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潘焯鴻:無懼權貴揭弊 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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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8月03日訊】(香港大紀元記者黃采文、梁珍採訪報導)5年前,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發現港鐵沙中線偷工減料,於是一步步揭露這樁醜聞,期間他與家人遭受生命威脅,喪失7億港元的營業額,都未能阻嚇他發聲。今年7月他決定參選香港立法會議員,因為他相信手中握有權力,能更有力地捍衛香港人的權利。雖然港府無預警延期一年選舉,這份參選初衷,仍將伴隨他迎向未來歲月。

潘焯鴻日前接受《珍言真語》專訪,娓娓道來漫長的揭弊之路。

2015年,潘焯鴻發現有人有系統地剪短沙中線紅磡站擴建工程的鋼筋,「情況遠遠超出了我可以接受的範圍。牽涉到人命、公眾安全,它不只是個貪心、錢的問題,簡直就是草菅人命。我覺得過分到完全沒譜。」

他開始向地鐵總承建商禮頓與港鐵反映,「但是都不買我的帳,我覺得被人玩弄。」他發現港鐵與禮頓兩邊相互串連。於是,他向港府申訴,沒想到得來更令他憤怒的結果。「它(港府)希望這件事情不要出現,做法是想解決我這個吹哨人,滅了聲就算解決了。它的態度就很簡單:我不管地鐵和禮頓怎麼解決,總之我告訴你說:解決了。」

不認輸的他又層層上報。直到2017年9月,港鐵、禮頓與他簽下協議:願意補救結構上存在的安全問題。2018年2月,他得知港府暫停禮頓的牌照,「那就告一段落吧,對我來講目的也就是這樣。」不過,中科原本九成生意來自港府與港鐵,也因此未能收回紅磡站工程尾數約6,000至8,000萬元。其後每年高達7億元的生意額也化為烏有,「當然這些沒關係了。」

原以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不久後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死亡威脅:恐嚇電話、信息,他的車胎被捅爆,後視鏡、擋風玻璃被砸爛,用車傷痕累累,「我當時面臨的處境可能就是死了,可能(被人)就扔下樓了。」不僅如此,還以他兩個女兒的安全為威脅。

「2018年5月,我覺得一定要公開了,不公開我的個人安全真的是沒法保障了,我覺得政府也不會幫我。2018年的5月29日就有報紙報章爆這件事出來了。」然而聰明的他事先做了策略安排。

「如果我一下子把事情爆出來,第一,這個事情很複雜,市民聽不明白;第二,港鐵出來講兩句,跟著就把這個事情推走,新聞也就登一天就完了。幾個月以後我會面對更大的安全問題,而且這件事情也解決不了。」潘焯鴻先沙盤推演了一番。

他刻意先公開不是重點的部分,將部分事實隱而不談,「我儘量不要跟他們直接對壘,直到抓到他們所有的弱點,我再出來動他們。」「他們不斷地說謊話,然後不斷地被揭露,不斷說謊話,不斷被揭露,導致他們在市民眼中,完全是一坨屎。」後來港府成立獨立調查會得出的調查結果「百分之三十幾有問題,大過我的估計。」潘焯鴻說。

但事情似乎尚未完結,後續的司法覆核、多方聆訊,過程與結果都讓他直呼荒謬,但他也不打算認輸,「我手裡有現在航站三十多萬份文件,我已經整理了26件罪項出來,每件罪應該都有人坐牢的,我不會放棄,我跟著都會不斷去做,直到有人坐牢為止。」

與港鐵弊案糾纏五年,這場漫長、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抗爭,期間連親姊姊都跳船、棄他而去。而冷靜、講求數據與證據的工程師專業訓練,以及不認輸的性格,讓他走過低潮與打擊,令真相曝光於大眾前。過程中他發現香港在主權移交後,整個社會向下沉淪,尤其身處頂層金字塔的精英,「他們管理著整個社會,包括專業(人士)也都在其中。如果專業(人士)不守本分,利用他的專業去找錢、去爭取個人利益,找完快錢就儘快走人,離開香港,或者享受他的個人生活或者是家族生活的話,那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我見到任何人破壞香港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尤其是權貴,我都不會怕。而我會去對付他們,讓他們承擔幹壞事的後果,從而令其他人沒這麼大膽去繼續破壞香港利益。」

今年中共病毒疫情爆發,眼見香港口罩荒,於是他與員工投入研發「可重口罩」,利用台灣的布料,在越南大量生產,然後回到香港做包裝、消毒及設計,「利用了不同國家不同地方我們所知道的優勢,5月初就開始生產出來了。」

他比喻香港像個外皮尚完好,內部已潰爛的蘋果,「現在香港的處境,大家看得很灰暗,甚至有人宣揚,在制度上面無法反抗了,已經潰爛了。在我看來並非如此。」他認為應該儘力去扭轉目前的頹勢。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就等於颱風來了,已經在我們頭上了,所有事情都已經不受控制了。但那一刻一定會過去的。過去之後,回頭看,都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將一個爛蘋果治好是極其困難的,種個新蘋果出來可能簡單點,但是我們本身處在一個爛蘋果裡面。所以我決定不放棄,死都要留在這裡,希望有一天這個蘋果可以固本培元被治好,這就是我的目的。」潘焯鴻說。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建築工程師為港人製口罩 曾直言港鐵問題

記者:先講一下為什麼有這麼漂亮的口罩?

潘焯鴻:經歷過SARS,第一件事情想到如果疫情發生,口罩就會不夠,首先去印尼買口罩。我們做工程的比較注重規格,就算是三層口罩,然後發現印尼給我們的口罩開始偷工減料了。我們開始到處找,去俄羅斯、土耳其,我們也有在街上派捐給香港人。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開始產生口罩的第一個歷程。當時香港封關、半封關,海外工程都全部停了下來,在黃曆新年後基本上是不用開工,我自己和公司十個、八個的嫡系員工照常回到公司。我們在口罩方面繼續去鑽研去發展,有兩條線,一條線嘗試生產三層口罩,結果土耳其做了;接著第二條線我們生產可重口罩。我們覺得三層口罩長期不下去,因為當時中國大陸是主要生產噴布的地方,如果關閉了噴布,全世界都沒有供應的話,就做不了口罩了。我們要找新的路出來,去做新的口罩,使大家不需要依賴某個地區去供應,不夠dignity(尊嚴),所以我們就想可重口罩。

可重口罩是香港人的特色,我們按照所有口罩的標準,做口罩的原理和基礎,也很容易在網上找到不同的資料,我們的口罩用了聚乙烯亞胺,其實不是我們想出來的,2008年的時候就有人想出來了。接著我們在台灣有分公司,是做工程的,台灣公司裡有一位工程師的家族,是做人造纖維化纖出身的,他說你交過來做。

我們利用了台灣的經驗,台灣人造纖維在世界上最強,用台灣纖維的強度編織了這種口罩布出來。接著在越南大量生產,在越南做車工、貼濾鼻貼進去,用熱力烙上去的。然後拿到香港做包裝、消毒,設計在香港,後期包裝、消毒在香港。利用了不同國家不同地方我們所知道的優勢,當時是封關的,全部是經過網絡去通信的,在2月底我們開始有這個概念。第一個樣板做出來大概是3月底4月初。我們總共做了四期的樣板。第五版就是成型的,面世的產品,在5月初就開始生產出來了。

揭沙中線醜聞飽受人身威脅 醞釀參選路

記者:《港版國安法》首宗四個人被捕。現在參選成了高風險,為什麼你要走得這麼前?

潘焯鴻:2015年底開始,沙中線偷工減料被我發現了,情況遠遠超出了我可以接受的範圍。牽涉到人命的安全、公眾安全。我覺得很過分的,過分到完全沒譜。它不只是個貪心的問題,不只是個錢的問題,簡直就是草菅人命。那個時候開始我就覺得香港有問題了,問題就在於回歸以後我們在水準一直在下跌,整個社會都在沉淪,這個沉淪不一定完全是因為外在因素引起的。

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精英社會,是一個三角形。頂層的人是人數少些,但是他們管理著整個社會,包括專業(人士)也都在其中了。如果專業(人士)不守本分,利用他的專業去找錢、去爭取個人利益、去找快錢,找完快錢就儘快走人,離開香港,或者享受他的個人生活或者是家族生活的話,那我真的是接受不了。香港一個七百萬人的社會,不是你的社會,每個人都有他的份額,不代表他不知道你就可以騙他。

2015年的9月開始,我覺得不可以這樣了,我要發聲。最開始發聲,是很保險的發聲,我在合約的內部發聲,接下來先跟中層的管理層講,然後和高層講,然後和禮頓的總寫字樓講。但是都不買我的帳,我覺得被人玩弄。接下來我和地鐵講,然後我覺得地鐵在幫禮頓(總承建商)。擺明了兩邊(地鐵和禮頓),我講一句,可能三分鐘之後,兩邊都完全知道我要講什麼,我知道他們內部有默契。

接下來我就和政府講,沒想到和政府講更生氣。政府當時給我的印象是它未必一定想包庇這件事情,但是它希望這件事情不要出現。政府的做法是想解決我這個吹哨人,滅了聲就算解決了。它的態度就很簡單:我不管地鐵和禮頓怎麼解決,總之我告訴你說解決,你解決了就行,也不會去管。我告訴它會有安全問題它也不管。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沒辦法了,我只好一直把這件事情層層向上報。

2017年的9月這個事我已經鬧得很厲害了。只不過沒有在報界面前吵。那當時是在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或者是在運房局的壓力下,港鐵、禮頓和我開會,跟我簽一個協議:願意補救這個結構上存在的安全問題。

我覺得在香港簽合約,簽一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要遵循的。協議簽了之後,2018年的1到2月份期間,禮頓的第二把交椅專門來找我,並告訴我已經執行了(協議),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他還給我看一個電話說政府懲罰了他,停了他的牌照,我也應該把這事告一段落。我當時想到你已經停牌了那就告一段落吧,對我來講目的也就是這樣。當時它已經懲罰我了,已經不給錢了,當然這些沒關係了。

到2018年6月我為什麼又出聲呢?一個就是個人和家庭安全問題,有人挑戰我們的安全。現在大家覺得國安恐怖。我當時人身安全的恐怖可能比現在的國安還恐怖。國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如果它要對付你的時候,比如像那幾個年輕人還能打電話出去,還能通知別人。我當時面臨的處境就是可能就是死了,可能(被人)就扔下樓了。

記者:人身安全的威脅可不可以講得再具體一點?

潘焯鴻:我的車現在都是傷痕累累,車胎被人家都捅爆了,(後視)鏡被人打破,擋風玻璃也被人砸爛,什麼都全劃花了。在WhatsApp上面收到的個人威脅也很多了,恐嚇電話也很多了。有一段時間甚至恐嚇要對付我的兩個女兒。

到了2018年5月,我覺得一定要公開了,不公開我的個人安全真的是沒法保障了,我覺得政府也不會幫我。2018年的5月29日就有報紙報章爆這件事出來了。當時爆(這個事出來)的時候我就想到,那時候地鐵還是個金色招牌,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沒人知道地鐵裡腐敗得這麼厲害。如果我一下子把事情爆出來,結果就很簡單:第一,這個事情很複雜,市民聽不明白;第二,港鐵出來講兩句,跟著就把這個事情推走,新聞也就登一天就完了。幾個月以後我會面對更大的安全問題,而且這件事情也解決不了。所以當時我的做法就是把部分事情收起來,把不是重點的先講出來,也估到港鐵照例會否認。當時港鐵真的是這麼做的,它找了二打六(無關重要的人)。

因為我在地鐵做了很多工程,我知道誰做到事,誰做不了事。他出來就說:Jason潘講的話我完全不贊同,是假的,我說沒有這樣的事。他們在背後也給議員放一些風說那個問題就是Jason潘搞出來的,搞不定了,現在爆出來就是想騙錢。或者想金錢利益的,甚至禮頓在那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是某一個香港人以為很好的大律師,在他嘴裡,都沒經過驗證之下就說Jason潘在這件事上收600萬,亂講一通,就是他希望在報紙上,希望將我的誠信降低。因為剛開始爆的時候,他們不承認自己偷工減料,他直接講沒有這回事,他們不斷地說謊話,然後不斷地被揭露,不斷說謊話,不斷被揭露,導致他們在市民眼中,完全是一坨屎。

我站在一個比較的位置之下我才站出來,去數落他們,最初我會隱蔽我自己,儘量不給他們攻擊到,儘量不要跟他們直接對壘,直到抓到他們所有的弱點,我再出來動他們。跟著最初他們是否認的,甚至出文件出廣告說沒有這回事,他們買了二十多份報紙廣告,或者寄信給政府說他們沒有偷工減料,全部跟合約辦事,跟著調查委員會查出來做出來的結果是原來百分之三十幾有問題,大過我的估計,結果現在那個報告就完畢了,但是實際上這件事沒完的。

我曾經在報告之後做過司法覆核,在調查委員會後,就是多方參與的一個聆訊,其實就很講份額的。就是說,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加一如果有人告訴你等於三,你覺得的很荒謬對吧,但是如果在一個調查委員會裡面,有7個party說1+1等於3,只有中科一個位說1+1=2,那主席會判1+1等於3贏,因為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是荒謬之處。

這個荒謬香港大學剛剛就發生了,就是和18:2的情況一樣,只要席位贏,多荒謬都可以做得出來的。這方面就是香港現在暫時的制度上還有些缺憾要修補,但是無論怎樣,就因為那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我手裡有現在航站三十多萬份文件,全部在我手裡。我已經整理了26件罪項出來,每件罪應該都有人坐牢的,我不會放棄,我跟著都會不斷去做,直到有人坐牢為止。

工業界監查制度不公 窮追不捨堅持調查

記者:你有點像工程界的David Webb(香港股票投資評論員),有沒有人這樣講過?

潘焯鴻:有啊,有的人說我像日本常青樹。

記者:要有些專業才可以挑戰一些貪腐或者腐敗、黑暗。現在香港出了很多問題,從你的專業角度,怎樣去拯救這種事情?

潘焯鴻:外在架構我真是沒能力的,坦白講來自北京那個壓力真的沒辦法處理,真的處理不了。但是在內在,如果我們當自己是蘋果,除了外在出現問題之外,各種人都有,這件事回過頭看就是「輕舟已過萬重山」。其實當時的處境,我坦白說,我的親人,我的親姐姐也覺得沒法鬥了,已經輸定了,政府和地鐵要對付你們,你們死定了。我說不行,照樣去,我的姊姊最後就離開了,但我仍然繼續。但是我始終都沒有輸。

現在看香港的處境,大家看得很灰暗,甚至有人宣揚,在制度上面無法反抗了,已經潰爛了。在我看來並非如此。我有幾個看法,第一個,那些持份者,尤其是在制度上有話語權的持份者,包括代議士(議員),當他自己都不儘力,或者說他自己都承認輸了,不認識、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權利,不去嘗試用盡,然後就宣揚沒法鬥了,公義沒了,制度都爛了,我很鄙視這種人。第二,縱使制度有人想去破壞,譬如金門被告這件事情,金門在香港建築界,大眾市民都覺得這是金漆招牌,但其實都是爛掉了,裡面千瘡百孔,西九龍(劇院)地陷又是它,(西部通道大橋)斷纜也是它,海洋公園的水上樂園20億變40億超支一倍也是它。政府正在救它,很明顯,海洋公園砸錢去救這個公司,很明顯有些地下的、暗中的交易。

但是我都逼到政府昨天入稟高院告它。這種反應就是說,制度有問題,又或者質問制度的人也有問題,但你仍然有方法令這件事扭轉。蘋果裡面,切開外皮可能沒問題,但蘋果裡面我做不做得到?你不去做,然後你就說,制度爛了沒法做,那就是問題。即使現在的氣氛好差,就等於颱風來了,已經在我們頭上了,所有事情都已經不受控制了,但那一刻一定會過去的。過去之後,回頭看,都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生死於斯守護下一代 子女留守展望未來

記者:蘋果給我的時候挺好的,這個爛蘋果要重生,是不是人心的改變呢?

潘焯鴻:將一個爛蘋果治好是極其困難的,種個新蘋果出來可能簡單點,但是我們本身處在一個爛蘋果裡面,香港人。所以我就決定不放棄,死都要留在這裡,希望有一天這個蘋果可以固本培元被治好,這就是我的目的。

記者:好萊塢的電影就是這樣,有一群不畏死的勇士始拯救地球。

潘焯鴻:如果多幾個Jason Poon,我力量很小很輕,如果有更多人這樣想,其實力量很大的。

記者:袁爸爸在打國際戰線。周小龍是受到袁爸爸的影響,決定不移民了,要留在這裡抗爭。

潘焯鴻:是啊。周小龍我都認識。周小龍、Jason Poon都是那一類人。

記者:你們很相似,本身是成功人士。香港是國際金融城市,真正的精英很多在金融界,但是金融界的人不出來講話。

潘焯鴻:金融界就極受北水影響。

記者:但是這個爛蘋果他們都有份。

潘焯鴻:是的,現在我們的看法就是,周小龍在批發零售界,我在建築界,甚至可能很多無名英雄正在做的事情,希望喚醒更多人,社會上各個界別,各個專業,希望社會那個三角形的頂上的尖子,醒悟,讓大家先改善,讓蘋果有固本培元的一天。

無懼權貴儘力修復制度 替天行道捍衛港人利益

記者:你的參選口號是「生死於斯、替港行道」。「替天行道」,你是怎麼想到的?

潘焯鴻:是我們整個團隊一起想的,二十多個人一起想的,當時主力就是用「契弟」這個詞。想這個詞很可能被政府禁的,譬如我們的單張文宣政府是免費派發的,如果我們用「契弟」做口號的話,政府可能會不收、不給寄。

當時我們有很多備選,怎麼能讓公眾明白我們在做什麼,幾個字很難讓他們明白,但至少說,生於斯,死於斯,我在這裡出生、成長,也打算留到最後,這就是承諾。

「替天行道」的意思就是我們已經在做事了,總之如果我見到任何人破壞香港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尤其是權貴,我都不會怕,而我會去對付他們,拿到他們的(幹壞事承擔的)後果,從而令其他人沒這麼大膽去繼續破壞香港利益。「替天行道」,我希望為香港人利益做到的一些事情。

責任編輯:連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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