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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學者:中共戰略野心和對全球威脅(一)

加拿大中國問題專家寇謐將(J. MICHAEL COLE)(任僑生/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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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10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田青編譯報導)近日,加拿大智庫MLI(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中國問題專家寇謐將(J. Michael Cole)撰文闡述了習近平時代中共的戰略野心和對全球秩序的威脅。

文章回顧了自2012年11月習近平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著手加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治下的中國,簡稱:中共國)所謂的「復興」,以擠入世界超級大國之列。伴隨著中共國在其國內不斷加強的獨裁統治,和在其自認為的勢力範圍內的獨斷專行,動搖著國際秩序,引起了民主社會的擔憂。而在民主社會中擔當主要旗手的美國,卻似乎越來越無法或不願繼續擔任這一角色。

文中稱,受2008-2009年經濟危機的影響,全球許多民主國家似乎失去了自我動力與信心。這為中共國創造了一個機會,標榜其專制統治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表現更好,並應成為現有國際秩序的替代品。

同時,奧巴馬政府沒有去制止中共國在南海地區的擴張,這鼓舞了北京方面在其勢力範圍內有所動作。目前華盛頓方面在國際舞台上的淡出,從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到離開世界衛生組織,再加上川普(特朗普)政府對聯盟體系的弱化和從國際機構撤退,都為中共帶來了新機遇。北京方面立即抓住了這些機遇。

文中強調,到了2020年,已經無法忽視專制中國對我們的社會、機構、企業和價值觀構成的挑戰。從腐蝕我們的民主體制,到積極展現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的力量,和伴隨而來的高風險武裝衝突,中共國不再是曾經的遙遠而可憐的抽象概念。它已成為現實,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學會與此相關的進退。

該文著眼於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國在戰略野心背後的意識形態,分析其運用的各種成長和滲透的手段(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灰色地帶」等方面),以及這種現狀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最後給出如何應對這一挑戰的建議。

該文部分譯文如下:

習近平與「中國夢」
中共國特色外交


習近平與「中國夢」

習近平上台之時恰逢中國人相信,經過了一個世紀的隱忍,中國的時刻終於到來了。在外國勢力的限制和毛澤東時代災難性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中共國必須重新審視自己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的經濟改革的時機。多年之後,中共國拋棄了毛澤東統治時期的僵化意識形態,並開始嘗試自由的市場經濟。隨著時間的流逝,它進入了全球經濟體系,並最終成為了必不可少的參與者。

當意識形態上的威脅干擾到中共國的崛起時,例如,1989年6月的天安門大屠殺導致國際制裁,或者1995-1996年間針對台灣的導彈演習,北京方面的退讓成功地重新獲得了國際社會的信任。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任期內,中共國表面上接受了國際體系,於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同時繼續強調其對「和平崛起」的承諾,即國際社會將因此而受益。儘管有證據表明中國少數族裔遭到了廣泛虐待,但在美國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以及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令國際社會一葉障目、無暇顧及。

在此期間,美國在海灣戰爭(1991)中表現出的軍事實力,以及在台灣海峽導彈危機(1995-1996)期間向台灣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群,遏制了北京的擴張野心。直到不久前,中共積累了足夠的軍事能力,在其勢力範圍內採取了挑戰美軍的行動。

海灣戰爭後的兩年,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CMC)修改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共軍隊,PLA)的軍事指導方針,放棄了長期以來以保衛中國大陸不受外國入侵為中心的承諾,而轉向「在高科技條件下的現代戰爭中贏得勝利」。新的指導方針將在未來的三十年推動中共軍隊的現代化,強調中共國有必要「以新的作戰方式針對有限目標發動戰爭」。

所有這些動態在2012年左右日漸明顯,在1990年代初期中共就開始培養的躁動的民族主義推動下,習近平的「民族復興」野心引發了人們的夢想——「中國引領的世界秩序重組」(Michael Schuman 2020)。儘管胡錦濤在2012年11月向中共十八大提交的工作報告中,北京在南海(SCS)和東海(ECS)方面表現出更大的自信,但奧巴馬政府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是「通過外交聯繫和會員制實現國際機構中的一體化」,而「含蓄地遏制、平衡或威懾」等要素則扮演了次要角色(Dueck 2015)。

習近平掌權後,美國(和西方)對華政策也反映出當時公眾對中國的看法遠優於今天。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資料,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的前一年,有51%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贊同態度,而36%持負面態度。 次年,有更多美國人(40%)對中國持負面意見。到2020年,只有26%的人對中國持贊同態度,相比之下,有66%的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皮尤研究中心2020)。

多年來,北京一直保持著防禦性的軍事姿態,實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這些原則是: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相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它的歷史可追溯到1953年12月中共國總理周恩來與印度政府舉行的談判。

然而,問題在於北京對「主權」、「領土完整」和「不干涉」的解釋,這些術語被用來捍衛其對台灣、東海和南海等有爭議地區,以及與鄰國有領土糾紛的其它地區的主權訴求。在野心勃勃的(通常是修正主義)歷史主張而不是國際法的指導下,中共國納入了周邊領土(例如台灣),儘管不符合國際法的主權界定,但仍將其視為主權領土。

因此在理論上,如果受到外界或當地力量的挑戰,中共軍隊會採取「防禦性」的反應。中共國如何定義主權是問題的關鍵,並且是與鄰國以及美國之間存在潛在軍事衝突的根源。這種態度還導致北京無視海牙常設仲裁法院2016年的一項裁決,該裁決否認了中共國對大多數南南合作項目歷史權利的法律依據。

1993年實施的中共軍委的新準則還納入了戰略第一要素,即進一步阻止美國對中國勢力範圍內的突發事件進行軍事干預。中共軍隊將獲取外國軍事技術(主要是從俄羅斯和烏克蘭)和本土發展作為其空軍和海軍的優先事項,輔助手段是間諜、盜竊信息和以學術交流為名的「千人計劃」。中共軍隊的導彈武庫旨在「威懾台灣」,同時威脅沖繩的美國空軍基地。後來,中共軍隊發展反艦彈道導彈,增強了其反進入的能力,其目的是防止美軍進入西太平洋並抑制其在戰場上安全行動的能力。

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結束時,在國防開支連續十年保持兩位數增長之後,中共軍隊向區域大國和印度太平洋地區的長期安全保證國美國擺出了完全不同的姿態。裝備了日漸強大的海軍:一艘正在運營的航空母艦遼寧號,另一艘最近服役的山東號,還有更多正在建造中的武器和更強大的空中防禦構架(S-300,S-400導彈系統,拜俄羅斯所賜),高空監視,更強大的遠征部隊及巡航和彈道導彈武庫。現在看來,中共軍隊在有能力戰勝區域大國的同時,也能夠與美國進行一定程度的抗衡。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在關於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中說:「面對國家安全環境的深刻變化,面對強國強軍的時代要求,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建設強大的現代化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打造堅強高效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構建中國特色現代作戰體系,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

有趣的是,這是「習近平強軍思想」首次出現在中共的官方宣傳中。為了表明「習近平思想」在中共國事務中的重要地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於2018年成立了「習近平強軍思想研究中心」。「習近平強軍思想」呼籲,「在一些西方國家的遏制和壓制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建設服從黨的指揮的強大軍事」。

它還說:「領導世界的大國必須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後盾。縱觀人類發展的歷史,每個國家和民族的崛起是其綜合國力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的結果。重要因素之一是其強大的國防和軍事實力。」習近平說,這支新軍隊必須「敢於打贏戰爭」。另一個專門研究「習近平思想」的學術中心,是2020年7月成立的外交部「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短語「習近平外交思想」 由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於2017年首次使用。(下文有更多詳述)

北京方面還利用心理學以及核武庫的威脅提醒美國,北京比華盛頓更認真地對待自己的目標(例如台灣的「統一」)。擁有現代化的中共海軍和空軍已加強了其在日本和台灣之間的宮古海峽以及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的運輸。

2013年初,中共國還單方面在東海宣布了航空識別區(ADIZ),加劇了與日本、台灣和美國之間重疊的航空識別區的緊張局勢。現在,它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以外進行定期的實彈射擊演習,並增加了在台灣海峽通過的次數(包括偶爾入侵台灣的航空識別區和海峽中線),還定期在東海和南海進行入侵,並在南海建造了人工島並部署了各種軍事設施。除了依靠傳統的海軍艦艇和潛艇跟蹤或驅逐外國「入侵者」之外,中共還依靠「海上民兵」(表面上是民用漁船)騷擾東海和南海的船隻,從而模糊了民用和軍事資產之間的界限,並使對手所面對的局面變得更加複雜。

為了進一步限制美國的勢力範圍並擴大自身的海岸線,中共還利用外交、基礎設施投資、貸款和精英掠奪來加強其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太平洋島嶼上的地位。 2019年9月,北京成功說服所羅門群島政府將建交國從中華民國(台灣)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國)。在其它方面,中共國也努力使海軍擁有在全球參與事務的能力。其中之一便是2017年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啟動的一個海軍基地,它已建成並正在擴展。

中共軍隊的新準則所主張的周邊地區的中國領土及所涉及的資產,加上中共有意培養的極端民族主義,以及在危機時期的隱形指揮鏈,都增加了溝通不暢和發生事故的風險,導致東亞的軍事對峙升級。中共國由於民族主義或受害人情緒而產生的輿論環境,也可能使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騎虎難下,因為他擔心被指軟弱無能。


中共國特色外交

在習近平領導下,軍事力量只是中共國崛起為近乎大國地位的一個組成部分。外交、經濟和灰色地帶的活動等其它要素,在使中共國升至今天的地位方面也發揮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2020年8月在討論「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文章《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外交思想 不斷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中強調了習近平和中共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2018年,習近平將自己任期延長為終身制。

習近平思想重申其不同於西方倡導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意識形態:「加強黨對對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統籌協調,是外交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政治保證。……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外交領域的歷史性飛躍。」

習近平思想還呼籲「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習近平仍然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是,他堅持提出建立新的政治和經濟秩序,是在表明中國模式已經可以替代現在西方主導的體系,他認為中共國的制度體系實際上優於其它國家。在習近平偏執的治理方式下,新設立的法律嚴重削弱了外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能力,或為中國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的能力。北京實施了更嚴格的意識形態指導方針,對中國的非官方媒體和學術界進行攻擊,也限制了中國公民與外國同行的互動。

除了被視為「核心利益」一部分的領土(如台灣、香港、澳門、新疆和西藏)外,習近平的願景既不是將中國的模式強加於其它社會,也不是為了最終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而在資本主義世界內引發革命。相反,中國試圖以有利於自身發展和治理模式的方式來塑造國際體系,學者John Keane將其描述為「新專制主義」。

因此,和平共處仍然是中共國外交政策的原則。但是,當一個不同的模式有可能威脅其野心時,中共國認為現在它有能力或合作、或強迫、或勸阻,並在必要時進行威脅。現在,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北京的世界觀中,在這種世界觀中,中共國處於巔峰狀態的特定國家體系允許大國統治小國。

正是在這個關頭,聯合國等舊模式和體制迎合了中共國的新野心,西方引領的國際秩序面臨著最大的挑戰——意識形態的衝突導致一些評論家提到「新冷戰」 。

例如,在聯合國,北京一直在發揮長期作用,並利用其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來重塑人權的定義,降低少數群體的政治、公民、文化和權利的重要性,在中共國模式下,這些權利「不適用」, 「並破壞了中共對社會的一黨控制」 (Piccone 2018)。兩個系統的碰撞所產生的摩擦,遠比西方和蘇聯之間的冷戰複雜(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另一個對全球秩序長期存在的威脅,源於中共國的「新專制主義」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

我們不應低估國家控制經濟和專制治理模式的吸引力,也不應忽略中國的發展援助和基礎設施投資——「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中東歐「17 + 1」合作,這些項目可以吸引那些對西方領導的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失望的國家,或者其政府正在尋求基礎設施援助、同時又不想遵守西方通常的民主和透明條件的國家。

正如蓋茨所說,中共國「似乎特別善於利用其發展項目來培養(和獎勵)受援助國的領導人,並將援助轉化為獲取和影響力」(2020年)。因此,中共國維護了專制政權,其中主要是伊朗和朝鮮的專制政權,同時與包括柬埔寨、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在內的許多其它國家形成了互利或「特殊關係」聯盟。中共機構也對烏干達和贊比亞建立監督網絡提供了這種服務(Parkinson,Bariyo和Chin 2019),或提供針對外國記者的培訓(以及必要的灌輸)等方面的援助(Crismundo 2019)。

 責任編輯:岳東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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