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3月23日訊】（新唐人記者方菲採訪報導）從「餵龍」到覺醒、再到喚醒他人，好萊塢製片人、《餵龍》一書作者克里斯‧芬頓（Chris Fenton）表示，這一過程歷時20年。他認為好萊塢一直在協助中共政權變強大，已瀕臨失控狀態。
日前，芬頓在接受採訪時談道：「直到多年後，我才意識到我們把中國龍餵得太飽。」「而且我們這樣做的方式讓龍如此強大，以至於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我們永遠無法控制它了。」
《餵龍》一書創作起因
芬頓首先談到了他寫作《餵龍》（Feeding the Dragon，又譯《投餵中國龍》）一書的初衷，「我當時想寫一本回憶錄，記錄20年來我參與過的美中之間的商業和文化交流，以及我在這期間遭遇和經歷的各種事。」
當年，為了安撫中共，芬頓在想辦法讓漫威影業（Marvel）修改《鋼鐵人3》的劇情時，他的太太珍妮弗提醒他，「你不覺得你把這頭猛獸餵得太飽了嗎？」
「不、不、不。這件事情就得這麼做。如果你想讓你的產品或服務進入中國，你就必須安撫中國（中共）政府，你必須確保中共批准你的產品或服務，認可你想給中國民眾傳達的信息。這是你能進入中國的唯一途徑，只有這樣才能接觸到中國消費者。」芬頓回答道。
他表示自己一直都沒有把太太的話放在心上，直到多年以後，才發現到自己的失誤。而之後發生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以及NBA休士頓火箭隊的前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推文支持香港抗議者引發的一幕幕，讓他開始覺醒。他提到，這就是為什麼他將這本書起名為《餵龍》的原因。
為中企效力
芬頓在康奈爾大學獲得工程學士學位後，在洛杉磯好萊塢開始了他的事業生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侍者，然後一步一步找到了當地最大經紀公司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一份工作（該公司後來被奮進公司（Endeavor）收購）。
成為一名經紀人後，他的工作主要是為影視作品前期「選定主創團隊」。「我那時候是一大批演員、編劇和導演的經紀人。」他說，但到了2001年末、2002年初時，「我的老闆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跟我說：公司眼下正在經歷轉型，我們決定解僱你。」
「我的天哪！我原本構想好了我的整個事業藍圖，包括給演員、編劇和導演當經紀人，做電影前期籌備工作，比如說我籌備過《王牌大賤諜》（Austin Powers）、《賭王之王》（Rounders）、迪斯尼的許多賣座大片等，我們給這些電影安排過一線演員、一線導演等等。突然，這一切都崩塌了。」他說。
離開威廉莫里斯，芬頓發現自己手裡還留有一家準備與威廉莫里斯合作的中國公司DMG的聯絡方式。
DMG是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娛樂傳媒公司。芬頓隨後開始為這家中企工作。
通過電影娛樂業 為中共做大服務
進入DMG後，芬頓的主要工作是說服美國（好萊塢）的合作夥伴，「我們是他們最合適的中方合夥人，因為我們能幫他們與中國（中共）政府牽線。」他說，「我們能促成中國（中共）政府批准讓美國這邊的產品或服務進入中國市場。然後我們可以藉助在中國的業務基礎，進行市場營銷，讓中國消費者注意到並喜愛我們推廣的產品或服務。」
無論是漫威、迪斯尼或其它影業公司，他都會跟他們說：「你看，你們的電影現在無法打入中國市場。我們就是來幫你們的。我們知道應該找中國（中共）政府裡的哪些官員。我們知道如何讓這些官員認可你們要推廣的內容，讓他們意識到這些內容和他們要實現的總體目標和計劃是有關聯的。」他說這家公司也知道如何恰當地向中國消費者做營銷和推廣。
「但是問題是，我們漸漸發現中國市場的商機太巨大了，我們開始把推廣產品變成強制性的品牌整合工作，也就是把中共的宣傳融入到電影裡去，討中共歡心，使他們願意把我們推廣的內容投放到中國市場。」
他以《迴路殺手》（Looper）這部影片舉例說：「這部電影背景的設定本來是未來的法國，但是我們把它修改成了未來的中國。」他表示不僅把地點修改成未來的中國，他們甚至與上海市政府合作，設計他們預想的40年後上海市天際線的景觀。「我們把上海市變成了未來都市、世界中心。這樣一來，世界的中心就成了中國。上海也變成了地球上最具創新力、技術最先進的都市。」
芬頓談到從本質上來講，這其實是在電影中把中國展示成了「一個品牌」，「把中國打造成40年之後全世界人人都嚮往的地方。」他說，「現在回顧這段經歷，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我們等於是為中共的宣傳部打了一則廣告，通過這部電影，去營造民族自豪感。而且推廣了中共想要推廣的信息，不僅是在中國境內，也是在世界範圍。」他認為大部分看過這部電影的人甚至沒有意識到影片裡有「中共的宣傳因素」。
覺醒後發現自己是「同謀」
芬頓認為，現在的影視公司「安撫中共，修改劇情、剪掉情節」，此做法已經很普遍了。
他說，與此同時，影視公司會與中共政府合作，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中國形象，避開敏感話題，包括西藏、台灣、香港、或對維吾爾人的暴行等。他談到好萊塢現在確實是在「做預先自我審查」，或者「通過電影的內容在全世界主動（替中共）做宣傳」。
當談到覺醒的時刻，他說，「這要歸功於我太太。事實上，每位做先生的都應該聽太太的話。當你太太有話要說的時候，你最好聽進去，因為她肯定是對的。你猜怎樣？2012年時，我沒有聽我太太的話。」
芬頓說，直到2019年，他終於聽進去了。
2019年8月，芬頓跟隨三位美國國會議員的訪港代表團，對香港進行了為期11天的訪問。「那時正值香港反送中抗議活動的高峰期。」他說，他們見到了抗議者們，隨後在同一天，還和林鄭月娥共進午餐。「所以我們看到了兩方的情況，聽到了兩方的抱怨、來自兩方的不同問題、要傳遞的信息，那次經歷令我大開眼界。」
「但是與此同時，我當時仍然相信，全球主義、外交手段、還有我們一直以來打開中國市場的方法對美國是有利的。直到一個月後，莫雷推文事件給了我當頭一棒，我才真正明白和醒悟過來，這個辦法並沒有那麼好。事實上，它非常不好，有很多方面需要我們去改變。」芬頓說。
「當時，休士頓火箭隊的時任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推文支持香港的抗議者。」他說，「隨後，中共立刻終止了NBA在中國的相關合約。我當時本以為NBA對這件事會保持沉默。但是我沒有料到，美國公眾會因這件事覺醒過來，美國的領導者們也醒悟過來。」
他提及當時人們開始問：「你們為什麼要保持沉默？莫雷行使了他的言論自由權利。你們怎麼回事？」他表示就是在那個時候，美國公眾意識到，NBA為了進入中國市場，向中共低頭了。
他開始思考人有時候需要「在鏡子裡反思一下自己」。他問自己：「我是不是也犯了同樣的錯？」「我的天啊！我自己20年來也是同謀。這太糟糕了！」
他表示寫這本回憶錄，就是想幫助人們從他的經歷反思到其它領域、其它行業，「讓人們明白：他們也做了相似的事情，才走到了今天。而現在，我們必須要改變做法，我們必須要明白這對美國或西方盟友的長久福祉是有害的。因此我們需要嚴肅對待它，在為時已晚之前採取行動。」
中共習慣性打壓言論自由 好萊塢坐視不理
在談到出生於北京、剛剛贏得金球獎最佳導演獎的華裔導演趙婷被中共封殺的事件時，芬頓以其過往的經歷表示，他「百分之百」認同這就是中共在壓制言論自由，甚至是在中國境外。「趙婷事件可以聯繫到新的國家安全法，該法律實際上在限制和壓制中國境外的人的說話方式。」
他還認為，這不僅是與《無依之地》（Nomadland）這部電影有關，「其實這裡面還牽涉著11月陸續出台的漫威和迪斯尼的數部電影。所以迪斯尼和漫威也不得不應對這次的爭議事件。我們知道漫威現在是全球影視娛樂界價值最高的IP。」他提及疫情之前推出的最後一部漫威電影《復仇者聯盟》的最後一集，票房僅在（中國）市場就有7億美元。
還有電影《花木蘭》的拍攝，「他們與中國新疆地方政府合作，而恰恰是這群人把當地居民關進了集中營。您覺得我們的底線應該是什麼？什麼時候對中共說不？」他反問道。
「《花木蘭》的爭議發生之後，迪斯尼就開始保持沉默，他們什麼都不說。」
他說，「他們之所以不說話，原因和剛才說的NBA以及莫雷事件相同。他們知道一旦說話，中方就會報復。他們可能會被禁止進入中國市場，中共可能會關閉上海迪斯尼，可能會把商機給萬達或者復星來運作。」他認為無論後果是什麼，都牽涉到「太大的利害關係」，「所以他們保持沉默。」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袁麗、李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