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6日訊】 因犯故意殺人罪而被判處死刑﹐綽號“虎豹”的大連黑社會老大鄒顯衛，在投監后買通監獄長及法院領導，將死刑改為死緩﹐死緩改為有期徒刑，服刑期間﹐繼續買通大連監獄領導﹐雙方串通一氣。一方收錢﹐另一方在在高牆內享受住高級套間，專人伺候，召妓，乘豪華轎車隨意出入﹐監獄的女獄警甚至不顧自己是有夫之婦、已為人母﹐也向殺人犯投懷送抱。這位黑社會老大鄒顯衛最后竟在監獄領導的一手策划下，神奇地“保外就醫”，并再次釀成血案，致一人死亡一人重傷。
據金羊网-新快報6日報導﹐大連“虎豹”黑社會團伙曾橫行于大連，私藏槍支彈藥、殺人越貨、敲詐勒索，還大肆賄賂監獄等司法官員做保護傘。 1995年4月，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流氓罪、非法拘禁罪判處鄒顯衛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鄒顯衛不服一審判決，在上訴至遼宁省高院的同時﹐買通了當地官員為鄒說話。1995年11月6日，遼宁省高院對鄒的上訴案做出終審改判鄒顯衛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按照終審判決的要求，鄒顯衛應立即押往遼宁省瓦房店監獄服刑。但當時鄒因結核病正在大連監獄醫院住院，沒有立即到瓦房店服刑。
為留在當地，以便爭取到進一步的關照，鄒通過關系和大連監獄獄政處副處長楊福玉接上了頭。鄒向楊福玉透露了欲留在大連監獄服刑的想法。楊說只有監獄長謝紅軍有權決定此事。在鄒的再三央求下，楊答應給鄒和監獄長謝紅軍牽個線。
几天后，鄒顯衛向楊福玉介紹了一位做老板的朋友，這位老板在楊福玉的引荐下認識了謝紅軍。在一次酒宴席間，這位老板塞給貌似冷淡的大連監獄長謝紅軍5000元人民幣，以此來投石問路，誰知謝紅軍竟爽快地收下了，并馬上投桃報李，派獄政處副處長楊福玉去遼宁省監獄管理局等部門，辦理將鄒顯衛的服刑地點轉到大連監獄的手續。
1996年4月3日，鄒顯衛如愿以償地轉到了大連監獄。入大連監獄的次日，鄒顯衛和其妻子及那個老板朋友，在大連一著名的大酒店擺下答謝宴，專門宴請楊福玉和監獄長謝紅軍。在美味、酒精和金錢的駕馭驅使下，監獄長謝紅軍与鄒顯衛這個階下囚兄弟相稱，觥籌交錯。
入獄后不久，楊福玉就捎話過來，說監獄長謝紅軍從外地調來時間不長，當時還沒有房子住，請鄒顯衛幫助解決。鄒哪敢怠慢，立刻打電話給那位老板朋友。這位朋友立馬東奔西走，找到了一處离大連監獄不遠的一套80多平方米的樓房，并花錢給簡單地裝修了一番。但謝紅軍看了房子之后對裝修不太滿意，鄒的老板朋友馬上又加了兩倍的裝修費對此房進行精裝，最終總算滿足了謝紅軍的貪欲。
如此一來，鄒顯衛在謝紅軍心目中的分量就變得舉足輕重起來。鄒顯衛在大連監獄圖謀得到特別關照的欲求，謝紅軍在“知恩圖報”中也一點點地給予滿足。
1996年秋天，為改善財源緊張的狀況，大連監獄成立了一個公司，后改為監獄四大隊。公司剛剛成立，謝紅軍就將鄒顯衛調了去，任命其為勞改基建委員會主任，主管公司的業務。鄒顯衛利用他在社會上經商多年、結交甚廣的优勢，僅僅用電話聯系就在獄中為大連監獄攬到了不少活儿。“虎豹”鄒顯衛的身份地位在謝紅軍和犯人們心目中就更加高了一截。鄒顯衛甚至可以經常与謝紅軍在一起吃吃喝喝，稱兄道弟，還可以開著謝紅軍的奔馳車隨意進出監獄。更有甚者，不僅鄒顯衛的妻子孩子可以隨時到監獄來探望他，就是社會上的賣淫女，鄒也能一個電話召來，用謝紅軍的奔馳車接送，隨便出入監獄，供鄒嫖宿。
1997年中國新年前，已久未見大筆外來橫財的大連監獄長謝紅軍，又把鄒顯衛叫到面前，找了個借口又向鄒顯衛要壓歲錢、“活命錢”，鄒顯衛心領神會，次日就將10万元錢偷偷交給了謝紅軍。謝紅軍照收不誤，還拍胸脯、說他十分領情，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他！
之後﹐在謝的授意下，大連監獄很快就在大牆內的偏僻一角騰出一處遠离普通牢房的、獨門獨院的兩室套房，客廳、臥室各一間，專供鄒顯衛一個人在此居住。這哪里是牢房，分明是一處稍次于高級酒店客房的世外桃圓！在鄒顯衛的個人臥室內，沙發、彩電、冰箱、空調、VCD和外線電話等應有盡有。不僅如此，鄒顯衛的臥室內還安著一個叫人的電鈕，只要鄒一按電鈕，隔壁房間里的兩個作為鄒的勤雜員的犯人(一個是少年犯、一個是強奸犯)就應聲過來听鄒的差遣；就連監獄的干警也經常給鄒顯衛買糧買菜。
服侍鄒的回報是：兩個犯人可以不用參加其他勞動改造，鄒對二犯的服侍比較滿意，大連監獄就給二犯記功、減刑；那些獄警因對鄒比較“友好”，也或多或少從鄒那里得到了种种好處。
對于如此“有能力”、如此“特殊”、如此“風流倜儻”的犯人，大連監獄內一位女獄警甚至不顧自己是有夫之婦、已為人母，荒唐地墜入了鄒顯衛的情网，成了鄒召之即來、共享魚水之歡的鐵杆情婦。
1997年的7月，鄒顯衛又向監獄長謝紅軍提出減刑要求。
謝紅軍豈敢不答應鄒的要求，他找來副監獄長汪永明、獄政 處副處長楊福玉和鄒顯衛所在監區的大隊長于景波等人開會研究如何幫鄒顯衛減刑。直接主管鄒顯衛的大隊長于景波受命，僅用一夜時間就為鄒偽造了齊備的服刑表現考核、立功表現等材料。其中一份立功表現的材料編造了鄒顯衛在1997年5月5日獄中車間著大火時，奮不顧身，帶領犯人奮力扑滅大火，避免了重大損失等等謊言。實際上獄中确實著過那么一場大火，但當時鄒顯衛根本不在監獄內，他正在大連市內瀟洒呢。立功表現材料還稱：由于表現突出，該犯1996年被表揚三次，記功一次，年底被評為改造積極分子。1997年被表揚兩次，記功兩次，記大功兩次
1997年11月，謝紅軍派人將編造好的鄒顯衛減刑申報材料送呈遼宁省監獄管理局。在謝紅軍的極力“推荐”下及与某些官員疏通后，鄒顯衛不僅如愿地于1997年12月10日被批准由死緩減刑為服刑17年，還因他的“立功表現”被評為遼宁省勞改積極分子，這為其后的減刑又埋下了伏筆。
作為對謝紅軍“救命之恩”的回報，1998年中國新年前，鄒顯衛在監獄外、大連市內一著名酒店設宴款待謝紅軍，并在席間將裝有10万元人民幣的兩個紙袋塞給謝紅軍。
此后，鄒顯衛走出監獄的次數更加頻繁，但謝紅軍對鄒在社會上胡作非為之事不管不問，听之任之，只要鄒向自己交上可觀的“保護費”，謝就任憑鄒肆意妄為。
1999年中國新年前，謝紅軍給在獄外的鄒打電話，以暗示方式索取“保護費”。鄒顯衛約謝紅軍到大連開發區的一家星級酒店，二人酒酣耳熱之時，鄒拱手奉上兩紙袋共計人民幣15万元的“貢銀”，謝紅軍照單全收。此后，謝紅軍又授意大連監獄有關人為鄒編造爭取考核加分的材料，給鄒申報省勞改積極分子。遼宁省監獄管理局認可了鄒的考核材料，批准鄒為省勞改積極分子。
此后的1999年3月，鄒顯衛又獲得減刑1年零11個月的“獎賞”，服刑時間又從17年減到15年。
而鄒顯衛早在1998年10月前后，就在監獄外結識了于政龍等人，由于政龍把那些兩勞釋解人員、地痞流氓、混混、立棍者招至麾下，在鄒顯衛的老“地盤”上為非作歹，尋舋滋事，敲詐勒索，逐漸演變成涉黑的暴力團伙，團伙成員由几人、几十人發展至上百人之多，他們統一著裝、集中居住，經常在大連市內、開發區和金州區內的娛樂、生產經營場所招搖出沒，立棍稱霸，收取保護費。認識“虎豹”的人發現他殺了人沒判死刑，反倒可以從監獄里隨便出來，知道其絕非好惹之輩，在司法界不知會有多深厚的背景，所以，“虎豹”及其團伙所到之處提什么要求都無人敢拒絕。“虎豹”要利用酒店的客房干些非法的勾當，酒店都不敢收費。“虎豹”鄒顯衛甚至在一五星級酒店長期霸占一間客房“免費”使用。
1999年，鄒顯衛向監獄長謝紅軍進一步提出了保外就醫的要求。
謝紅軍對鄒的如此過分、苛刻的要求沒有拒絕，又召集汪永明、楊福玉、于景波商量，如何才能使鄒的愿望得償。最后几人達成一致，只有說鄒得了精神病才能達到目的。
謝紅軍這邊指點鄒顯衛在監獄里裝瘋賣傻，拉出一副見人就要殺要剮的架勢；那邊又派人在大連市內某醫院找到一位患腦瘤病的患者，由該患者代替鄒顯衛拍了腦部核磁共振的片子，大連監獄就依据這張張冠李戴的片子謊報鄒顯衛患有腦瘤。
1999年10月，副監獄長汪永明親自到遼宁省監獄管理局為“虎豹”鄒顯衛申報保外就醫。省監獄管理局以沒有司法鑒定為由拒批。謝紅軍聞訊后，買通遼宁省某精神病醫院的醫生，終于拿到了“顱腦外傷性精神病，暫無服刑能力”的司法鑒定結論。
1999年11月22日，大連監獄以“鄒顯衛患腦腫瘤、擬決定保外就醫”為由向大連市南關岭地區檢察院發去請示函，同時提供了鄒的有關醫療、鑒定材料。南關岭檢察院提出要對鄒顯衛進行腦部核磁共振复檢。謝紅軍為此立即指令鄒顯衛馬上疏通南關岭檢察院的關系。1999年12月3日，鄒顯衛的一個朋友出面，以2万元買通了南關岭檢察院的檢察長董吉運。
1999年12月8日，南關岭檢察院沒給鄒顯衛的腦部做复檢，就委托大連市檢察院技術處根据大連監獄提供的有關鄒顯衛的病情資料進行法醫鑒定，并依据“鄒顯衛患有腦腫瘤”的法醫鑒定結論，于1999年12月15日向大連監獄出具了“同意鄒顯衛保外就醫”的書面意見。此后，謝紅軍派人把以上所有證明材料送呈遼宁省監獄管理局，并順利得到“批准鄒顯衛保外就醫”的批文。2000年3月21日，鄒顯衛獲准出監“保外就醫”。
2000年4月7日中午，“虎豹”鄒顯衛率几十位“小兄弟”，乘多輛出租車殺向大連開發區維也納洗浴中心，在与另一團伙遭遇交手時，鄒顯衛持獵槍向人連開兩槍，致一人死亡、一人重傷。
2001年3月，鄒顯衛被判死刑。
2003年8月18日上午，被“虎豹”拖下水的遼宁省大連監獄原監獄長謝紅軍等三人站在了被告席上﹐雖然這個案子只是冰山一角﹐但暴露了中國司法系統的腐敗。引人深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