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麻雀清零後果嚴重 為其喊冤科學家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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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5月27日訊】當下,在全世界採取與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共存,恢復正常生產生活之際,中國大陸卻罔顧一些有良知專家的建議,秉承最高層堅持「動態清零」的指示而繼續封城、封小區,而因此在各地引發的次生災害數不勝數,民眾怨聲載道。這不禁讓人想起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和中共發動的聲勢浩大的麻雀清零運動。歷史和科學早已證明那場運動的錯誤和荒謬,而今日荒謬的歷史又在中國大地上演。或許回顧那段歷史,可以有助於世人更清醒地認識當下。

毛下令消滅麻雀

中共建政後,在城市、農村發起了一個又一個運動,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鎮壓了民國政府的公職人員和軍人。在農村,貧苦農民雖然通過所謂的土地改革有了自己的土地,嘗到了甜頭,但幾年後的農村合作化運動,在使他們失去土地的同時,也失去了曾經擁有的自由,即不能離開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產隊),不能隨自己意生產耕作,有個時期一點自留地,多餵兩隻母雞,當官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尾巴。

《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耀剛在他的《大國寡民》一書中說,「合作化不久,就是高級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戶藉制度,農民被牢牢地管住了。」簡單說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後農民實際已逐漸成為一種新式農奴,而中共成了最大而且唯一的新農奴主,大概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農奴主。後來這個大農奴主一手釀造出慘絕人寰的大飢荒,幾千萬農民在這場人禍中默默餓死,竟然無災民成群逃荒流竄城市,亦無陳勝吳廣揭竿而起。

麻雀清零運動,就發生在農村合作化運動走向高潮時,在中共逐漸通過各種運動馴服了很多中國人之時。1955年冬天,在中共中央著手起草一個從1956年到1967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際,中共最高黨魁毛澤東聽有農民反映說麻雀禍害莊稼,「一起一落,糧食上萬」。毛便決定將麻雀同老鼠、蒼蠅、蚊子一起,作為必須予以消滅的「四害」寫進綱要。

在《農業十七條》(即《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第13條這樣寫道:「除四害,即在七年內基本消滅老鼠(及其它害獸)、麻雀(及其它害鳥,但烏鴉是否宜於消滅,尚未研究)、蒼蠅、蚊子。」

在醞釀《農業十七條》的過程中,中共農業部負責人曾約見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研究員、鳥類學家鄭作新,就是否該消滅麻雀徵詢意見。鄭作新的看法是:國內有關麻雀的研究資料很少。麻雀在農作物收成季節吃穀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雛期間吃害蟲,是有相當益處的。對付麻雀的為害,不應該是消滅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不過,就是這位反對消滅麻雀的鳥類學家,後來在政治的高壓下,提供了不少捕殺麻雀的辦法,並表示麻雀害多益少。

然而,鄭作新的看法並未被採納,麻雀在《農業十七條》中被列入要被消滅的「四害」之一。此時,毛的想法起了主導作用。這與當下中共黨魁堅持動態清零何其相似。

1955年底,《農業十七條》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給各省徵求意見。1956年1月,由《農業十七條》擴展成的《農業四十條》中,都將麻雀列入「四害」之中。隨著《農業四十條》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被通過,麻雀與老鼠、蒼蠅、蚊子一起成了最遲要在12年的時間裡被堅決消滅的對象。

開始剿殺麻雀

就在1955年冬中共高層討論《農業十七條》時,一些敏感的地方官員已經開始了消滅麻雀的運動。如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人民日報》上出現了這樣的報導:「青年團甘肅省委發出號召,要求在全省組織100萬青少年,在冬春兩季開展大規模的消滅麻雀的活動。」「青年團北京市委號召全市青年們廣泛發動群眾,從1 956年1月7日開展一個打麻雀突擊運動周,在一週內把城區和郊區的麻雀基本消滅。」據報,甘肅省七天消滅麻雀23.4萬隻。

在《農業四十條》正式公布後,全國各地開始大舉消滅麻雀,其全民動員的場面和當下全民瘋狂、全民核酸場面有得一比。不過,在毛拋出「雙百方針」,採取旨在消滅知識分子的「引蛇出洞」後,關於是否要消滅麻雀引發了學界的大討論。

關於麻雀是否要消滅的大討論

一些不了解中共本性的生物學家,以為中共真的希望知識分子「百家爭鳴」,所以開始為麻雀鳴冤。

1956年秋,在青島舉行的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上,召開了一次麻雀問題討論會。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所所長、實驗胚胎學家、細胞學家朱洗、動物研究室研究員鄭作新、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張作人、薛德焴等反對消滅麻雀的生物學家作了大會發言。他們坦陳麻雀不是害鳥,定麻雀為害鳥的根據不足,建議在沒有得到科學結論之前暫緩捕殺麻雀,政府不要轟轟烈烈地發動滅雀運動;同時呼籲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對麻雀的益害問題進行深人研究。

最先發言的朱洗舉了一個典型例子,說1744年,普魯士國王弗里德裡希(也稱腓特烈大帝),因為討厭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個不停,而且還偷吃櫻桃園裡的果子,就下令懸賞除滅麻雀,誰殺死一隻麻雀就可以得到六個芬林的獎金。於是大家爭相捕雀,結果麻雀沒有了,而果樹的害蟲因沒了天敵,越繁殖越多,把果樹葉子都吃光了,結不出一個果子來。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並且被迫去外國運來麻雀,加以保護和繁殖。

隨即,朱洗還引用了美國紐約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亞為撲滅害蟲從國外引進麻雀的成果,並表示「我們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應該承認麻雀在某些季節確實有害,更多的時間是有益的」。因此,他提出「是否應該消滅麻雀尚應考慮」。

由於捕殺麻雀是毛和中央的決策,與會的很多人沒有支持上述幾位專家的看法,這與當下何其相似。大會也因此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主持會議的中國動物學會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李汝棋在會議總結發言時說:目前對這個問題我們很難作出結論。希望大會將記錄整理出來送農業部參考。我們建議所謂的為麻雀「緩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適當的。

會議結束後,關於是否消滅麻雀的討論仍在繼續。上海《文匯報》於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陸續刊出了一些生物學家和農學工作者反對或贊成消滅麻雀的文章。其中,薛德焴在1956年12月3日發表的一篇名為《談談麻雀》的文章在讀者中引起了巨大反響,並促成了一場關於麻雀問題的全民大討論。

一位山東讀者來信反映了當地麻雀絕跡後的嚴重後果:白楊樹的葉子不見了,上面布滿了皮蟲,呈現冬枯現象。一位南京讀者在信中說,在城市裡特別是大城市裡,麻雀對消滅樹上的害蟲和清除雜草是會有一定好處的,麻雀的鳴聲也能為城市帶來一些生氣,因此,在城市裡不必消滅麻雀。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張作人也主張「可以把麻雀作為控制的對象,不要作為撲滅的對象」。

而贊成消滅麻雀的人中最為積極的是當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生物學家周建人。他於1957年1月18日在《北京日報》上撰文《麻雀顯然是害鳥》稱,「麻雀為害鳥是無須懷疑的」,「害鳥應當撲滅,不必猶豫」,並批評了那些反對消滅麻雀的人,稱他們是「自然界的順民」與「均衡論」者。

當時參與討論的還有蘇聯專家。1957年5月7日,來訪的蘇聯科學院自然保護委員會委員、生物學家米赫羅夫在回答《文匯報》記者的提問時說:「蘇聯北部和森林地區田少樹多,麻雀對人益多害少。城市裡麻雀多半吃蟲,對人完全有益。對以上地區的麻雀,蘇聯人不予消滅。在蘇聯南部田野間,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蘇聯人常作小規模鬥爭。在森林、田野、城市相連地帶,麻雀對人同時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時予以消滅才是對的。」

上述討論多少還是產生了一定影響。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對原來的『除四害』條文略作了修改,提出「打麻雀是為了保護莊稼,在城市裡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這算是對麻雀網開了一面。

大躍進對麻雀的大屠殺

然而,對麻雀網開一面並未持續太久,隨著意圖趕超英美的「大躍進」的到來,麻雀悲慘的命運到來了。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提出「消滅四害,不但可以在十年內實現,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實現」。3月17日,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與衛生部聯合召開除四害、消滅疾病競賽會議,口號是:「爭取提早成為四無國。」這樣的反應與現在各級政府高呼「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爭取早日清零」區別在哪裡呢?

為了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很多省市開始行動起來,如下省市決定提前實現「四無」。它們是:北京市(定為兩年)、河南省(定為三年)、上海市(定為三至五年)、江蘇省(定為四年),山東省、山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雲南省、甘肅省、黑龍江省(定為五年),安徽省(定為五至八年)。

因為在「四害」中,麻雀最容易對付,所以從這一年3月開始,全國掀起了滅雀運動的高潮。四川首先開始,並首創了圍剿麻雀中打「人民戰爭」的經驗。

四川作家、歷史學者鄭光路曾向《新世紀》週刊講述了當年巴蜀大地 「滅雀大戰」的一個真實案例:1958年3月13日,四川省邛崍縣成立「除七害運動委員會」,明確提出把麻雀定為「頭號敵人」,利用現有槍枝,動員一切力量,全面捕打麻雀,要求每人捕打麻雀30~50隻,爭取兩年後成為無麻雀縣!3月12日,邛崍縣劃出了 1945個「戰區」,成立了148個戰鬥隊,合稱「消滅麻雀挺進軍」。「全軍」戰鬥員總數達到了218,007人。

3月14日,全縣所有單位統統關門,軍民總動員「全部投入戰鬥」。從清晨七點開始,吶喊聲、槍鳴聲、鑼鼓敲打聲此起彼伏,軍人百姓想盡一切辦法對麻雀窮追猛打,一直折騰到深夜才告收兵。「此次鬧劇確實是『人民戰爭』,僅城關地區就受傷3人。據2001年《邛崍文史資料》第15集130頁至131頁記載,縣川劇團一職工因鳥槍走火當場『光榮犧牲』。」

自3月20日至22日,四川全省滅雀共1500萬隻,毀雀巢8萬個,掏雀蛋35萬個。而四川所謂的「先進經驗」也迅速被峨嵋電影製片廠拍成新聞紀錄片,在全國放映,四川的經驗很快在全國推廣。

據《炎黃春秋》1998年第8期刊登的薛攀皋《為麻雀翻案的艱難歷程》一文中描述,四川之後,天津、哈爾濱、杭州、長春、鎮江、北京等城市紛紛效法,這些城市到4月6日共滅雀1600萬隻。

北京痛剿麻雀在鄭光路看來算得上是曠古奇觀,他通過收集大量資料,大致復原了1958年4月19日發生在北京的情景:這天早上5點,隨著北京市圍剿麻雀總指揮王崑崙副市長一聲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立刻槍聲轟響,鞭炮齊鳴。在天壇「戰區」,30多個解放軍神槍手埋伏在殲滅區,一天中殲滅麻雀966隻。在南苑東鐵匠營鄉承壽寺生產站的毒餌誘撲區,兩小時內毒死麻雀400隻。宣武區陶然亭一帶出動居民2000人,大半天消滅麻雀512隻。在海淀區玉淵潭周圍,3000多人從水、旱兩路夾擊麻雀,被打死和累垮的麻雀紛紛墜落水中。傍晚後,青年突擊隊又到樹林、城牆、房檐等處掏窩、堵窩、捕捉麻雀。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這樣描述道:「300萬人總動員一天殲滅八萬三。」如今我們看來這自然是十分荒誕可笑的,可是未來的人看今日處於封控和清零下的中國人,難道不也會覺得十分荒誕可笑嗎?

對此「勝利」,中共官媒做了大量報導。《人民日報》更認為,這是人類向自然開戰,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錢學森、華羅庚在內的科學技術界的專家和教授也參與了消滅麻雀運動。不管內心的真實想法如何,他們普遍表現得比較積極。文藝工作者也奉命謳歌「這場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時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也緊跟形勢,作了令人作嘔的《咒麻雀》詩一首,刊於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報》。

這首詩是這樣的: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颳。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你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像郭沫若這樣緊跟形勢、令人作嘔的文人,當下同樣並不少見。

據中共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的統計,從1958年元月至1958年12月,全國共消滅麻雀21.1億隻。這無疑是一場針對麻雀的大屠殺,可憐的麻雀已是所剩無幾。

國際友人唱反調

對於中國如此殘酷的滅雀運動,國際輿論唱了反調。親中共並為中共唱了不少讚歌的女作家韓素音,寫了一篇很長的報導《麻雀即將滅亡》,發在美國的《紐約客》雜誌。她在文章中哀嘆道:「滅雀戰破壞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這是科學的死亡。」「我永遠不願再看到這樣的麻雀戰!」

中科院化學研究所顧問、蘇聯化學家米哈伊爾·阿·克羅契科表示,「我們俄國人懷著厭惡的心情注視著這場對麻雀的屠殺。」

當下,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說:許多外國人也懷著厭惡的心情正注視著這場清零運動。

麻雀清零嚴重後果顯

很快,麻雀清零的嚴重後果顯現出來。1959年春夏,上海、揚州等城市樹木害蟲大發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樹的葉子幾乎被害蟲吃光。而中國農村也因為蟲害、人民公社化以及「大躍進」高報產量等問題而出現了大饑荒。一些生物學家強烈要求為麻雀洗冤。

可是正如清零政策一樣,最高黨魁的意志是高於一切的。1959年7月10日下午,毛在廬山會議上講到《農業四十條》即《綱要修正草案》時,又提到了麻雀問題,並不肯承認錯誤,表示還是要清除。不過,中共在開展了有限糾「左」工作後,知識界沉悶的氣氛有所緩和。以郭沫若為首的一批歷史學家,發表文章為曹操翻案,當時影響很大。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徐京華藉機說,既然曹操可以翻案,麻雀為什麼不能平反!為麻雀平反,比替曹操翻案意義大。

在許多生物學家的強烈反對下,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在當年11月27日以反映科學家不同意見的方式寫了一份《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請胡喬木轉報毛,隨《報告》附送了一份《有關麻雀益害問題的一些資料》。《資料》共三個部分:一、外國關於麻雀問題的幾個歷史事例;二、目前國外科學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國科學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紹了朱洗、馮德培、張香桐和鄭作新四位生物學家反對消滅麻雀的意見。

毛看完報告後,在黨內高層印發。1960年3月,毛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

4月6日,譚震林在中共人大做的報告中談到「除四害」運動,稱「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綱要所說的除四害中,應當把麻雀改為臭蟲。」算是正式為麻雀平了反,為中共找了個台階下。

科學家們遭到迫害

雖然麻雀被正名了,但那些為麻雀鳴冤的生物學家們卻因為反對毛和中共的消滅麻雀的決策,沒逃過中共的文革。

當年最先提出以史為鑑,吸取外國滅麻雀的教訓的朱洗,雖然1962年因癌症去世,但在文革開始後,被批其膽敢將毛與封建帝王普魯士腓列特大帝作比,是公開反對毛,因此其墓被毀滅,墓碑被砸毀,並被曝屍。直到1978年11月26日,朱洗才獲重新安葬。

鳥類學家鄭作新在文革中的罪名是為麻雀評功擺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反對最高指示,因此被沒完沒了地批鬥。

華師大教授張作人、薛德焴等人同樣在文革中慘遭迫害。

結語

令人哀嘆的是,歷史上荒誕的一幕一次又一次在中國大地上演,今日的動態清零病毒就是一例。難道這就是中國人擺脫不掉的悲催命運嗎?

參考資料:《炎黃春秋》1998年第8期薛攀皋《為麻雀翻案的艱難歷程》

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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