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7日訊】共産主義中國的轉型,是冷戰之後主要的全球性問題。
2001年的”9.11事件”,使全球戰略重點發生了突然轉變。
隨著清除國際恐怖主義的鬥爭在今後幾年達到基本目標,全球戰略重點有必要再次轉移。
全球戰略重點的再轉移,是爲了推動中國完成轉型,從而爲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創造最重要的條件。
1.中國轉型的評估標準
對東歐共産主義國家和蘇聯的轉型,存在著公認的評估標準。
但是,對中國的轉型似乎沒有明確的評估標準。
中國的共産主義制度同當年蘇聯-東歐共産主義國家的制度沒有本質的不同,因此對中國的轉型不應該實行另一種評估標準。
中國的轉型至少應該包含下述兩方面的內容:
1)啓動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共產黨需要承認政治反對派的合法地位,允許政治競爭,通過普遍,直接,自由的選舉産生中國的各級政府領導人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進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的私有化,允許私人企業進入一切經濟領域,建立以私人企業爲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
以這兩項基本標準衡量,中國還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轉型。
1991年蘇聯-東歐共産主義國家制度崩潰後,中國領導層的根本方針不是學習蘇聯-東歐的轉型經驗,而是阻止中國産生轉型過程。
直到最新的中囯共產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仍然對中國的轉型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這次代表大會的主旨報告強調了5個問題（以下引用報告原文）:
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面臨空前巨大的困難和壓力。在這個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黨中央成功地穩住了改革和發展的大局,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2)”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
“黨委在同級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
“使党的主張成爲國家意志,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成爲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
3)”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
4)”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党領導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
5)”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
上述保守立場得到了中國新領導層的一致通過。
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産生的中國的新的領導層,已經在下述4個有指標性意義的重大事件上展現了保守的政治方向:
1)2003年上半年,中國的人權狀況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出現退步。有比以往更多的持不同政見者被關押或判刑,獨立的宗教活動和勞工運動繼續受到迫害,中國政府在上一年向民主國家和國際組織承諾的改善人權狀況的措施並沒有兌現。?
2)2003年春季SARS病由在中國國內迅猛蔓延發展到向國際社會迅速傳播,但是中國政府並沒有真正反省掩蓋SARS問題的錯誤做法,邁出新聞自由的步伐,相反,當SARS的高峰剛剛過去,中國政府就加強了對媒體和公衆輿論的進一步的控制。
3)中囯共產黨新的總書記在他2003年7月1日的講話中,完全沒有像某些中國人和西方人共同預計的那樣,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而是重申了他的前任的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線。?
4)2003年7月1日50萬香港人民舉行抗議示威,反對在香港制定侵犯政治自由的安全法,要求香港實行民主化。在此之後不到20天,中國新的國家主席和新的總理分別表態:香港必須制定安全法,中國政府繼續支援已經失去民心的香港最高行政長官,中國政府堅持拖延香港的民主進程。
儘管中國新的領導層在某些次要問題上存在分歧並且有派別之爭,但是沒有事實可以證明他們在主要問題上存在著對立。很難想像中國新領導層內有準備推動中國轉型的健康力量。
2. 中國的戰略態勢
蘇聯-東歐共産主義國家集團崩潰後,中共政權爲了預防中國轉型,一方面竭力壓制國內的民主化要求,另一方面認真地將以美國爲首的民主國家視爲主要的戰略對手。以高速的經濟增長和高速的軍備增長爲後盾,中國展開了它的戰略態勢。
? 在東北亞,中國是北朝鮮的主要援助者,中國支援北朝鮮保持極權政權和龐大的軍隊,作爲抗衡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前沿;
? 在臺灣海峽,中國堅持對臺灣的軍事威脅,這不僅是爲了防止”臺灣獨立”,而且是爲了削弱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影響,並且通過製造臺灣海峽的人爲緊張，脅迫美國在其他方面對中國作出讓步;
? 在東南亞,一方面中國不放棄對南中國海爭議島嶼的軍事壓力,以此牽制東南亞國家聯盟不要過份靠近美國;另一方面,中國支援緬甸的軍事獨裁政權,從而在東南亞地區保持一個反民主和反西方的盟友;
? 在南亞,中國支援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政權和那裏的核開發與導彈開發,目的是鼓勵巴基斯坦同西方保持距離，並利用巴基斯坦抗衡對中國有地區競爭能力的民主的印度;
? 在中亞,中國主持幾個前共産主義國家組成新的集團勢力”上海合作組織”,試圖將民主國家的戰略影響排斥在該地區之外;
? 在中東,中國援助伊朗的神教政權和導彈開發,向敍利亞和利比亞進行武器和敏感技術擴散,長期偏袒伊拉克的前獨裁政權,努力增強流氓國家對抗民主國家的力量;
? 中國和俄羅斯在戰略上和外交上互相支援,聯手制衡美國在世界的領導作用,力圖在國際體系中保留兩個非民主的世界大國。
冷戰之後中國的基本戰略方針,是阻撓建立由美國爲首的民主國家主導的新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保護自己的一黨專制。爲此,中國強調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主張建立專制國家同民主國家”平分秋色”的”多極世界”,有針對性地提出”加緊軍事鬥爭準備,爭取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3.中國轉型的內部因素
中國內部有可能影響轉型的其他因素最終能否實現中國的轉型,存在著極大的疑問。
1)私人企業家與市場經濟
通常認爲,中國私人企業家的增多和市場因素的增長,將會導致中國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
中國私人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中共政權和中共官員的保護,特許,優惠。特別是規模較大的私人企業的成長,往往需要獲取中共政權和中共官員控制的公共資源(土地,貸款,公司股票上市,等等)。爲了自身的利益,大多數私人企業家傾向於支援中共政權而不是傾向于民主。尤其是資本較大的私人企業家,一般來說總是靠攏中共政權,拉攏中共官員。最近幾年揭露出的若干知名私人企業家同高級官員之間的腐敗關係,典型地說明了中國私人企業家的實際政治態度。
中國的市場因素在最近25年明顯增加。但是中國並沒有實行充分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共政權仍然控制著主要經濟資源(壟斷性的大型企業,銀行,重要的能源和原料,等等),國有經濟仍然占主導地位,政府的具有政治意圖的經濟規劃和經濟政策仍然決定著中國經濟的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經濟並沒有完全消失。中國經濟改革的底線是:中共政權不準備允許私人企業成爲中國經濟的主體,不準備放棄政府對主要經濟活動的控制。因爲不這樣做,中共政權有可能失去它的經濟基礎,進而有可能動搖它的政治權力。
所有已經轉型的共産主義國家,沒有一個是通過私人企業的成長和市場因素的擴大導致了制度的改變。恰恰相反,所有已經轉型的共産主義國家,都是首先進行了民主改革,通過民主改革實現了制度改變,進而打開了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大門。因爲共産主義國家的特點是極權的政治制度決定壟斷的國有經濟。在政治制度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經濟制度不會發生根本改變。沒有迹象顯示中國的軟弱的私人企業家和有限的市場經濟具有決定中國轉型的政治作用。
2)知識份子
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公開信奉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人數還很少,由於中共政權的壓制,他們的思想影響不易擴大,也難於走向政治行動。
在中共政權壟斷著教育和媒體的情況下,大多數知識份子接觸現代思想和世界資訊的機會十分有限,從而限制了他們的精神追求和政治選擇。很多知識份子仍然只能在中共政權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機構工作,他們爲了生存必須認同官方的意識形態。不少知識份子正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謀求”致富”上。
更有現實意義的是,中共政權通過向一部分知識份子提供比較高的收入,比較好的生活條件,比較大的專業名望或比較重要的職位,誘使他們忠實於共産主義政權。這種收買式的做法不無成效。上世紀90年代以來,確實有一部分中國知識份子爲了追求個人利益而成爲共産主義政權的積極擁護者和庸俗的辯護者。所有這一切告訴人們,不應該對知識份子推動中國轉型的精神作用和政治作用估計過高。
3)勞工運動
一種值得重視的積極現象是,最近幾年中國的勞工運動開始出現,幾千人或幾萬
人參加的勞工抗議至少發生過幾十次,規模較小的勞工抗議則更多。
中國的勞工運動主要有兩部分參加者:城市的貧困工人和農村的貧苦農民。中國的城市工人超過1億,至少有1/3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中國的農民大約有9億,一般認爲至少有2億農民處於公認的貧困之中。勞工運動潛在的力量可想而知。
城市的勞工運動的現實目標通常是要求就業保障和失業救濟,農村的勞工運動的主要訴求是反對政府的某些專橫措施,不合理的收費等等。由於中國的貧富差距有擴大的趨勢,政府的腐敗與治理不善難以改觀,對失業人員和貧困人口的救助將長期不足,因此今後中國的勞工抗議很可能增多。
勞工運動使中共政權處於政治上的尷尬狀態:它不能全面鎮壓人數衆多的抗議的勞工。2003年5月中國政府對領導2002年春天東北一個城市的幾萬名示威工人的兩位工人領袖分別判處了7年和4年刑罰,主要用意是恐嚇其他有抗議念頭的勞工。但是,對社會底層的那些貧困甚至絕望的人來說,個別人的幾年徒刑並不構成巨大的恐懼。因此,當中國政府作出了上述警告性的判決之後,在中國的若干城市仍然發生了多起勞工抗議。這預示著勞工運動還有存在的空間。
中共政權抑制勞工運動的主要手段,是嚴格禁止獨立工會和獨立的農民組織。由於無法産生獨立的勞工組織,更無法産生能夠相互支援,彼此聯合的多樣化的勞工組織,因而中國的勞工運動不大可能發展成大規模的具有重要政治影響的抗議浪潮。
4)宗教自由運動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積極現象是,一些年來中國獨立於官方教會的宗教自由運動持續發展。
特別有意義的是獨立的基督教(新教)活動和獨立的天主教活動。據估計參加這類活動的信徒達到數千萬之多。這類活動使中國人口的一部分通過宗教形式同西方主流文明相接觸。
宗教自由運動在兩個方面對共産主義制度發生著一定程度的分解作用:在精神信仰上,它正在擺脫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組織形式上,它正在試圖同西方的教會組織或羅馬教廷建立直接聯繫。
中共政權對獨立的基督教(新教)活動和獨立的天主教活動不斷進行壓制,有時甚至監禁致力於傳教的神職人員。但是,有信仰的人往往沒有畏懼。中共政權對宗教自由的鎮壓不可能取得明顯成效。
但是,中共政權抑制宗教自由的長期手段,是禁止在中國公開存在獨立的教會並禁止任何獨立的宗教活動同西方的教會組織或羅馬教廷形成直接關係。在真正打破中共政權的這一禁止之前,宗教自由運動對共産主義制度的分解作用將受到很大限制。
5)少數民族自治
如果注意到中國境內的主要少數民族生活的區域(西藏,新疆,青海,內蒙古等)占中國領土的一半以上,而且這些少數民族地區歸入中國版圖的時間並不太久,那麽就會對中國的少數民族自治的意義産生更深刻的印象。
以達賴喇嘛爲首的藏族流亡政府正在尋求藏族地區的真正自治,這一堅持了40年以上的民族運動獲得了大多數藏人的認可。
新疆地區衆多的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對他們的政治權利,經濟利益,文化特徵被侵蝕表示了越來越多的不滿和抗議。
內蒙古的蒙古人對這個地區日益嚴重的”漢化”趨勢感到深切的憂慮。
儘管中共政權對少數民族自治運動施加了持續不斷的壓力,但是完全中止這一運動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少數民族自治運動在兩個方面削弱了中共政權:在廣大地區産生著對中共政權的整個民族的離心力;使中共政權在漫長的陸地邊疆面臨著潛在的戰略不穩定。
但是,由於中共政權擁有對少數民族占明顯優勢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因此,如果不能在中國確認民族自決原則,少數民族自治的目標很難真正實現。
4.中國轉型的外部因素
迄今爲止,那些有可能影響中國轉型的外部因素,似乎沒有産生重大的作用。
1)人權外交
西方的人權外交的意義不僅是改善專制國家的人權狀況,而且是要推進專制國家的民主變革。沒有民主變革,人權狀況不可能得到持續的,結構性的改善,因爲侵犯人權的根源正是專制制度和獨裁政權。
對華人權政策如果沒有民主目標,就會大大減弱對中國的實際影響。
多年來對華人權政策的主要成果,是促使中國政府釋放了少量知名的政治犯。但是,這並不是中國政府向西方提供的免費的午餐。這實際上是一種交換,西方必須向中國作出回報。
中共政權並不打算實質性地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它主要是利用人權問題同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做交易。在過去的知名政治犯陸續釋放了之後,中國政府最近正在積極創造新的”知名政治犯”,而美國則可能爲了營救那些新的”知名政治犯”向中國提供新的回報。這就使人權外交繼續處於某種有利於中國政府的不良迴圈:中國不斷地製造”政治犯”,美國不斷地爲救助政治犯作出努力和回報,但是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沒有不可逆轉地改善。
中國政府知道,人權問題的核心是民主問題。它不準備在根本性的民主問題上作出讓步。因此,它千方百計地迫使西方人權外交的中心局限于政治犯個案。
2)對華投資與貿易
西方對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轉型,現在還看不清楚。
當西方接納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它並沒有相應地要求中國開始私有化進程並實行充分的自由市場經濟。也就是說,中國加入WTO不但沒有政治制度轉型的前提，甚至沒有經濟制度轉型的前提,這在WTO的歷史上可能是奇特的。無需置疑,西方在中國的鉅額投資和大量貿易,對擴大中國的市場經濟成份並提高中國的消費水平産生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正如中共政權不會允許國內的私人企業成長爲主導性的經濟力量,中共政權同樣不會允許外國企業同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展開完全平等的競爭,而且將會長期限制外國資本和外國商品在中國市場的活動。原因是同一個：中共政權要保持自己在國內佔優勢地位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
不僅如此。現有的對華投資和貿易除了積極作用之外,也存在著某些妨礙中國轉型的消極作用。例如,不少西方的在華企業中並沒有工會組織,或者只有中國官方的工會的分支。又如,一些西方的在華企業竟然默許中囯共產黨在外國企業中建立黨組織。這類做法既無助於中國的獨立的工會運動的形成,也無助於限制中共的極權主義。
更令人深思的是,西方企業同共產黨的國有企業(其中一部分是軍工企業)的合資或合作,對增強共産主義政權的經濟實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某些西方企業向中國出口的敏感設備和轉讓的敏感技術,則直接幫助了中國改進國防工業和提高軍事技術。人們注意到美國政府近年處罰了有這種行爲的個別的美國知名公司。? 但是實際存在的事例可能比暴露出來的更多。
分析一種類似的現象或許具有啓發性: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對互聯網監控最嚴格的國家,中國的警察系統使用了世界上人數最多的監控互聯網的專業人員。但是,中國本身沒有能夠有效監控互聯網的高級技術,中國監控互聯網的主要設備和關鍵技術很多是從美國公司購買的。？ 這就形成了一組相互矛盾的畫面:嚮往自由和民主的中國網民在互聯網上苦苦搜尋著來自西方的新聞或資訊;美國公司無所顧忌地向中國政府出售扼殺新聞自由和資訊流動的工具。這個現象生動地表現了西方的對華經濟活動有時候並非有利於中國的轉型。
對華投資和貿易給一部分西方公司帶來了利潤和就業機會,但是這僅僅是硬幣的一面。硬幣的另一面則是:在中國的低工資吸引了大量外資和中國的低成本商品大量出口的衝擊下,美國國內的製造業正在失去越來越多的利潤和就業機會,而且美國每年承受著高達一千億美元的鉅額外貿逆差。特別重要的是,對華經濟活動在西方形成了一種特殊利益集團,它們花費大量的資金和時間進行政治遊說,試圖誇大對華投資和貿易對中國轉型的積極作用以及對西方經濟的好處。對華特殊利益集團在西方對華政策的形成過程中似乎擁有太大的影響。在一個存在著多種利益集團的民主社會中,這至少不是一種平衡的情況。
3)人員交流
大量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在西方學習或研究,使得一些人産生了富於想像力的預測:那些在西方接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將會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舉足輕重。但是實際情況不一定令人鼓舞。
由中國政府公派到西方學習或研究的中國人,都經過了嚴格的政治審查,他們往往認同共産主義或民族主義。他們被派到西方的主要任務,是掌握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或有用的管理知識,以便回國後更好地爲共產黨政權服務。
數量更多的通過非政府渠道來西方學習的中國人,絕大多數主要感興趣的是在西方取得學歷,收入和新的身份(永久居留權或國籍),而不是怎樣使中國成爲民主國家和自由社會。
近年來在中國政府的鼓勵和引誘下,一些在西方工作和生活的中國人回國開展商業活動或技術活動。但是他們並沒有像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樣,積極地促進中國的公平競爭,廉潔行政和法治。相反,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正在積極地通過歌頌共產黨政權換取特殊的好處,正在積極地模仿中國的腐敗手段和腐化生活。
毫無疑問,到西方學習,工作,訪問的中國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自由理念和民主思想的熏陶,這對中國社會的文明化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有可能形成推動中國轉型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或社會力量。
5.下一個全球戰略重點
如前所述,中囯共產黨的領導層拒絕轉型，而現有的可能影響中國轉型的內部因素,無法強大到實現中國的轉型，現有的可能影響中國轉型的外部因素,也無法有效地推進中國的轉型。
中國長期不能轉型,不僅將使世界1/5以上的人民得不到基本的自由和民主,而且將使中共政權繼續阻撓建立以美國爲首的民主國家爲主導的新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
“9.11”事件發生後,民主國家將全球戰略重點轉向打擊恐怖主義,這是必要的。恐怖主義在民主國家的占絕對優勢的力量面前,已經受到重創。那些支援恐怖主義的流氓政權,有的被順利地推翻,有的正在受到更有力的威懾與遏制。有理由相信,在未來的幾年中,打擊恐怖主義和反對流氓國家的全球鬥爭將會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但是到那個時候,共産主義中國依然存在。共産主義中國依然是唯一擁有同民主國家抗衡的政治意願和戰略力量的大國。
到那個時候,民主國家就有必要將促進中國的轉型確定爲新的全球戰略重點。如果說蘇聯-東歐共産主義國家集團的崩潰,消除了中國防止轉型的舊的戰略屏障,那麽清掃了國際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就將消除中國防止轉型的新的戰略屏障。這是冷戰之後在全世界最終結束共産主義制度和一切極權制度的歷史機遇。
未來的推動中國轉型的全球戰略,需要建立在3個基點上:
1)促進中國建立以多黨競爭的自由選舉爲基礎的民主制度;
2)促進中國實行以私人企業爲主體的經濟制度;
3)爲了保證中國轉型進程的持續並抑制中共政權的戰略態勢,美國及其盟國應該在中國的周邊地區保持足夠有力的戰略存在,並在世界其他地方阻斷中共政權同獨裁國家,專制國家的戰略合作。
（ 全文完 ）
載自：魏京生基金会网址：WWW.weijingsheng.org
文中作者的觀點並不代表魏京生基金會或魏京生先生本人的觀點與立場。
? 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2003年7月2日對中國2003年上半年人權記錄的批評。
? 見中國官方公佈的2003年7月1日胡錦濤講話的英文譯本
? 最近幾年美國國務院幾次對美國個別知名公司實施罰款,理由是它們向中國提供的先進技術有助於中國改進導彈,火箭和衛星的技術水平。
? 美國國會一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2003年7月就美國公司向中國轉讓用於監控互聯網的先進技術舉行專門的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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