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新安採訪報導）被羈押37天後，前《紐約時報》攝影記者、紀錄片製作人、作家杜斌於22日晚間取保獲釋回家。杜斌在次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詳細介紹了自己此次被抓的前前後後。他表示自己無罪，並對外界朋友的關注表示感謝。
新書出版
被中共查抄的電腦裡面還有他寫的書稿和照片資料。其中就有《赤色恐怖：列寧的共產主義實驗》這本圖像書，警察也看到了這本書的出版信息。由杜斌自費出版，和台灣台中市的出版公司簽署的合同。
「那天我剛剛打印出來拍的照片、簽了字發過去。1月5日印廠就交貨了，現在在網上應該可以看到這本書的書訊了。在台灣的網絡書店應該已經開始銷售了。」杜斌說，「這本書也沒有提到中國，他們覺得列寧跟他們也很遠，也沒有問什麼東西。」
「電腦裡還有澳大利亞齊家貞大姐的一本書叫『毛主席的父女囚徒』，我幫她校對了一下裡面的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大興的國保他們也看到了這個書稿的全部內容。其它的，還有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河北省永年縣在1945年—1947年被圍困的書稿。」
杜斌說，「那上面能夠非常清晰地展示出來我是如何認真的對待史料的。比如台灣國家檔案管理局的檔案編號、具體的年月日、出處我都標在上面，密密麻麻的，這些資料來源、每個引用的話都塗了顏色。我做這個書、尤其是歷史類的書籍，我就是根據史料來寫的，全部都是非常嚴謹的，就像做嚴肅的學術研究一樣。」
「他們在審訊我的過程中，也提到了就是關於這些史料的事情。我說我每句話都有依據，每句引語都有出處，這就是我的寫作態度。這涉及到我的名聲，如何嚴肅地對待史料，這涉及到我的一個寫作的一個準則。他們說你有沒有捏造的地方，我說絕對不敢捏造，他在筆錄上出現的就是『絕對不敢』。」
1月6日最後一次提訊，警方表示對銀行帳戶裡面裡還有三筆錢他們不了解，其中有一個是通過支付寶打印出來的資金流動情況。他們說，「我們注意到已經一年多了，每天都有增加5.88元，說這個是什麼情況？」後來杜斌回到了監室裡就問其他人，其他人就說了這就是支付寶公司裡的餘額寶，就是為了刺激消費，買東西花一點錢他就給你增加5.88元。
一件白背心
杜斌被送進看守所的那段時間正好天氣降溫，監舍很冷。他說，「屋裡有一個鐵門，後面還通風的，裡面也冷，有的人把襪子有幾雙襪子穿幾雙，因為坐板那地方也冷，夜裡睡覺也通風的。」
「審訊的時候那幾天天氣特別冷，當時我進去的時候就是穿著個棉襖，那個棉襖有好多人穿過了，棉襖也髒，棉褲也髒，敞著個懷，上面那個黏扣又黏不住，穿的時間太長了。戴著手銬，穿著拖鞋，穿了一個襪子，坐在鐵椅子上。」
後來監室裡的管理員（大牢頭）給他找了一個舊的白背心，杜斌覺得挺感激的，因為天那麼冷，都降溫了，這個小襯衫多少人讓人能顯得體面一點。
「後來我一直都不能洗，因為我沒有替換的衣服，別的人都有人存錢買吃的買喝的、買襪子，跟我在一起的有一個23歲的小伙子我一直在開導他，他就買了一雙襪子給了我，別人又給了一個內褲。內褲、襪子可以換洗，唯獨就是這個襯衫，裡面穿了一個襯衫不能洗。」
第28天的時候，杜斌第一次和律師見面，只有20分鐘。他剛把一些案子的主要事情交待完，見面的時間就結束了。
第二天和另一律師見面，律師告訴他說，拍照片的事情，跟尋釁滋事是沒有關係的，構不成罪名。出版書又沒有拿到國內來銷售，沒有給國內的人看，又沒有放在互聯網上給大家看，這個跟尋釁滋事也是沒有關係的。「所以你這個罪名是不成立的，我們回去要給你辦理取保候審。」
杜斌對律師說，「如果我被捕了，一定要再過來看我。還有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以前有一個以色列的女朋友，她跟我們家裡也沒有聯繫過，我被抓了她也不知道。這次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根據我的感受，不像2013年被抓那次那麼樂觀，所以就是要把這個信息傳達出去。就是我被抓了，有可能會在裡面待著，所以就很對不起她，就讓她不要再等我了。」
在第35天的時候，犯人勸他把白襯衫洗一洗。他說，「現在家裡倒給我存錢了，我想買東西，現在問題是我什麼也買不到，吃的因為疫情也被取消了，有錢買不到東西。我又沒有替換的衣服，我這兩天就要見檢察官了，如果見女檢察官你敞著個懷實在是太失禮了，所以我說髒就髒吧，反正我就待37天，絕對不會多待。」
「報號員（二牢頭）聽見了也沒說話。報號員就是叫號員，該坐板了，他就說『上板』，坐板結束了，他說『下板』，開飯了他說『都下來排隊』，就做這個工作的。」
戴上護目鏡提審
大興的疫情逐漸加重，確診病例不斷增加。杜斌的案卷已經被交給了大興區檢察院，進行審查逮捕階段，要走檢察院提訊的流程。跟女檢察官見面的時候，杜斌被叫到了審訊室，這次是通過視頻，就是不讓在押人員與外面的人接觸。
後期他跟警察見面的時候，都要戴上護目鏡，戴著皮手套。杜斌問警察：外面的疫情是不是加重了？警察則說：外面的疫情是有點加重了，不過這跟外面沒關係，這就是為了保護你們。
女檢察官提訓時省略了很多個人信息，就問了一個主要的問題：你覺得你有罪嗎？杜斌說：「我覺得我沒有罪！」「我在海子角村拍了幾張照片，這個本身是構不成尋釁滋事的；另外我在香港出書，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正常的出版。我的出版和版稅收入都是合法的。」
簽取保候審的時候，有個警察跟他說，他進了看守所以後，第2天分局領導又拿著他的鑰匙，跟著房東又去他家裡搜查了一次。
「我的住處可能還有別的對他們來說更好的證據，其實他們已經找到那幾本書，別的也沒啥。他們後來可能也沒搞到什麼東西，可能也就沒有辦法了吧。」杜斌說，「但是有一點我能感覺到，他們就是要想把我搞進去，讓我坐牢，我能感覺到很明顯的，否則的話他也不會下那麼多的功夫，一遍又一遍地做那些筆錄。匆匆忙忙地來，匆匆忙忙地走，最後又匆匆忙忙地把我放出來了。」
2013年的豐台國保支隊的隊長曾對他說，這是中央領導交辦的案子。
「這一次2021年，我被刑拘37天，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又經歷了這麼一個過程，然後又被釋放了。這次給了我一個取保候審義務告知書，又給了我一個取保候審決定書，然後又給了我一個看守所的釋放證明書。應該說我多少比2013年豐台國寶那次收穫還多，收穫了多兩張法律文書。」
他說，「有一點我還是很高興的。通過這種方式，多少也能證明了我的清白，至少證明我沒有捏造這些歷史事實。我就在想了，我就一直堅持，為什麼我要用這種非常嚴肅的、類似於學術研究一樣的認真態度，來對待這些史料，原因就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本身已經足夠，完全無需任何一個字的捏造。」
童年的傷口要用一生治癒
當局為什麼要針對杜斌寫書羅織罪名，想把他送入監獄呢？對此，杜斌表示，「我個人覺得他們之所以提到這些事情，主要的原因是他們覺得我寫的這些應該說都是寂寂無名的小人物，通過他們個體的這些遭遇，可能就看到了整個國家的這個狀況。所以他們覺得很不舒服。所以他們就要看一看，這些年來我通過寫書又掙不到錢，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熱情來做這個？」
「其實我跟他們說得很清楚，就是因為我童年的經歷。童年給我留下的感覺就是飢餓，因為我不愛上學也不回家，老娘見到我就打我。那會兒我就覺得我很可憐，我就像那些小動物一樣受傷害，總之我可能要用這一生來治癒我童年不愉快的經歷。人家說『七歲看老』，就是童年的幸福和不幸福會影響你的一生。幸福的童年讓你這一生都是幸福的，不愉快的或者是不幸的童年，你要用一生來治癒，就是像一個傷口一樣。」
「我說這些受傷害的女人，這些被凌辱的女人、被侮辱的女人，她們的經歷就讓我想起來了我的童年經歷，我覺得她們的經歷就像是我的經歷一樣，所以我願意冒著風險去寫這些東西。」
「他們一直想找根源，為什麼？這就是根源。這個跟意識形態是沒有任何關係的，這只跟人性有關係。當然我這樣來說，作為這些意識形態的掌控者，他們是不相信的。但是這就是我能說出來的，這是最基本的東西，這個跟政治跟其它的都沒有關係。我想這只跟人性有關係。這就是我這麼些年為什麼願意冒著風險來做這些東西的原因。」
20年青春 2次刑拘
杜斌被認為是一名優秀的攝影記者，2004年起任職《紐約時報》北京分社，但因為寫書引起當局不快未能獲得工作許可證被迫離職。2007年4月，《紐約時報》兩名記者獲得2006年普立茲國際報導獎，獲獎的八篇故事中有七篇故事的照片是由杜斌拍攝的。
但知名維權人士向莉認為，杜斌同時具有三重身分，他還是歷史學者和人權捍衛者。近年杜斌專注歷史研究，撰寫《天安門屠殺》，據說是第一本身在中國的人士編著的六四書籍。
杜斌說，「再回頭看起來，我從2000年開始拍攝《上訪者》開始，到我2020年12月再一次被刑事拘留，其實等於說，我拿了我生命中最寶貴的、最燦爛的青春，也就是從28歲到48歲，我用了20年的燦爛的青春寫了這些書。最後就得到了這麼一個結果。」
2020年的7月28日，杜斌曾被警務站的警察傳喚過一次。警察讓他刪掉推特用戶名「杜斌：向北京國保討債」，以及備註裡的副標題「一個被中共高層稱為專門挖政府瘡疤的人」。並表示這是國保的意思。這個推特名杜斌用了大概5年的時間。
過了兩天警察又來找他，說還有一些內容要刪除。杜斌說，「我那裡面我又不轉敏感的東西，自己又不發敏感的東西，就轉一些生活、讀書、愛情方面的東西。不過他們還是找到了，就打電話給國保，他們可能就已經在檢視我的推特上的帖子。」國保說7月9號那天的帖子有問題，轉發了北京高瑜關於許章潤教授被放回家的帖子。
在警務站，警察用VPN打開杜斌的手機推特帳戶，一條一條地刪。2020年7月份杜斌大概轉了200多條帖子，還有3萬多條，不知道哪年能刪完？杜斌說要不以後就不再用推特了，這個事情就這樣罷了。
他分析，有可能去年外面的整個的形勢緊張起來了，國保在清理海外這些社交媒體上的相關信息，注意到了這個推特用戶名。「因為這是我2014年解除取保候審以後，6年以後才有警察來接觸。」
他說，「2020年是我的本命年，我覺得在我的本命年裡有這麼一場劫難也是理所當然。我並不怕什麼，我唯一有一點害怕的就是：如果坐牢了，只會讓我的這些寶貴的時間白白地浪費了。」
「坐牢並不可怕，因為有很多情況跟我不同的人有的都在監獄裡，有的待了一年多了，還沒有被判決，就一直關押著，我比他們的情況要好得多，比他們的境遇都要好得多。所以坐牢和不坐牢在這麼個大監獄裡其實沒有多大的區別。當然我根本就不悲觀，我也不害怕。因為我做的東西，都是客觀真實存在的東西，只不過我給它記錄了下來而已。」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