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父母移民加拿大 陶永強律師坐看人生

人氣 808

【大紀元2024年05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楊欣文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不是每個人生都能成為傳奇,但每個人生肯定都有故事。與父母隨移民潮飄洋過海,半個多世紀後,當年那個大學預科剛畢業的香港年輕人,已經摘下了那副厚重的眼鏡,一切卻看得更清楚了。坐在記者面前的是退休律師陶永強,他將分享自己那段離開香港以後的人生經歷。

離開香港 在一個陌生的環境從新開始

1. 香港人移民的原因何其相似

陶永強在19歲時跟著父母以移民的身分來到加拿大。那是1968年,「六七暴動」過後,香港出現了一個不算太大的移民潮。

陶永強表示:「『六七暴動』對當時香港的社會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對共產政權,香港人有一種深刻的恐懼感。我們是第一批走的,我父母都是教書先生,當時就提早退休過來。他們覺得自己又不是做生意的人,沒有什麼捨不得、放不下的東西。」

陶永強的父親退休前在香港新界的小學做校長,不過來香港之前,他曾在大陸的一個國民黨空軍學校當過祕書。「雖然父親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但始終是國民黨體制內的人,他的上司是某某空軍的長官。」陶永強講出了父母憂慮的原因。

2. 心理重建比生活重建更困難

他們移民時,恰好遇上加拿大很需要新移民,所以當時在政府政策和很多方面,其實都是有利於新移民的。

陶永強舉例:「比如當時我父母想讀作為第二語言的英語,政府直接是有錢給你,差不多是幫助你的生活費,用這樣的形式,讓你可以去上課。雖然只是兩三個月的時間,但那也是一件讓你感覺很暖心的事情,對新移民來說是有幫助的。」

談到如何適應海外的生活,陶永強覺得,對於不同時期的移民來講,所遇見的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有時候會困難一些,但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要克服的困難。

他自認社交方面是自己的弱項,當時適應的那段時間比較長,幸運的是問題最後都逐一克服了。

3. 主動參加各種活動 建立新的人際關係

入讀多倫多大學(UT)後,陶永強感到最大的困難就是跟同班同學很難立刻交上朋友。

陶永強1979年遊亞省的班芙市。(受訪人提供)

雖然多倫多的華人學生不算少,但班級比較大,一時間沒那麼容易認識到人。後來他轉到卑詩大學(UBC)讀書,很快就知道卑詩大學有同學會。他以前在香港讀中學的時候,有搞學生會、辦學生活動的經歷,也做過雜誌的編輯,對這些方面有興趣,也有經驗和能力,並且願意去承擔一些責任,所以他加入了卑詩大學的中國同學會。

很幸運,參加這個學生會的人大部分都是從香港過來讀書的學生,而且背景相似,他很快就克服了不少困難,在大學裡面有了一群能夠在一起玩、互相欣賞、互相幫助的朋友。陶永強覺得,這對於作為學生的他來說十分重要。

陶永強表示,來到溫哥華的時候,很幸運,一些為華人服務的新團體剛剛開始組建,包括當時的中僑互助會和中華文化中心,這些新組織更加需要大家的參與。於是就與大家一起開始搞組織,由此也建立起了與那些朋友持續幾十年的友誼。

他的體會是:「還是那一句,視乎你個人的機遇,但是你自己的努力都很重要。儘量不要怕吃虧,不要怕要花一點時間。當然我們不是功利主義,或者要求一些什麼的回報。當你參與,自然地,你有了多一些機會,你可以接觸人、會學到很多新的東西,也結交了一些朋友。」

陶永強律師1981年在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會議廳舉行婚禮。(受訪人提供)

從香港人變成加拿大人的身分認同歷程

1. 從想回頭到繼續向前走

陶永強表示:「當初移民,當你遇到不適應的困難時,很自然也就想回頭,也很自然會想繼續跟自己在香港的舊同學、舊朋友保持某種聯繫,把對方當成了傾訴的對象,而不是在本地找新的朋友。」

以前還沒有這些電子郵件等的東西,相隔這麼遠,靠寫信,是很難長久維持關係的。

對於陶永強來說,身分認同的問題是過了若干年後,才慢慢明朗化的。

「我們家當時環境雖然不差,但不是很富裕,我不可能隨時往返於香港和加拿大之間去玩和找朋友。移民七年後,才有一次機會回去。但回去後,發現有很多東西已經不一樣了,連氣候和環境都不習慣了。」

「於是,很自然就要想,我如何繼續在加拿大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環境,更加投入這裡的社會,更加覺得自己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

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入了自己的著作《蜻蜓的複眼:一個海外華人疏落的夢》裡。

陶永強的著作《蜻蜓的複眼:一個海外華人疏落的夢》(楊欣文/大紀元)
陶永強的著作《蜻蜓的複眼:一個海外華人疏落的夢》(楊欣文/大紀元)

2. 理念的忠誠與身分的忠誠

成為加拿大人後,陶永強從自己的觀察中發現,對於海外華人來說,「忠誠是個很微妙的問題,也造成了很多移民的困擾。」

移民入籍後,如果原居國和現居國出現紛爭,譬如在中國和加拿大是一個敵對的立場的時候,你站在哪一邊呢?

陶永強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很有意思。「這不同於你去看世運會,幫哪一邊去搖旗吶喊。」

「如果中國隊與加拿大隊比賽,你可能既為加拿大隊歡呼也為中國隊喝彩,都是可能的。但是,在COVID這個疫情出現之後,外界開始質疑中(共)國政府官方的立場,如果加拿大因為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採取跟中(共)國敵對立場,甚至萬一將來有戰爭的話,那時作為一個身居加拿大的華人,你的立場又該如何?我有個朋友,曾經跟他兒子談到這個問題,他兒子曾問他:如果加拿大跟中國開戰,你站在哪一邊?他不知如何回答。」

陶永強曾在一篇文章中談論過「三種忠誠」,是對著名作家劉賓雁的名作《第二種忠誠》的思考和有感而發。

對於海外華人來說,他覺得:「所謂忠誠是什麼一回事呢?當我們入籍的時候,我們宣誓效忠當時的英女王,現在是英王。那是否說既然我作為加拿大人,如果加拿大向中國宣戰,那我自然就站在加拿大這邊,中國就是我的敵人了呢?我的分析是,當我們宣誓效忠,並不是宣誓一個無條件、不經思考的忠誠。」

「當你在這裡入籍、宣誓效忠加拿大後,如果加拿大和中國開戰。你就要分析,那個衝突原因在哪裡,是與非在哪裡。」

陶永強認為:「我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對加拿大的忠誠是講真話。如果加拿大的戰爭是錯的,我是絕對有責任去向加拿大政府說不;相反,如果加拿大站在正義那邊、是對的,即使敵對那邊是我的祖國,我也支持加拿大。

「我對忠誠的理解,絕對不是因我身分的關係,我必須要怎麼做,而是我仍然要用我自己的思考,去分辨是非,然後決定我應該站在哪一邊。

「如果加拿大的戰爭決定是錯的,我反對這個戰爭,這不是對加拿大不忠,反而是對加拿大的忠誠。」

3. 要葉落歸根還是落地生根

老一輩的華人一直抱有葉落歸根的觀念,但近年來,海外華人更多地接受了落地生根的觀點。

「現在的華人真的散布世界各地,我覺得作為一個華人,胸懷和以前一代、或前幾代華人很不同了。越來越多在海外的華人,都發覺其實我們在當地,尤其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能夠更加發揮自己所長,更加能夠為當地的社會盡我們一份作為公民的責任;同時更進一步,我們只要能力許可,我們還可以站在我們現在的土地上,對祖國、對世界其它的地方,也都盡我們的一份力量。所以我覺得落地生根反而是一個最合理、對自己個人和社會都是更加好的想法。」

融入多元文化的環境 履行公民義務

圖為陶永強律師。(受訪人提供)

1. 所謂融入是雙向的

身分認同的問題解決後,新移民就要真正融入當地社會。

陶永強表示:「融入是雙向的,英文叫two way street。首先要當地的社會接納。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它是排斥你、歧視你、不給你機會、甚至打壓你,也不是說就沒有辦法,前輩華人來到時,就是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們經過艱苦的努力,慢慢地改變了這環境,克服了困難。」

「現在加拿大社會相對比較開放,歡迎、也協助新移民融入這個社會,我們自己也應該懷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去學習、去欣賞這個地方,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的環境。這裡的社會制度不是完美的,正因為它有缺陷,我們才可以發揮我們自己長處去改善它,令我們的生活更加有意義。」

2. 受過創傷的人需要更多的關懷

對於一些2019年之後來到這裡的香港人,陶永強覺得他們要融入本地的社會困難會大一些,因為他們受過的創傷很重,不容易放下自己的那些經歷,去投入加拿大。

所謂的投入,自然也會跟如何去「光復香港」的東西有關,那是有待時間慢慢去治療的,所以,這些朋友更加需要幫助。當然,很多人都有一種自然的適應能力。

他說,如果這裡的組織、這裡的朋友能夠提供一些幫助給他們,讓他們覺得在這裡不是孤獨無援;鼓勵他們多參加本地的活動,讓他們覺得這裡的東西,我也可以參與,也有些成就感,他們可能慢慢會增加對這裡的認同。幸好這裡也有如公民協進會等的多種組織能夠提供一些協助。

3. 傳統文化有利於融入多元文化社會

陶永強認為,在多元文化的社會,「傳統文化」不但不會成為融入這裡的障礙,反而是一種幫助。

「這裡的華人的社區並不只是由新移民組成,有老華僑,也有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有不同的背景。如果你有下一代再下一代,自然就越來越植根於這個地方。作為一個公民,就要承擔自己的責任,將這個地方建立得更好,讓下一代和再下一代能夠好好成長,去建立他們自己的家園。所以我覺得那個融入是不斷地去調整、去改善的。這個制度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移民法、種種的有形無形之間的對不同種族不公平的地方,都可以逐步發現之後去改善。」

在文化方面,他覺得世界始終是會走向類似加拿大這樣,是一個比較開放、包容這樣的社會,比較願意去接觸一些不同的文化。

他認為,「現在飲食的文化明顯已經很豐富了。文藝方面的變化我們也看到。西人、本地的白人都會樂意去接觸從亞洲來的文化的交流活動、文藝演出、畫作、攝影作品、電影、音樂。加拿大三級政府和各大企業都有鼓勵和贊助發展多元文化的活動,包括一年一度的國際龍舟節、亞洲傳統文化節、亞洲電影節等。」

4. 公民意識與公民人格

陶永強認為,每一個社會都自然有它的問題,包括加拿大、美國,民主自由社會,都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有很多甚至看不到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作為公民就會有一種憂患意識,就要擔起這個責任,盡自己的能力去改善。

陶永強提到,他最近看了關於香港律師鄒幸彤(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的電影,他覺得鄒幸彤就很清晰地詮釋了什麼叫做公民。「生長於香港,她對香港這個地方和在這個地方的人有一種愛護的心。當看到那個地方、或者那些人是遇到一些很不公平、不正義的對待,那就義無反顧地要為他們去嘗試改變那個環境,我覺得這就是公民。」

他認為,有時候履行公民的責任是很簡單輕易的,有時候卻要付出很慘重的代價。「我覺得在加拿大,我自己的經歷完全就是那種幸福的公民。在現在香港那個環境裡,鄒幸彤很不幸。她作為支聯會的副主席,有些東西、有些話,她一定要站穩立場,沒有選擇。」

「在中國大陸,也有很多這樣的公民,包括一些維權律師、獨立新聞報導者、法輪功學員,他們看到社會中龐大的不公義,就想盡自己的一份力去指出問題所在,和嘗試去更正社會的走向,這就是公民。」◇

責任編輯:楊亦慧#

相關新聞
124屆維多利亞日遊行 導演:喜歡體驗傳統
溫哥華城市副經理:風暴中推動住房變革
採礦協會總裁:卑詩礦山項目可吸引360億投資
博勵治抵溫 籲撤汽油稅 關注外國干預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