然薩拉，在那兒接受了達賴喇嘛的親自祝福之後，才被分派到各個學校和居地去。筆者曾于數年前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北印山城達然薩拉訪問，親眼見到剛剛到達的一批難民，其中很大部分還是兒童和青少年，簡直不能想象這些稚嫩的生命是如此的頑强，在冬日積雪的高原地區，翻山越嶺，搭橋渡河，還要躲開不時會出現的解放軍巡邏邊防軍，經過十幾天的亡命之旅，輾轉折騰才終于在難民點安頓下來。這些滿臉風霜，身長凍瘡，每次一批大約百十來人的難民雜牌軍，全都擠在一間大統艙中，人手一碗飯，盤坐在充當床鋪的木板艙上。他們快樂嘈雜，有問必答，甚至爭相搶著回答外來人提出的各種問題。當他們在傾訴自己和家屬及難友如何受到中共公安和軍隊的虐待欺淩時，急切而衝動，但是却沒有仇恨和怨怒。這是受到宗教的慈悲寬恕力量所感化還是藏族特殊的朴質淳厚的民族性使然？當筆者面對這些受盡漢人極權政治和民族歧視殘害的善良人群時，總覺汗顔而無地自容。
位于華盛頓的國際援助西藏運動（ICT）最近將他們對西藏難民所作的調查結果 – 《危險的穿越》 (Dangerous Crossing, May 2002) 公諸于世。據統計，抵達藏尼、藏印邊界的難民中有46%是和尚尼姑，21%是農民，20%是學生和兒童。人數中三分之一都在18歲以下。出逃的原因最主要是教育和政治的環境惡劣，許多人交不出學費，而且在中學以後就使用漢文，孩子們沒有機會好好學習藏語和對他們而言十分重要的佛教教義，學校裏對他們灌輸的是連漢人都已經遺弃了的馬列和中共教條。共黨公安控制了寺廟，不許懸挂達賴喇嘛的照片，党文化竟然想跟宗教競爭。和尚尼姑一有任何政治傾向和稍許的動作，就遭逮捕下獄。許多家庭已因政治原因支離破碎，想跟家人團聚，就只有出走一路。農牧民的稅重，農產品的低廉定價，等于變相的剝削。凡此種種原因，使得人們把出逃作爲一條新生之路。
逃亡的路綫一般是從日喀則沿著朗喀巴山(Nangpa-la)，夜行5至10日，行過冰川，翻越雪嶺，穿越藏尼間的喜馬拉雅山，歷時約三周才到達加德滿都。另外一條路綫則是順著藏尼邊境的小城彰木（Dram），約費時7至10日。一般逃亡的高潮時期是秋冬，因爲春夏的溶雪春洵和夏季豪雨造成河水上漲，十分危險。秋冬時節的大雪反而能够提供掩護。必須由有經驗的藏人領路才能排除萬難，逃亡成功。他們所收的人頭費介于80至350美元之間，帶到邊境爲止，過了國界就有“地陪”領路了，這邊的索價是50至一百美元。
對于尼泊爾這樣本身貧窮的國家，能接受這許多的鄰國難民，無他，出于同一宗教的仁愛之心是也，實屬難能可貴。早在1959年時尼泊爾的國王Mahendra對共産政權摧殘宗教和民族的作爲甚爲義憤，當即收留了約2萬名藏族難民，而于六十年代又收留了約一萬。七十年代甚至讓一萬五千名難民登記轉爲正式居民。藏人得以在這兒自力更生，開發地毯工業，打下了經濟基礎，得以建設本身的教育醫療系統。九十年代間在尼登記的就業藏民有十萬之多。近年來北京政府加强跟尼的鄰國關係和經濟援助，因此尼泊爾政府對待難民的友善態度也有所轉變。1996至2000年之間邊境發生邊警對難民開槍以及强暴尼姑的消息傳遍世界。國際社會和歐盟設法通過對尼泊爾進行經濟援助，來換取政府寬待藏人難民的承諾。因爲1991年以來凡沒有簽證的外國人，不能進入或停留尼泊爾境內，聯合國難民總署跟尼國政府簽訂一項“君子協定”，容許西藏的難民在這兒轉運，先都集中到位于加德滿都、由美國政府出資辦的“西藏難民轉運中心”。這些精疲力盡的難民在那兒可以接受體檢和疫苗注射，幷獲得食物、服裝，一個月之內就轉送到印度。經新德里到達北印的達然薩拉，一切運作費用由聯合國負擔。多年來這種運作進入相當順暢的渠道。可惜2001和2002年之交，尼泊爾的內政不穩，毛派勢力得勢，因而發生了將難民遣返的情况。
數十年以來藏人不斷外逃，人口本來就只有一兩百萬的內藏（不包括青康川等外藏地區），數十年之間走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本地的精英盡失。因此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鼓勵學成後的藏人返回故鄉進行建設。多年來漢人在西藏釜底抽薪，明目張膽地進行大量移民政策。去年七月又開始建造格爾木-拉薩之間的鐵路，數以萬計的漢人民工涌進西藏地區，西藏人在自己的故鄉將逐步變成少數民族，漢人的次文化和廉價的現代商品充斥著那片原本純真樸素的高原地區，自然環境受到破壞，天然資源被染指盜取。最近兩三年約有一千名藏人從尼泊爾和印度返回西藏故地。這些人回去少不了受到百般盤查審問和監視，稍有异動，他們是首當其衝被懷疑逮捕的一批，因此也很難施展所長。何况藏區一切關鍵性的位子都被漢人幹部和親共的藏人所占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以印度和尼泊爾一帶最多，來自高原雪域的藏人難以適應當地濕熱甚至沼澤性的氣候。游牧民族的藏人對高原故鄉的依戀和思念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流亡人士，青康藏高原是真正滋潤他們生命的泉源，離開那兒，他們的生命將會乾枯。
大陸受迫害的异議人士如果選擇流亡外逃的路，就沒有藏民那樣赤裸裸以生命爲賭注來得戲劇化。若是獲得保外就醫的知名人士，乘坐飛機到達國外，就受到新聞媒體和公衆界英雄式的歡迎。說白了，連流亡都分等級呢。中國人總愛說自己的民族灾難深重，近一兩百年來備嘗帝國主義的淩辱。當年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才不過幾年工夫就因暴戾錯誤又愚昧的政策，饑荒橫掃神州，讓中國人全“趴下去”了。近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有所起色，自信心大增，人人挂在口中的是“中國要强大”，“二十一世紀是屬于中國人的”。其實華夏歷來的灾難都是自找的，世界上少有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像中國這樣單一純淨，不受外族的占領洗劫。歷代的入侵异族也都被“中華醬缸”所染色同化。可惜近百年來“東亞病夫”受到帝國主義的一些屈辱幷沒有讓中國人生出悲憫之心，對弱小民族産生同病相憐之情。現在自己稍微可以站直腰杆，就盛氣淩人，頤氣指使。藏族和漢族既不同文，又不同宗，文化宗教、風俗習慣各自相异。中國人愛把文成公主搬出來，說她于唐代時就已經把吐蕃同化了，未免把這失寵的小女子說得過于神奇。西藏和中國歷代的關係一直相當鬆散、若即若離，以上世紀西藏幾乎是個獨立的國家的情况最爲突顯。愛面子的漢皇帝總要四周的“蠻夷”來進貢，之後封賞封號，假戲真做，也慢慢地也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即使抛開歷史的牽扯，就說西藏曾是中國的疆土，那麽那裏的人民現在不願接受中共的統治，因爲這個政權和它製造的亂民曾搗毀了數以千計的他們精神所系的寺廟、逼走全民愛戴的神明達賴喇嘛、屠殺人民、關押宗教人士、幷且將藏人視爲野蠻落後的低等族群，現在藏人的排斥和反抗不是最自然而具有充分的理由嗎？世界上有太多的民族自决的例子，薩爾區的人民選擇了德國，放弃了法國；斯羅文尼掙脫了南斯拉夫，成立自己的國家；斯洛伐克的人投個票，就從捷克獨立出去了，連個叫駡粗脖子的場面都沒有出現過；魁北克想獨立，請便，奈何投票表决過不了關。讓人民自己作選擇，决定自己的命運，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和現代化。中國人醒醒吧，別把奮亢的民族情緒建築在別人亡國滅族的痛苦上。讓西藏人作自己的選擇，讓他們重返家園,返樸歸真，擁抱固有的宗教信仰，過愛過的游牧生活。當周遭的“弱小民族”和平而快樂地生活時，中國和中國人才可能重新獲得自己所失去的尊嚴，百年來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淫威下所受到的屈辱才能洗刷殆盡，這才算真正的“雪耻”。 (8/28/200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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