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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4日訊】《戰略与管理》雜志2002年第三期刊登的康曉光的《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值得認真研究和批評。難得一篇為中共專制作辯護的文章，能對許多复雜曖昧的問題分析得那么清楚那么透徹，而且能講得那么明白那么露骨。
康文可議之處甚多，這里只講一講作者對中共政權的分析。康曉光明确指出：中共“不代表任何階級，他們凌駕于一切階級之上，對所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即專制統治——引者)。他們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責”。他還告訴我們，今天的中共，“可以靈活地對待一切理論、道路、原則、价值”，“其組織目標是‘執政’”。什么叫“可以靈活地對待一切理論、道路、原則、价值”？那就是說中共可以不受任何理論、道路、原則、价值的約束，可以不擇手段，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執政”即把持權力這一目標為轉移。
這當然不是什么新發現。問題是，在過去，說出這种話一向是要被貼上“反共”標簽的，怎么如今竟出自一個維護中共專制者之口？當一個人清楚地認識到共產党毫無理想，毫無原則，為了專制而專制，為了把持權力而不擇手段之后，卻還要去維護它，支持它，這不是很稀奇的嗎？
“六四”之后，中共政權似乎重新站穩腳跟，于是，各种為專制辯護的理論應運而生。由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徹底破產，今天為中共專制作辯護的种种理論，大都放棄了那套神學式的語言，轉而采取理性的語言，經驗的語言。這些理論大同小异，無非是說中國人素質太低，配不上民主，人權首先是生存權，一党專制仍為當下中國之必需，還是賺錢最要緊。許多辯護者都樂于表明自己是回頭浪子，為自己在“八九”時一度幼稚地迷戀民主烏托邦而真誠地忏悔，后來在“六四”開槍的當頭棒喝之下迷途知返，現在總算理解了共產党堅持專制的一片苦心。
上述“轉向”毫不足奇。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政治幻想長篇小說《一九八四年》里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不是早就經歷過類似的“心路歷程”嗎？
在經歷了一場朦朧的反抗而遭到打擊失敗后，溫斯頓.史密斯被強迫“思想改造”。這一天，權力精英奧布來恩向溫斯頓提問：“告訴我，我們党掌權的原因，掌權的動机是什么？党為什么要掌權？”
溫斯頓是這樣回答的：“党并非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權力，而只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權力，乃是因為一般群眾是脆弱的、怯懦的動物，他們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說不能認識真理，必須由那些比他們強有力的人來統治他們，有計划地欺騙他們。人類只能在自由与快樂二者之間選擇其一。而對大多數人來說，快樂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們的守護神，是為人民服務，它是為了善才作惡，為了他人的快樂而犧牲自己的快樂。”溫斯頓對奧布來恩說：“你們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統治我們。你們認為人類自己不能管理自己。”
不難看出，現今一般為中共專制作辯護者，無非是在抄襲溫斯頓罷了。但康曉光与眾不同。他直截了當地否認所謂中共實行專制是為國為民的迫不得已和勉為其難。康曉光揭示出其他那些專制辯護士由于愚蠢而看不到或由于膽小而不敢大聲說的真相：党不代表任何階級只代表它自己，党不受任何理念或原則的約束，党是不擇手段的，它唯一的目標就是掌權，而掌權的目的就是掌權自身。
估計康曉光是看過《一九八四年》的，不過我疑心他恐怕未能意識到他上面那段話實際上也是在抄襲，不是抄襲溫斯頓，而是抄襲奧布來恩。
在《一九八四年》里，身為權力精英的奧布來恩在听到溫斯頓對党的權力的解釋后大發脾气，奧布來恩給了溫斯頓一通痛苦的電擊。奧布來恩气惱地罵溫斯頓是笨蛋，然后他忍不住向溫斯頓講出了党為什么把持權力的秘密：“党完全是為了自己才追求權力的，我們并不關心別人的利益，我們只關心權力。……我們不同于以往任何寡頭政治集團，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從事的活動是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們相似的人，都是膽小鬼和偽君子。他們沒有勇气承認他們的動机。他們自稱甚至相信他們掌權并非出于自愿，只是暫時的勉為其難；他們自稱甚至相信在不遠的未來就會實現自由平等的快樂天堂。我們的看法不一樣。我們知道，從來沒有人是為了放棄權力才掌握權力。權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專政的目的就是專政，革命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專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當奧威爾借奧布來恩之口講出這一番關于絕對權力的真理時，他不過是發揮其天才的政治想象力，去揣摩和揭露極權統治者的真實心態。他未必以為極權統治者真會公開講出這种話。奧布來恩是虛构，康曉光卻是真實。倘若奧威爾死后有靈，得知在一党專制下的中國，竟然有人公開講出奧布來恩的那番話，而且刊登在官方雜志上，真不知是會為自己的精辟洞見又獲證實而得意，還是被絕對權力的公然無恥而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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