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1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楊欣文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在反送中運動中，作爲前線記者的劉健倫不但在現場要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生與死的考驗，事後更要療愈鮮爲人知的心理創傷。5年過去，雖然噩夢仍揮之不去，但飛灰落下生出了新的希望。如今，劉健倫導演願以《寧化飛灰》一片去喚起人們對那段歷史的關注，與香港人用勇氣去等待那個共同盟約實現的一天。
向出生入死的前線記者致敬
1. 中過很多「槍」在創傷後遺症中掙扎
當劉健倫用鏡頭記錄下的歷史去寫自己的回憶的時候，每一次不同尋常的經歷，每一個令人震撼的畫面，又回到眼前。
劉健倫表示：「其實每一件事、每一個街頭發生了什麼我都記得很清楚。如果你要我剪輯一個多小時的影片，我是可以很快剪輯出來的，但是為什麼我用了兩年這麼長時間？其實，最難過的是我自己的心情。再次面對，對我來說是二次傷害。
因為我不想漏掉什麽，所以每一次看我都幾乎要重溫每一個鏡頭，1,000小時的鏡頭我重看了超過80%。最初我自己都不知道，但當我回看、開始剪輯的時候，我就知道了，因為有很多身體和心理的反應就告訴我，我不可以整天面對著這些鏡頭，我不可以再回想當時的畫面，因為看五分鐘我自己就哭了，吃飯的時候都會哭，其實是控制不了地流淚。」
當時他「心情很差，無法工作，吃東西沒有胃口，每天坐在咖啡店，可以坐一整天，直到關門。」
劉健倫解釋：「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的事情，沒有太多人跟我一起經歷；我見過的畫面可能沒有人跟我一樣見過，所以是很難同別人去講的。後來有個朋友介紹我去看香港的一個心理醫生。醫生跟我說，『我知道你經歷的事情是多麼痛苦，即使我是一個香港人，我知道2019年發生什麼事，但是我沒有經歷你經歷過的事情。』他的醫療中心就是在蘭桂坊上面，恆生銀行總行外面。我坐地鐵過去，中環站下車。一出地鐵站，整個畫面就全部浮現出來，就是有警察向我們不斷射胡椒彈（胡椒噴霧和催淚彈？），在那裡我還中過很多很多『槍』（橡膠子彈） 。我一直在哭，四十五分鐘的醫療過程，我哭了半小時，但是醫生不太明白。 」
劉健倫表示：「其實，運動結束之後，很多東西開始慢慢浮現，有很多心情。前線記者很多都有創傷後遺症，我認識的朋友都是。就是聽到刺耳的警報聲，不論警車還是救護車，就會出冷汗，心跳加速。 」
他提到：「有一個行家跟我說，如果你是示威者、是被捕的人，有很多社工、或者NGO（非政府組織）會提供幫助，會有很多支持；但是因為大家都覺得記者一定要保持中立，你不可以發聲，你不可以有任何感情上的發洩。就像我這樣，你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很多血腥的場面，其實你是要『硬食』（强迫自己承受）。這種情況，在記者裡面是一個普遍現象。 」
「電影放映的時候，有很多記者、行家都會來看。我們交談的時候，有很多人表示已經不可以再做記者，或者說不想再做記者而轉了行；很多文字記者，也都不可以寫他們見證過的、所一直累積的東西。這是一個痛苦的經歷，而且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可以療癒，甚至根本都療癒不了，也就不想再提起。」
劉健倫坦陳：自己「無法釋放 」，至今一直「沒有解脫過 」。
2. 面對暴力無法伸出援手 記者内心充滿矛盾與内疚
記者要保持中立，但記者還有良心。當面對不公義的事情的時候，記者要謹守崗位，不能介入其中，這是令記者十分糾結和痛苦的事情。
劉健倫表示：「通常警察一開始行動，全部人都後退了，在那裡看熱鬧的人都走了，在前面的‘小朋友’（年輕抗爭者）也往後撤，剩下就是我們了。所以那些抓捕場面，例如打人等，那些途人或者示威者都不會看到，最清楚見證這一切的，其實就是我們這些在前線拍攝的記者。 」
記者的使命是要真實地記錄所發生的新聞事件，但是劉健倫覺得，其實有時會很難區分自己是記者還是抗爭者。他提到：「有時我自己想幫忙，但是我知道我不可以說：『你打到他流血了，你放過他吧』；『你讓他走吧，讓他先叫救護車吧 』。我一旦這樣說就成了『幫凶』，我一定會跟他們一樣被拘捕的。所以我束手無策，只可以用鏡頭見證著這件事情發生，那個心情是非常非常矛盾的。 」
「 我經常跟朋友說，其實當時在很多情況下，基於良知和良心，我是應該要發聲的，但是我當時是沒有，所以是有很多內疚感，有很多自責，覺得我自己做得不夠，覺得自己一個懦夫。 」 劉健倫常常會陷入這種自責的情緒裡。
3. 尋找走出困境的路
歷時兩年，《寧化飛灰》這部傾注了劉健倫全部心血的紀錄片終於面世，這讓劉健倫感覺好了一點。他表示：「至少，我是對得住自己，也都對得住在鏡頭前面喊過他們的名字的人。我在影片開頭說過，這條影片其實是：獻給所有的記者，所有不可以發聲的人。這對我自己的心情，也可以說是有了一個way out（出路）。我不是收藏起了這麼多的影片，然後不做任何事情，我現在做了，我至少做了一些事情，對得起我的良心。 」
劉健倫談到：「影片在2023年的10月剪好後，一年多來去過很多電影節放映，但是每次放映的時候自己都不敢看。我就在外面喝咖啡，等電影放完再回來繼續答問環節。 」「我知道我自己（情感控制上）還是過不了。 」 在這次溫哥華的電影影後問答環節，當觀衆的問題觸及到他放不下的情感時，他還是破防了。
「寧化飛灰」 是相信有望光復香港
1. 飛灰落地孕育出新的希望
就目前的形勢而言，有些觀眾感到光復香港希望渺茫。劉健倫曾經借用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話回應：「我們要有等待的勇氣。 」 什麽是「等待的勇氣 」呢？
劉健倫解釋：「為什麼用『寧化飛灰 』 這個片名呢？首先就是，飛灰落地後可以肥沃這片土地。
為什麼我覺得有希望呢？就是當時香港有200萬人上街，很多很多年輕人一起上街，他們這麼齊心，用這麼多不同的方式要捍衛自己應有的價值，這個是很令人驚喜的，在香港從來沒有發生過。雖然你有國安法，雖然你用3萬的警察去鎮壓，但是這個種子已經深入每一個香港人的心裡。雖然今天大家流亡的流亡，不流亡的就要沉默，但是沉默不代表放棄，那些灰可以孕育出新的種子。大家都說 『煲底見 』 （光復香港時的聚會処），我覺得，雖然現在我們有很多人回不去，但我不覺得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盟約。有一天大家都可以回去！ 」
「『寧化飛灰，不作浮塵』，這句話是年輕人提出來的，體現了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寧願化做飛灰，我也不屈服 」， 劉健倫補充。
2. 大家手挽手 一起走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從創傷中）解脫、什麽時候能解脫，但是有一個朋友看完電影之後跟我說，看了這部片是令他很傷心、很難過，但是他至少知道這個導演是跟我一起走的，就是大家好像是夥伴。這個是令我很感動的。 」「我知道有人跟我一起走。你不是孤單的，我不是孤單的，觀眾也不是孤單的。總之大家在傷痛裡面手挽手，一起走。 」
雖然無家可歸 仍然無怨無悔
2020年7月1日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新聞自由逐步消失。劉健倫表示：「2021年我走的時候，蘋果日報已經關閉了，由行家的口中我知道，有很多資料啊、影片啊，都執曬（處理）了。我大學的一個教授，她也是一個監製，她對我說：『你這些片一定要留著，至少一定要有一個複製版本是不在香港的，因為這個是歷史的東西。』 」
「大家都看到，六四其實跟香港2019年都一樣，有很多片都沒有了，無論你是在社交媒體、在YouTube，其實已經沒有了。所以我走的時候，其實就是帶走這些片子、我自己的攝影機、還有幾件衣服。 」
離開香港之後，跟家人很少聯絡，劉健倫感覺最強烈的就是，自己好像一個無家可歸者，沒有了根。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劉健倫，選擇落脚英國，因為他的很多朋友去了英國。「我覺得可能很多香港人都會有同樣的感覺。我唯一可以跟大家說的就是生活得好一點，有可能就繼續在自己的崗位繼續去付出，大家要團結，不要忘記我們的身份。 」 劉健倫補充。
爲了專心製作影片，劉健倫已經兩年沒有收入了，面臨的經濟壓力也是很大的。他表示做完（影片）之後，「我要找一份工作，支撐我交租、吃飯，然後我才有時間去繼續做這些。 」 他笑稱： 「我的家人經常問我會不會露宿街頭，我就騙他說我有事在做（上班），你放心吧。但是其實我沒有在做事（不是做有薪工作）。 」 雖然困難重重，但劉健倫表示：「沒有後悔過。 」
讓更多香港以外的人透過電影瞭解香港發生的事
據劉健倫導演介紹，從去年10月影片完成製作、參加釜山電影節起， 紀錄片《寧化飛灰》已經參加了韓國、紐西蘭、比利時、瑞典等的大型電影節。有些獲得official selected（入圍資格），在紐西蘭拿了最佳電影獎（dog edge）。本周一、11月18日，《寧化飛灰》參加意大利的電影節，之後還有美國的電影節。參加完電影節，就會考慮社區的放映，還可能放上網，做Vimeo（video on demand）。
劉健倫最大的願望是更多人傳閱這條片。「我們希望在全世界，除了香港人之外，更多人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知道香港人這次為什麼要逃離香港，因為有很多人就是看完這條片之後才知道的；還有我覺得現在香港年青一代，很有勇氣、很了不起。我有一個朋友是英國人，他有參與這條片的製作，他說很榮幸有份參與這條片，他見證了香港人的那種resistance（反抗）。」
令劉健倫覺得驚喜的是，「整個運動過去了五年了，有很多朋友、外國的記者朋友跟我說，香港的聲音對他們來說其實已經是finished（完結）了。因為《國安法》之後，香港跟大陸的城市一樣，香港的情況不會比烏克蘭差，也不會比加沙差，所以香港對他們來說已經完結了。但是我們參加電影節，發現原來有這麼多不同的國家去認同我們，讓我們入圍、參加競賽。因為參加電影節最好的就是能參加競賽，其次就是官方選擇來公映。我們還發現原來這麼多國家，都還沒忘記香港，人們繼續去關注香港2019年發生的事，我們香港人可以繼續在其它國家發聲。我們製作這部影片唯一的目的就是，想令到除了香港人之外的更多人，瞭解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
責任編輯：葉柏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