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12月12日訊】中共在幾天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明年的經濟工作重點，就是「穩字當頭」，同時，新華社的報導中，也用了一連串的「穩」字來強調宏觀政策、貨幣政策等等。可以看到，中共擔心經濟「不穩」的壓力加大，那麼，在求穩心切的狀況下，中共能實現經濟軟著陸嗎？而且，在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多個因素中，人口的巨大危機，甚至會上升到國家危機，「一代戶」已經成了中國目前家庭戶的主流，那麼，中共目前的應對辦法能真正有效嗎？我們今天，就來關注一下這方面的話題。
我們先來看兩則財經簡訊。
*降溫人民幣升值 中共央行調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
*美國就業市場緊俏 企業計劃明年給員工大幅加薪
由於近期人民幣兌美元仍在不斷升值，中共央行在9日宣布，自12月15日起，將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從現行的7%提高到9%。在5月底的時候，中共央行已經調升過2個百分點。中共央行的最新數據顯示，11月份的外匯存款規模為1.018萬億美元，已經接近6月的紀錄高點。分析人士認為，調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將促使商業銀行，更多地保留一部分外匯資金用於上繳，增加美元需求的同時減少美元供給，緩和人民幣升值。這也表明，中共監管層對人民幣強勢深感不安，希望保持人民幣雙向波動的走勢。有中資銀行交易員認為，從兩次調整的時間點看，人民幣兌美元的政策底基本就在6.35附近。
再來看美國就業市場情況，美國勞工部數據表示，目前美國就業市場緊俏，裁員率較低。在截至12月4日的一周內，首次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降到18.4萬，申請人數在持續走低，是近50年來的最低水平。與此同時，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Conference Board）的一項調查發現，企業平均準備將工資總額的3.9%，用於明年的加薪，是2008年以來最高水平，而且私營部門工資的加速增長，可能會延續到2022年。大約39%的調查對象表示，通貨膨脹是他們決定提升明年薪資的因素之一。不過，工資這樣持續上漲，可能推動消費者價格上升，因為企業將會用漲價來補償工資的增加。
好，現在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中國穩增長「壓力山大」如何實現經濟軟著陸？
中共在12月6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並總結說，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不過，這樣的高調總結，也掩蓋不了中國面臨的一系列經濟困境。就像有評論所說的，2020年和即將過去的2021年，都是中共全面走下坡路的流年，如果非要說「里程碑」，這兩年倒可以說是中共快速衰敗的「里程碑」。
另外，12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在發布的2022年《經濟藍皮書》中提到，考慮到全球疫情仍在持續，預計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在5.3%左右。
藍皮書還建議，明年GDP的增長目標設定在5%以上，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率設在3%左右，並且提到明年的財政收入壓力仍大，預計財政收入增長率將從今年的10.9%下降到明年的6%，並提到地方債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同時，藍皮書預計中國2022年的物價總體溫和上漲。
目前，為了穩定經濟增長，中共正在試圖打出一系列的政策「組合拳」，但《華爾街日報》評論說，中共領導人，一方面試圖扭轉經濟增長大幅放緩的勢頭，但是同時，又受到了減少債務、還有遏制投機行為等政策的限制，不想放棄在源頭上造成經濟疲軟的政策。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可能會考驗中共政府引導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的能力。
不過，即便是中共能夠度過眼前的難關，實現經濟軟著陸，但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放緩已經是不可避免了，因為中國面臨的巨大的人口危機，才是未來經濟增長面臨的真正挑戰。
巨大的人口危機 正在向中國襲來
根據21經濟網的報導，在中國，「三口之家」已經不再是家庭最主流的模式。中國的家庭模式，在過去10年中，又進一步轉換到了獨居，或者是夫妻二人為主的模式。
人口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全國「二代戶」的比重高達47.83%，但是在2020年，卻縮水到了36.72%。相反，「一代戶」的比重，卻大幅上升了15.33個百分點，達到49.5%，成為了家庭的主流模式。這一增一減的背後，是中國家庭模式的大轉換。
所謂「二代戶」，就是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一代戶」，就是指同一輩人居住，或者單身居住的情況，比如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以及孩子都已經離家的空巢老人等。
從統計數據來看，「一代戶」比重提升的情況，並不是單獨發生在某些地區，而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具體來講，中國各省區的「一代戶」比例都在大幅提升，最低也在40%以上，吉林、內蒙、天津等13個省區市的「一代戶」比重，已經超過50%，其中北京、上海、黑龍江、浙江等地區，比重更是超過了58%。
從中國的家庭戶規模上，也可以看出，「三口之家」已經不再是中國的主流家庭模式。回顧歷次中國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家庭戶規模一直呈現了持續下降的態勢，1982年的時候，是一戶家庭平均4.41人；2000年時，是3.44人；到了2020年，已經下降到了一個家庭戶只有2.62人，還不到3個人。
中國家庭戶規模的不斷縮小，主要原因就是總和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齡化，以及人口流動等因素。
所謂總和生育率，通俗的理解，就是所有女性在生育年齡期間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通常，總和生育率2.1被認為是更替水平，能夠維持人口的不增不減。當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就被稱為「生育陷阱」，一旦進入生育陷阱，再想要扭轉生育率的下降，就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但是，中共官方的數據顯示，在2020年，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
那麼，哪些原因造成了總和生育率的下降呢？其中包括，育齡婦女不斷減少、結婚率下降、晚婚晚育等等。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除了因為社會變遷和觀念的改變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個政治因素，那就是和中共實行了幾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直接相關。中共的計劃生育，讓人口出生率不斷的下降，造成了育齡婦女的數量不斷萎縮。
例如，國際上，一般把15至49歲女性計算為育齡婦女。但是，中國2020年的育齡婦女數量，和2010年相比，減少了4,591萬人。如果只計算最佳生育年齡婦女，就是20至34歲的女性人口，同期的人數也下降了1,517萬人。
此外，「一代戶」比例增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老齡化和人口流動。尤其是，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讓家庭整體應對風險的能力減弱，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顯示，中國的空巢老人突破了1億。這些老人，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無人陪護、無人慰藉、就醫困難等問題。
而且，這些問題在農村就更顯得突出。數據顯示，中國鄉村60歲以上老人的比重是23.81%，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是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了7.99%和6.61%。與城市相比，農村不但老齡化程度更高，而且，養老服務基礎設施更薄弱，服務力量還欠缺。
這背後的原因，又和中共的另一項政策分不開，那就是中共實行的城鄉有別的戶籍制。所以，中國的城鎮化率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數據顯示，當美國、日本和韓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時，其城鎮化率都達到了70%以上。而中國2019年的城鎮化率只達到60.6%，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更低，僅有大約44.4%。另外，數據還顯示，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萬元，而農村居民，只有1.6萬元。
同時，人口快速老齡化，又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衝擊性的影響，它直接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勞動力市場的規模萎縮，使經濟增長放緩；而且顯著降低了全要素生產率，從而降低了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
對於國家發展來說，老齡化是大災難。另外，老齡化也可能導致儲蓄率下降，以及消費水平的下降，這些都會對經濟產生衝擊。根據相應的數據和模型來推算，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僅僅是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將使未來5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下降1個百分點左右。
那麼，中國要如何應對人口危機帶來的挑戰呢？
目前，中共已經放開了「三孩」政策，還出台了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為了解決年輕人買不起房子、養不起孩子的困境，還在整頓房地產業和教培行業，而且，還提出了一個「共同富裕」的口號。
因為中共已經認識到，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後，中國已經面臨長期衰退的危機，如果不改變經濟發展模式，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從長期來說，必須提高生育率，改變人口結構；從短期來看，必須從依賴外需轉向推動內需，從依賴出口轉向依賴消費。
但是，人口結構的改變可能一蹴而就嗎？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這需要幾十年的努力，還未必奏效，而中共目前實行的這些政策，事實上，也沒有真正起到鼓勵生育的作用。
至於中國的消費潛力為何無法釋放出來，很大程度上是巨大的貧富懸殊造成的。中金公司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有2.2億中國人的月收入，低於人民幣500元，李克強之前也提到，中國6億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這樣的收入水平，要如何刺激消費呢？顯然，如果中共，不去真正想辦法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是靠割各種「韭菜」來滿足黨的「內需」，是無法刺激消費，也無法達到經濟轉型的目標的。
其實，中共及其政策，包括計劃生育和城鄉戶籍制度等，才是導致中國人口危機和貧富差距的真正根源。俄羅斯總統普京曾經把人口危機提高到「國家危機」的高度，而現在，中共面臨的危機恐怕比這還要深遠得多。
財商經濟研究所
策劃：宇文銘
撰文：李松筠
編輯：蔚然、宇文銘
剪輯：曲歌
監製：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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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