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7月01日訊】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最近在《眾新聞》發表系列文章，就中共建黨百年，分析這個黨的本質，現轉載如下。
上文提到，1927年蘇聯大使館被搜查，繳獲大批文件證明蘇聯豢養中共意圖顛覆中國政府之後，蘇聯老羞成怒，宣布與中國斷交，而國民黨就開始清共。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政策徹底失敗。但是蘇聯通過中共來顛覆中國的野心沒有變，它向中共發出一系列指示，要中共從此實行武裝割據。
一、共產國際煽動中共走武裝割據路線
蘇聯大使館被搜後，蘇聯密謀報復，在短短幾個月內向中共發出指示及要求，馬上實行城市暴動、農村土改、武裝割據等政策。
1）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五月指示」
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斯大林（又譯史太林）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會議並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提出開展農村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群眾、組建自己軍隊的方針。這是共產國際第一次向中共提出武裝割據的要求。會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中共發出指示（即所謂「五月指示」）：開展土地革命，發動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改組國民黨，接管國民黨及其軍隊的領導權；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及兩湖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十個師團，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2. 共產國際指示中共緊急召開「八七會議」
接著，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在1927年8月7日在武漢召開秘密會議，決定採取武裝割據的政策來奪取政權，這是武裝割據的開始。這次會議完全是由共產國際操控的。會議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筆者按：實際就是把共產國際的指示作為中共的意見向黨員傳達）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他的主要內容是把國共合作失敗歸咎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先後發言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軍事等問題上的錯誤，強調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說：「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思想。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文件。
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儘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鍵，來發動和組織農民舉行秋收暴動」。會議要求中央黨、團機關「應當在極短期間調最積極的、堅強的、革命性穩定的、有鬥爭經驗的同志儘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農民暴動的組織者」。
會議通過的《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指出：要「注意於武裝工人及其暴動巷戰等軍事訓練，即刻準備能響應鄉村農民的暴動，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權」。「工人階級應時刻的準備能領導並參加武裝暴動。以鄉村農民之勝利為依據，推翻反革命政權，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權的城市政府」。
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從此中共就走上武裝割據的道路。根據《百度》的統計，自「八七會議」之後，到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前，中共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領導了近百次武裝起義，為日後的軍事割據定下基礎。這本身就已經對當時的中央政府產生很大的壓力。1929年爆發「中東路事件」，蘇聯又向中共發來指令（即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十月來信」），要求中共製定「武裝保衛蘇聯」的政策，而具體的辦法則是廣泛建立武裝割據基地。關於這點，筆者在本系列中東路事件已經詳細介紹，這裡不贅。
二、中共建立蘇維埃實行軍事割據
1923年初，蘇俄在《孫文越飛聯合聲明》中聲稱共產革命不適用於中國，承諾不將共產制度引入中國，該聲明第一條即說：「孫逸仙博士認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但是，列寧與孫中山先生均辭世後，斯大林就違背此承諾，決心向中國輸出革命，把他們的蘇維埃制度強加給中國。1926年2月，共產國際根據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改組，成立了十一個地區書記處。其中之一是主管東方國家的遠東書記處，由東方部部長彼得羅夫（拉斯科爾尼科夫）任書記，成員有：原遠東部部長維經斯基，別達赫特、謝馬溫、蔡和森、楊諾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羅娃和福京。4月，共產國際在上海設立了遠東局，由維津斯基（化名為謝爾蓋、謝爾金）任主席，成員包括拉菲斯（化名馬克思），格列爾（化名教授），福京（化名年輕人）和中朝日三國共產黨代表。新成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專門負責向中國輸出共產主義制度，策動暴動和建立蘇維埃的制度。1927年搜查蘇聯使館後，蘇聯就更加速赤化中國，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共自甘充當它的馬前卒。
1927年在八七會議上，在共產國際煽動下，中共已確定了通過武裝力量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方針。9月27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聯席會議上肯定中國革命已進入第三階段，即為蘇維埃而鬥爭的時期（「蘇維埃」俄文意為會議或代表會議，十月革命後發展成為蘇聯的政權形式，在中國，凡建立這種政權模式的地方都簡稱「蘇區」）。同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更明確指出：「現時革命階段之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權獨裁制性質的政權，只能在蘇維埃制度的形式裏建立起來」[1] 。從此蘇維埃政權開始在中國大地上相繼建立，使中國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共在翌年（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鄉間別墅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的黨代表大會搬到外國召開，其附庸性質十分明顯）決議，正式確定了建立「蘇維埃」分裂政權的方針。
從1927年到1937年這10年間，中共在全國建立起來的所謂「蘇區」及帶有「蘇區」性質的地方割據政權計有附表所見的「中共割據政權建立的根據地」：
從地圖上看，這些星羅棋布的「根據地」、「邊區」、「遊擊區」就仿若在人體內四散的癌細胞，不斷擴散並吞噬肌體，終於導致中央政府的垮台。
附圖一：遍布全國的恍如人體癌細胞的「革命根據地」。
三、蘇聯為中共「武裝割據」準備了大量物資
蘇聯使館被搜後，國民黨除了內部清黨之外，也驅逐蘇聯共產國際在華人員。共產國際被迫撤銷了上海遠東局，但仍然通過秘密聯絡站和各地蘇俄領事館調撥資金，相繼策動了南昌、湖南秋收、湖北黃麻、廣州、陜西清澗等一系列暴動以報復國民黨。1929年初，共產國際將遠東局從海參崴祕密遷回上海，繼續領導中共。根據陳憲輝《革命的苦難》[2] 一書的記載：
「共產國際派遣蘇聯軍方情報機構要員牛蘭（HILAIRE NUULEN）及夫人汪得利（GERTRUDE RUEGG）以獨立商行為掩護，在上海設立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秘密聯絡站。遠東局內分三個相對獨立的部門：政治部負責傳達共產國際政策指示，幫助中共制定各種政策文件，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和中共的情況；組織科負責向中共及遠東其它國家共產黨發放經費，安排莫斯科與中共之間的人員、文件往來，無線電通訊，及安排重要會議等等；軍事顧問部負責策動中國各地的武裝暴動。牛蘭夫婦以設在上海租界內的「大都會貿易公司」等三家公司為掩護，負責管理祕密電台、安排共產黨人員往返蘇俄，調撥經費，及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中共與亞洲各國黨之間的聯絡，接收、中轉信件、電報、郵包，安排秘密印刷點和秘密會議等工作。通過牛蘭的三家貿易公司，共產國際的巨額資金源源匯入中國，成為蘇俄在中國創建紅軍、蘇區，策動各地暴動的動力源頭。」
筆者在本系列之3的文章引述中共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肖甡教授（大校軍銜）的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央蘇區的軍事鬥爭》[3] 一文的分析，中共開展的軍事鬥爭，「是在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這裡不贅。根據西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曾小林及張力的論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與中共武裝鬥爭述論》[4] 詳細縷述共產國際如何支持中共武裝割據，本文無法詳細引述，只引述其中一部分：
「從1931年到1934年，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高度關註的時期，也是共產國際對紅軍武器支援最多的時期，共產國際執委會和遠東局常主動詢問中央蘇區，給他們增加經費、武器彈藥及醫療用品的援助。共產國際聯絡部於1932年派了格柏特到中國，建立了三部電台，形成了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共中央以及中央蘇區的快速信息通道，因而從1932年到1934年間，共產國際對中央蘇區的各種武器及藥物援助，大都直接由共產國際的領導皮亞特尼茨基同遠東局聯繫和溝通，再由遠東局同中央蘇區或中共中央進行聯繫，或者由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聯繫。經中共代表團之手的物資援助，在1932年和 1933 年沒有具體資料。但1934年9月，共產國際在中央蘇區危急時期，決定在華南的一個港口建立採購和向蘇區運送武器、彈藥和藥品的機構。當時，王明被委任為執行者，但由於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於10月撤離了中央蘇區，這一任務沒能完成。」
這裡就披露了有關蘇聯擬在華南建立軍火庫以支持中共的計劃，根據本身是「紅二代」的軍事歷史學者徐澤榮的考證，這個軍火庫就設在廣東北部五嶺中的梅嶺的一個特大的溶洞裏。據徐澤榮說[5] ：「廣東梅嶺鐘鼓巖主洞極大，可儲藏上萬箱槍支（10支一箱）以及上萬箱子彈（萬發一箱）毫無問題」。他並透露，為永遠掩蓋蘇援餉械曾藏此洞真相，在1949年之後，中共高層核心人物曾下令「毀洞滅跡」。
徐澤榮的證據有三：
其一：1927年國方寧漢合流之後，中共「八七會議」之前，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特使羅易、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武漢政府（跨黨）農業部部長譚平山，曾在武漢召開秘密三人會議。會上，譚氏力主鄂湘贛三省工農革命群眾，跟隨中共秘掌軍隊返回廣東，和當地工農革命群眾一道再組新軍，重作北伐，奪取政權，一統天下，因為「收復廣東很有必要。那裏有三十萬支步槍，有同國外聯繫的港口，有財政資源……」（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羅易1927年6月8日於漢口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份電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黃修榮等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四卷中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馬貴丸等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310頁。
其二，當時乃由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來指導中共軍事行動。最先派來中國的軍事代表是蓋利斯，直接受蘇軍總參謀部情況部第四局局長別爾津的領導。到上海後，中共中央對其依靠更多，幾乎所有有關紅軍的作戰訓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在撰於1930年11月30日的《蓋利斯給別爾津的書面報告：對中國紅軍部隊的總的評述（截止1930年11月15日）》中，蓋利斯確認：紅軍人員總數為五萬四千，步槍總數為三十萬五千，機槍總數為七十，迫擊炮總數為十三，山炮總數為二。（徐氏認為五萬四千官兵即有步槍三十萬五千，槍數乃是人數的五點六倍，除非六萬紅軍能夠消滅百萬白軍，否則不可能繳獲三十萬槍枝。所以這30萬槍枝必然是蘇聯運來的。
其三：據時任廣州政府炮兵總監的鄧演存（鄧演達胞兄）等數人的記述，北伐發動之前，蘇聯曾經幾次派船祕運軍火到穗，其中規模最大一次，接援方面征用了「四五十艘大駁船轉運了四五天才運完」。見鄧演存等：《略記孫中山「以俄為師」的決策及蘇聯顧問在廣東的工作》，廣州市政協文獻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267頁。
據徐澤榮的考證，在梅嶺的這個軍火庫，應該只是「東庫」，還有一個「西庫」，位於「三連一陽」某大溶洞（三連一陽即為京廣鐵路以西連州、連山、連南、陽山四縣）。這是他在文革時親自了解的，溶洞裏藏有大批剩餘的槍支被運到陽山縣小山鎮廣東省第八鋼鐵廠（又稱特種鋼鐵廠）回爐熔化。
從這裡可以看出，蘇聯為了支持中共武裝割據，不惜偷偷在華南建立祕密軍火庫用來武裝中共。事實上，共產國際遠東局的金錢和軍火分配決定著各地暴動規模和紅色割據的消長。沒有共產國際提供的金錢軍火就沒有中國遍地的紅色暴動、紅軍和紅色割據。
徐澤榮這位「紅二代」軍事歷史專家，曾經發表《真相真理雙真集》，詳細考證了1927年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實行武裝割據之後，中共從蘇聯得到的軍事援助詳情。他的研究分別從槍、炮、餉（軍餉）、和庫（軍火庫）四方面入手，分析蘇聯把這些金錢和物資輸送到中共手裡的具體路線（附地圖）及經手人，徹底戳破中共所謂「小米加步槍」（即中共革命成功方法）的神話。
註釋：
[1] 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頁。
[2] 陳憲輝，歷史學者，1954年出生，文革中爲農場知青八年，文革後上大學，畢業後在北京任教，後赴美留學，九十年代工作、定居於香港。 著有《二十世紀中國紀事——革命的苦難》、《清末民初》、《北洋政府時代》、《國民政府時代-上下冊》、《毛澤東時代-上下冊》、《鄧小平時代》等。
[3] 載《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學報》（第8卷第2期）2015年3月25日。
[4] 載《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2期2021年3月。
[5] 徐澤榮：《踏察南雄縣鐘鼓岩疑為陳濟棠協蘇聯濟中共軍火庫日記》，載2013年1月7日《共識網》。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