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FBI應為濫用外國情報監視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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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1月09日訊】(英文大紀元時報專欄作家Marc Ruskin撰寫/高杉編譯)上個月,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發布了一份內部調查報告,該報告由美國司法部監察長(Inspector General)負責,揭露了美國情報部門是如何在大選期間監視川普特朗普)總統的一名競選助手的。

這份報告可能最終會導致由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監督的一系列起訴,他任命冷靜的約翰·達勒姆(John Durham),一位具有完美正直品格的資深美國檢察官,來進一步調查監察長正在審查的事項。

聽到這些調查結果,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1935年—1972年的FBI局長)一定會氣得從墳墓裡爬出來。

就在幾年前,川普總統還因為批評聯邦調查局(FBI)和美國情報機構而受到媒體和政客們的攻擊。這似乎意味著聯邦調查局的普通員工受到了批評,因此,他們的士氣在下降,削弱了他們保護我們的能力。但這只是那些幾乎從來都不支持聯邦調查局探員和中央情報局(CIA)探員的人士的觀點。

而實際上,聯邦調查局的普通員工一直都明白,他們並不是總統憤怒的對象。

恰恰相反,他們知道正是聯邦調查局的高層管理人員——即領導層——受到了總統的質疑。從歷史上看,聯邦調查局的外勤特工文化一直與高層管理人員格格不入,這被認為是進行重大調查的障礙。現在,普通民眾從監察長的報告中了解到的大部分令人震驚的事實是,在向《外國情報監視法》法庭(FISA)提交申請時,聯邦調查局的高層官員犯下了欺騙和濫用職權的赤裸裸的欺詐行為。

這些行為和疏漏都是在聯邦調查局高層管理人員所在的胡佛大樓的混凝土牆內發生的。

監察長報告中所描述的《外國情報監聽法》濫用行為既不是由聯邦調查局外勤特工在其轄區實施的,也不是他們具體執行的。這種區別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會影響公眾對我們國家的執法人員(聯邦調查局)的看法,也會影響後續的糾正和懲罰行動。

如果聯邦調查局特工想要維持他們作為世界精英執法者的特殊地位,那麼最近這些惡劣行為的責任必須明確,而且要公開地歸於罪魁禍首。只有進行刑事起訴,才能為恢復該局的信譽和無可挑剔的正直聲譽這一必要步驟提供幫助。

對司法部監察長邁克爾·霍洛維茨(Michael Horowitz)的報告和相關的國會證詞進行仔細的分析能夠表明,聯邦調查局的高層官員繞過了相關規定,因此對《外國情報監聽法》法庭犯下了欺詐罪。根據《外國情報監聽法》提出申請時,作為一個理所當然和常見的做法是,在提交給上級之前,應由主要的法律顧問、聯邦調查局現場辦公室(Field offices)的特工律師(FBI Agent-attorneys)進行審查。

這些被稱為伍茲審查(Woods Reviews)的審查工作進行得非常細緻,而且經常被踢回或要求案件申請人進行修改,以及進一步提供證據支持。

關於監視川普總統當時的競選團隊成員卡特·佩奇(Carter Page)的《外國情報監聽法》授權申請(理由是調查佩奇與俄羅斯情報官員可能存在的聯繫)的國會證詞顯示,授權申請在被提交之前,並沒有得到當地主要的法律顧問的審查,而且唯一合乎邏輯的推斷是,這種審查也從未進行過。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們故意繞過了現場辦公室,而且這個陰謀是聯邦調查局總部的文職人員設計操作的,而不是「真正的」特工想出來的。

這一結論得到了進一步的支持,並從整個調查項目的代號中得到了基本的確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重大調查通常會被賦予一個代號。值得注意的例子有ABSCAM(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聯邦腐敗調查,導致一名參議員和6名國會議員以及其他官員被定罪)和MIBURN(調查三K黨謀殺三名民權工作者的案件,該案在由吉恩·海克曼(Gene Hackman)和威廉·達福(Willem Dafoe)主演的電影中得到紀念)。

針對卡特·佩奇的調查項目的代號為「交叉火力颶風」(CROSSFIRE HURRICANE),這個代號有些搞笑、電影化和超戲劇化,這種代號永遠不會被那些頭髮花白的街頭特工選中或接受。

從2016年開始,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證詞和聲明對聯邦調查局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導致內部士氣下降,從外部來看,也降低了聯邦調查局的正直聲譽。這種傲慢似乎是科米性格的一個基本方面,這確實令人震驚。

他在2019年12月15日接受克里斯·華萊士(Chris Wallace)採訪時的聲明,主要體現了他的肆無忌憚。面對在他任內許多重複發生的、令人憤慨的行為,他表示,他為《監察長報告》證明了聯邦調查局是正確的而感到欣慰。

當科米說他並不知道這項在大選期間影響了川普競選總統的調查細節時,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個聲明是錯誤的。特別是考慮到前司法部長洛麗泰·林奇(Loretta Lynch)對霍洛維茨作出的聲明,即在2016年3月,科米和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副局長安德魯·麥凱布(Andrew Mccabe)曾親自告訴她,佩奇正在接受調查,他被懷疑與俄羅斯情報官員有關係。

顯然,科米當時完全熟悉這個案子的細節。科米對司法部監察長的陳述進一步令他的誠實性受到質疑,他在陳述中說他不記得與林奇的談話。他還說,他不僅沒能回憶起細節,而且他也沒能回憶起談話的具體內容。

這種否認令人難以置信:這次談話並不是關於一個相對來講無關緊要的調查。相反,這件事具有明顯的歷史重要性,它涉及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針對總統競選活動進行的調查,這是一項具有潛在國際影響的調查,還涉及到俄羅斯有可能進行的干預,而俄羅斯在歷史上一直是對美國懷有惡意、咄咄逼人的對手。

監察長辦公室的調查人員無法對科米的頻繁失憶提出質疑,特別是關於他在所有與「交叉火力颶風」調查項目有關的事務中行使權威和判斷力並產生了負面影響的話題方面。依靠法律技術手段,科米拒絕恢復他的安全許可,從而迴避了質詢。

但在2017年5月,當他將機密備忘錄文件洩露給媒體時,他並沒有擔心安全保密級別法規的細節。科米的健忘不太可能會妨礙美國聯邦檢察官約翰·達勒姆調查期間可能出現的質詢。達勒姆接受了司法部部長巴爾的任務,要徹底調查「間諜門」事件的所有方面,並遵循所有證據線索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無論這些證據指向何處。

批評總統的人指出,監察長聲稱沒有被記錄在案的調查結果表明聯邦調查局總部的惡劣行為是出於政治動機。但是,監察長的工作不是對動機做出結論,也不是推測動機是否是政治或其它方面的,甚至他的錯誤恰恰在於暗示了關於動機的問題。他已經成功地完成了確定是否有違反刑法或司法部規定的行為,表現或不作為的工作。

監察長報告和彈劾總統

監察長報告於2019年12月9日發布。僅僅九天之後,也就是12月18日,眾議院投票通過了彈劾條款,指控川普總統濫用權力和妨礙國會。由於這兩項條款均未能指控出任何違反聯邦法典中所列法規的行為,因此此次彈劾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是此類彈劾中的第一例。

彈劾程序走出了曲折的路線,最終的根源在於民眾在2016年選出了一位總統,而這位總統的執政受到了那些最強烈反對他的人的深惡痛絕。

與彈劾一樣,導致《監察長報告》和「巴爾-達勒姆調查」的一系列事件也一直都同另外的一系列事件平行發生:總統競選、總統選舉和唐納德·川普就任總統、行使總統權力,而這些都是當權派官員——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高層「深暗勢力」(Deep State)成員們所憎惡的。

現在,我們看到了美國憲法制定者們構建三權分立體系的天才之處。他們明白,這三個分支中的一個或多個總是傾向於獲得超越自己的權力。在過去,它曾發生過,有時是行政機構。而今天,正是立法機構和某些在聯邦政府常設執法機構中身居高位的高級管理人員超越了所規定的權限。公眾已經認識到了這個事實。

最終,政府的第三個部門——司法部門——將承擔恢復政體平衡和功能的任務。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馬克·羅斯金(Marc Ruskin)曾在聯邦調查局(FBI)工作了27年,是一名資深撰稿人,也是《偽裝者:我在聯邦調查局的臥底生活》(The Pretender:My Life Undercover for The FBI)一書的作者。他曾協助前美國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立法工作,也是紐約布魯克林地區的助理檢察官。您可以在推特上關注他:@mhruskin。

原文 Blame for FBI’s FISA Abuse Should Be Put Where It Belongs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葉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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