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4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蔡溶紐約報導）前女權主義者哈靈頓（Mary Harrington）的《女權主義反進步》新書原定於今天（26日）在曼哈頓舉行發布會。然而，由於該場所在社交媒體上被人批評，租賃合同被突然取消，而主辦方First Things的網站也遭到黑客攻擊。儘管如此，主辦方並不打算向所謂的「取消文化」屈服。
新書作者哈靈頓在Compact雜誌發文表示，這是由於她最近在推特上批評兒童變性手術，直接冒犯了某些人。她認為這種手術是一種不可逆的行為，會使人永久絕育。她的批評措辭強烈，把從事這些手術的人稱為「屠夫」，並堅持她的說法。
哈靈頓表示，她從社交媒體上的反對意見中看到，反對者對她的新書內容也很「不舒服」。她認為自己作為一個鮮為人知的英國媽媽和作家，在紐約的文化場所被認為是「踏入禁區」，這表明「紐約市正在失去其知識的活力」。她說，在英國，取消文化的勢頭也很猛烈，「許多英國婦女因為公開反對變性而被貶低，被審查，被取消好友，被解僱。」
面對這些壓力，哈靈頓和主辦方計劃在一個新的地點推廣其新書，而不是向攻擊者道歉。主辦方說：「我們打算戰鬥，不打算就這樣倒下去。」有興趣參加今晚7點新書發布會的人士，可電郵info@compactmag.com了解新地點。
新書作者哈靈頓在1990年代的英國長大，她在牛津大學接觸到了批判理論。畢業後，她在20多歲時成為反資本主義、性別質疑的鬥士。但在結婚、生孩子後，她的觀點發生了深刻的轉變。
哈靈頓在自述文中回憶，對於像她這種90年代英國家鄉的普通中產階級女孩而言，進步是她們所做一切的背景，而相對的物質舒適和安全則被視為理所當然。她們堅信女權主義能夠帶來持續進步，因為從她的祖母1914年出生，到她1979年出生，女性的生活發生了不可估量的改善。
作為一名牛津大學英國文學本科生，她學習批判和酷兒理論，這既證實了她對進步的信念，同時也從根本上擾亂了她的信仰。這種偏執的心理轉變讓她感到有點發狂。
畢業後，她本能地反感等級制度，強烈抵制任何感覺像是有人試圖對她施加權力的事物，並決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所有這一切使她成為雇主眼中一個不太理想的員工。
她曾遊走在低薪工作、艱深小說創作和反資本主義之間，這也延伸到她對女性的看法。在閱讀了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0年出版的《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後，她開始質疑自己是否真的是女性，她嘗試過毒品、變態和非一夫一妻制的關係。這種思想讓她感到「解放和革命」，也像她一直夢想的「進步」。
然而，她遊歷過的每一個平等主義公社都被證明充滿了人際間的權力遊戲，無論是誰打掃廚房，還是誰在晚飯後洗碗，把男性排除在家庭之外並不能消除競爭和剝削。她試圖擺脫等級制度，但卻陷入了新的等級制度。她也越來越不滿意不斷變化的浪漫糾葛，並渴望建立更持久的夥伴關係。她不確定這樣做的政治後果，是否代表她「叛變了」。
2008年，她和朋友創辦的初創企業倒閉，這也隨之打破了她對市場創造力和活力來解決社會挑戰的幻想。她失去了社交圈、事業、大部分信念和身分。 經過好幾年的時間，她才從反等級制度的理想主義廢墟中，重新組合出一種類似可行的世界觀。在她三十多歲時，她嫁給了一個男人並搬離倫敦，成為一名心理治療師，也有了一個孩子。
在懷孕之前，她一直想當然地認為，男人和女人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相信「進步」意味著男女平等，女性能擺脫文化上強加的義務（例如做家務事）、期望、刻板印象或限制。然而，懷孕和初為人母的經歷讓這一切都不復存在，她最終拋棄了激進的女權主義。
她說，對「人妻」和「人母」角色的選擇，最終產生了一種看起來相當傳統的家庭生活，她發現從兩性戰爭的噩夢中唯一的解脫方式是認識到夫妻雙方是「相互依賴而不是壓迫」，她也由此回歸一個漂亮、正常的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她感到自己獲得「比進步的20歲時」更平等、更完整的自我。
哈靈頓在她的新書中審視了自己的生活，試圖找出為什麼「女權主義偏離軌道如此之遠」的答案。在圍繞女權主義者意味著什麼的文化爭論中，作家哈靈頓問道：如果個人主義、家庭解放和性自由是過去四十年女權主義的幸福戰利品，為什麼這麼多女人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責任編輯：陳玟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