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中共十六大綜合症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9月18日訊】獨裁體制的權力痙攣

中共政權的獨裁性質，決定了它的每一次高層權力交替，都將引發權力痙攣並造成全社會的病態綜合症。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強人時代，權力痙攣主要表現為政治強人本身的恐懼，擔心接班人是野心家，企圖奪權篡位，最終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接班人身上，出爾反爾地把儲君廢掉。

現在，中共的強人時代已經結束，權力痙攣也呈現出新的特點，高層核心的權威不足必然引發更激烈的權爭，儘管殘酷性有所降低，但其痙攣的性質與強人時代沒有根本區別。隨著中共十六大會期的確定和日益臨近，權力之痙攣和由此引發的社會綜合症正處在大發作時期。

無盡的猜謎遊戲

症狀之一：讓外界陷於無盡的猜謎遊戲之中。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未來高層人選和權力分配，仍然是個誰也猜不透的大謎。黨控媒體把迎接十六大的新聞炒得沸沸揚揚，拉出各界人士表達效忠，但對於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卻隻字不提，民眾也只能再悶聲等待兩個多月。而境外媒體除了大膽猜謎之外，對真相的探究也無能為力，只是把猜謎的重心轉向了江澤民的去留。

處於謎底核心的江澤民，一會兒說要「乘風歸去」，一會兒又說「總書記任期黨章上沒有年限規定」，玩得媒體左顧右盼，莫衷一是。造成這種撲朔迷離的局面的總根源，是獨裁政治的信息封鎖和統治黑幕。中共政權得以維持的慣用手段之一，就是高層決策的黑箱運作。

超常的歌功頌德

症狀之二：逼迫全國進行超常的歌功頌德。儘管江澤民在一九九九年中共執政五十大慶上，已經不惜勞民傷財，竭盡全力地樹立個人權威，但是中共黨內以及社會各界對此多有批評，對「三個代表」的質疑也不斷出現，說明江澤民還不具有一言九鼎的權威。所以，除了依靠專政機器和黨內紀律對異見進行打壓之外，剩下的就只有發動主流媒體的歌功頌德了。十六大召開的日期一經公佈，媒體上便是無窮無盡的效忠表態和偽造的民意支持，令人恍如回到致敬電滿天飛的毛澤東時代。

其實，這樣的媒體獻媚轟炸早在十六大會期公佈之前就開始了。由江澤民的「5.31」講話發動，接著是各界各級的勸進表態、軍方的不斷擁戴和主流媒體的緊跟追捧，形成了全力為江核心執政十三年評功擺好的大合唱。高級智囊們也恰逢其時地為江核心樹碑立傳，有人露骨地稱江澤民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有人用貌似學術的語言力挺江核心：江澤民的權力之鞏固已經無人能夠挑戰，並且公開承認「三個代表」標誌著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結盟的鞏固。為江學說的造勢遠遠超過當年的鄧理論，「三個代表」天天講時時講，「與時俱進」人人講處處講。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的黃金時段，每天都把大量時間讓給「三個代表在基層」的特別報道，恍如回到「活學活用」的毛時代。唯一的不同是，毛時代的人活學活用毛思想，是為了立竿見影地進行階級鬥爭；而江時代的人活學活用江學說，是為了立竿見影地發財致富。電視新聞中的一位農家婦女獻給十六大的禮物居然是：我今年掙的錢要比去年翻番。

權力恐懼導致鎮壓加強

症狀之三：草木皆兵的權力恐懼導致了鎮壓力度的加大。獨裁政權先天具有權力恐懼症，在合法性急遽流失的時期就更為惶恐不安。六四之後，「穩定壓倒一切」成為中共執政的核心目標，而「政治敏感時期」也隨著不斷的鎮壓而日益頻繁。六四敏感、與法輪功相關的日期也敏感，各類重大節慶活動更敏感。當下，最敏感的自然是「十六大」。中宣部發出多達三十二條禁令的嚴厲通知，公安部要求堅定不移地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置於當前各項工作的首位。對難以管制的互聯網，中共先是借一場純屬刑事縱火犯罪案，把全國二十多萬個網吧幾近於趕盡殺絕，接著出台了《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企圖將最難控制的個人網站一網打盡，並要挾著名網絡公司進行自我審查，就連境外的YAHOO也簽署「網絡自律協議」。以前通過代理服務器能夠打開的境外網站，現在也無法打開，一些個人的hotmail信箱也無法進入。甚至連著名的搜索引擎google和美國某些大學的網站也在封鎖之列。正如一位網民感歎道：「google在國內被封鎖，令人髮指！」

症狀之四：全社會在無所事事的等待中休克。民眾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和國運，而只能被執政黨的寡頭集團所決定。誰坐第一把交椅只是中共的私事，不要說十幾億百姓無權過問，就是六千萬黨員又有幾人能有發言權！

民間希望第四代開創新局面

所以，在十六大的換代完成之前，國人除了在仰視中猜測中焦慮中等待之外，已經無事可做，各級官員謹言慎行，各級政府擱置所有新計劃和項目審批，各媒體和出版社壓下敏感稿子，民眾和精英也大都自覺保持低調。但是私下裏人們都在問：下一個皇帝究竟是誰？大家希望老人幫全部退下，特別是江澤民能為中共退休體制開創一個真正廢除終身制的先例；希望胡錦濤和溫家寶成為第四代核心，李瑞環也以年齡優勢出任人大委員長並留任政治局常委；更希望換代後的新權威能夠開創真正的後鄧時代，糾正跛足改革和打破政治堅冰。儘管這種民間希望，僅僅是一廂情願且很渺茫，但國人仍然把中國政改的希望寄託在第四代可能出現的不同於第三代的變化之上，寄託在第四代中出現戈爾巴喬夫式或蔣經國式的人物。

這敏感期權力痙攣所造成的社會綜合症，是中共獨裁統治的末世景觀，也是後極權中國的典型特色。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